序
　　◇季羨林
　　所謂“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一場空前的大災難，這一點現(xiàn)在幾乎沒有人敢反對了。我個人認為，我們眼前的首要任務，不是追究哪一個人或哪一些人的責任或者罪行，而是不要放過這個千載難遇的機會，研究一下它產(chǎn)生的原因，真實公正地記錄下它發(fā)展的過程，給我們后世子孫留下一點難得的經(jīng)驗和教訓，使我們這個偉大的民族不要再蹈覆轍，不要再演出這樣駭人聽聞的悲劇。我認為，這是我們這些親身陷入這場浩劫的人們的不可推卸的責任。
　　我現(xiàn)在痛苦地發(fā)現(xiàn)，浩劫結束才不過二十來年，今天再同年輕人談到浩劫中的一些真實的情況，他們竟瞪大了迷惑的雙眼，認為我們是談“天方夜譚”，是“海客談瀛洲”，他們決不相信的。在另一方面，許多真正蹲過牛棚、受過迫害的人們，由于自然規(guī)律的作用，已經(jīng)離開了這個世界，他們記憶中那些極可寶貴的經(jīng)歷，特別是受迫害的經(jīng)歷，隨著他們的消逝而永遠消逝了。這是我們民族的損失，絕不是個人的問題。照這樣下去，隨著時間的推移，走的人越來越多，消逝的記憶也越來越多，再過上十年八年，這一場空前的悲劇真會變成了“天方夜譚”。我們許多人的血白流了，性命白喪失了，應得的教訓白白放過了。說不定到了什么時候，氣候和環(huán)境一旦適合，另一場慘絕人寰的悲劇又會在我們神州大地上重演。
　　就是由于這個原因，出于這樣的考慮，我出版了我寫的《牛棚雜憶》。我的主要論點是：不管是打、砸、搶者，還是被打、砸、搶者，我們基本上都是受害者。前者是糊涂油蒙了心，做出了傷天害理的惡事。后者是在劫難逃，受了皮肉之苦，甚至丟掉了性命。我自己屬于后者，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自己跳出來的，結果一下子就跳進了牛棚，險些把小命丟掉。然而我卻一直到1976年“四人幫”垮臺，還在擁護“文化大革命”。這不也是糊涂油蒙了心嗎？
　　一個人，一個團體或組織，甚至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犯點錯誤，是不可避免的。關鍵是犯了以后怎樣對待。對待之方，不出兩途：一是掩蓋，一是坦率承認。前者文過飾非，諱疾忌醫(yī)，結果是往往自食其果。到了以后某一個時候，舊病復發(fā)。輕則病魔纏身，不能自脫；重則嗚呼哀哉，終天抱恨。我個人認為，聰明人，還有點良心的人或組織或國家民族應采取后者的態(tài)度。中國古人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蔽g過之后，天日重明，決無損于日月之光輝。
　　“文化大革命”既然已經(jīng)發(fā)生了，就無法不承認這個事實。在這里，有兩類人至關重要：一類是害人者，一類是被害者。那一群廣大的旁觀者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就應該排在次要的位置上了。對那些害人者也應該區(qū)別對待。絕大部分是由于糊涂油蒙了心而害人的，在某種意義上來講，他們也是受害者，這一點我在上面已經(jīng)說過。對這種人，我只期望他們反躬自省，這對于他們今后做人會有極大的好處。但在害人者之中有一小撮人則應另當別論。這種人挖空心思，采用一些極其殘酷的匪夷所思的手段折磨別人，比醫(yī)學上所謂“迫害狂”還要厲害百倍千倍。說他們是畜生，是抬高了他們，他們應當位居畜生之下。當年我在德國曾參觀一個法西斯集中營，一位當年的“犯人”今天的幸存者告訴我們說：“一個法西斯看守人員，每天晚上必須親手槍斃一個‘犯人’，陳尸床下，他才能在醉醺醺中睡去，否則就睡不著覺�！敝袊�十年浩劫中那一小撮折磨人的人，同這個法西斯有何區(qū)別！畜生能干得出這樣的事來嗎？然而，這一小撮人，雖然當年被劃為“三類分子”，而今有的卻一變而飛黃騰達，有的竟官據(jù)要津了。難道說，這些人不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潛伏的癌細胞嗎？要這些人拿出良心來寫一點當年折磨人迫害人的實際行動和心理狀態(tài)，如果他們做了，也會給我們子孫后代留點極其寶貴的遺產(chǎn)；然而，這是與虎謀皮，戛戛乎難矣哉！
　　現(xiàn)在，我們只能寄希望于那些受害者了。這些人是“童子何知，躬逢勝餞”，他們有幸成為這一場空前的、千載難遇的悲劇的參與者。其中有一些“自絕于人民”者，無從追蹤了。我們這一些厚著臉皮活下來的人，決不應當錯失良機，無所作為，否則就對不起這個上天的“恩賜”。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應當像我在本文開頭時所說的那樣，真實、公正、平允、客觀地寫下我們當年的遭遇，給后世子孫留一點極可寶貴的、千金萬金難買的教訓，杜絕這樣的悲劇再發(fā)生。
　　前不久，我發(fā)表了我的《牛棚雜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極短期間竟成了一部暢銷書，同一些明星、名主持人、名演員的書共同陳列在街頭、巷尾、地鐵、車站的小書攤上�！笆篱g多少傷心事，到處聽人說牛棚”，找我簽字者絡繹不絕。我舞筆弄墨一輩子，并沒有特別垂青于《牛棚雜憶》，寫的時候也是頗為隨便的�？墒亲罱�聽人說，我寫到《牛棚雜憶》，就達到了光輝的頂點，今后大概不會再有了。
　　我曾苦口婆心地勸說我的“棚友”們寫下自己的經(jīng)歷，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我感到極大的失望�，F(xiàn)在“棚友”馬識途同志的《滄桑十年》可能就要問世了。馬識途“棚友”的經(jīng)歷同我是不同的，他是老革命，是著名的作家。他在牛棚中的經(jīng)歷，同我大同而小異，殊途而同歸。他肯寫出來，對我來說，實如空谷足音。我翻看了他的原稿，覺得他的寫法同我不完全一樣，他寫得更詳盡，更質(zhì)直。但是我們的目的卻完全一樣，是我們留給后代的最佳禮品：
　　它帶去的不是仇恨和報復，
　　而是一面鏡子，
　　從中可以照見善和惡，美和丑，
　　照見絕望和希望。
　　它帶去的是對我們偉大祖國和
　　人民的一片赤誠。
　　是為序。
　　1998年6月4日
　　前言
　　在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的東方大國——中國，曾經(jīng)發(fā)生過一場偉大領袖叫作“史無前例”的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這場的確是“史無前例”的大革命，是毛澤東主席親自領導和發(fā)動的。沒有人懷疑他老人家完全是出于“反修防修”的善良愿望和純正動機。也沒有人懷疑那些響應毛主席偉大號召起來造反的紅衛(wèi)兵是多么真誠和多么熱情。但是把這一場革命放在公正無私的審判官——歷史面前加以裁決，卻已經(jīng)有了結論。這就是中共中央于1981年6月做出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fā)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nèi)亂”。又說：“這個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嚴重‘左’傾錯誤，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同時這個《決議》客觀地、實事求是地肯定了毛澤東，說“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發(fā)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他的功勛是應該肯定的，但是他發(fā)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是確實的。
　　這場所謂“革命”一開始，就把中國投入到一片混亂和荒誕之中，一切法紀秩序和道德規(guī)范，蕩然無存，一切公認的是非標準完全顛倒，所有生產(chǎn)都幾乎停頓下來，生產(chǎn)力遭到嚴重的破壞。幾乎所有的曾經(jīng)出生入死戰(zhàn)斗過的忠誠的老革命，一夜之間，全被打成反革命，許多人被淹沒在血泊之中，更多的人被抓被關，被批被斗，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多少革命元勛，包括堂堂的國家主席和許多元帥，不明不白地死去。許多正直的人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反革命，弄到死無葬身之地。而一些政治野心家和投機分子，卻竊奪國家大權，顛倒黑白，混淆是非，頤指氣使，不可一世。一些跳梁小丑忽然加官晉爵，上躥下跳，渾水摸魚，胡作非為。多少悲劇、鬧劇、笑劇一幕一幕地上演，幾乎每個人都在這個舞臺上，身不由己地做了淋漓盡致的表演，每個人的靈魂都做了公開的展覽。而這一切卻都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名義上演的。這場悲劇直到“四人幫”被揪出來后，才落下了帷幕。
　　經(jīng)歷過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的中國人，特別是我們這些身受其罪的人，真是終生難忘。什么時候想起來，都是記憶猶新，恍如昨日。但是，這一起曠古鮮見、世界少有的歷史事件，問起我們的兒女輩來，他們那個時候大概十來歲，還有一點模糊印象；問起我們的孫輩來，他們卻連“文化大革命”這個名詞，也一無所知了。我的外孫就是這樣，我的女兒對他說起我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時，他聽起來簡直以為是在說神話，他無法相信會有這樣的事。如此說來，也許若干年后，我們的子孫后代，除開從歷史書中抽象地了解到一點歷史概念外，他們很難理解那個時代，曾經(jīng)發(fā)生過什么樣的驚人事件，他們的祖輩曾經(jīng)經(jīng)歷過什么樣的荒唐歲月。至于那時特有的什么“噴氣式”、“戴高帽子游街”、“請罪”、“武斗”那些具體景象以及“跳忠字舞”、“打語錄仗”、“佩大像章”、“傳杧果”這種令人發(fā)笑的喜劇情節(jié)，他們再也無法想象了。若干年后，恐怕要有專門的歷史考證學家來發(fā)掘、考證和注釋這些中國土產(chǎn)的專有歷史名詞。這種事情在官方的文書里，在歷史檔案中，未必有詳細的記載和形象的描寫。
　　后世的人們誰能想象得到，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里，竟然出現(xiàn)這樣的怪事？黨的革命領導干部，一夜之間，統(tǒng)統(tǒng)被宣布為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其中許多人被號稱“最高統(tǒng)帥的天兵天將”的紅衛(wèi)兵抓起來關上，給他們的頭上戴上種種帽子，給他們造出種種離奇的謠言，印出種種批判的材料，在“無產(chǎn)階級”的報紙上登了出來。在那些“文明監(jiān)獄”里，對那些真正的老革命恣意進行人身侮辱和非人的虐待，無休止地向貼在墻上的偶像請罪，半天半天地不叫休息、不讓喝水，沒完沒了地批判斗爭。把你拉出去戴上幾尺以至一丈多高的高帽子，還插上幾尺長象征反動官僚的烏紗帽翅子，叫你身上穿上麻布，頸上掛上沉重的木板，木板上寫著各種名目的莫須有的罪名，最常用的就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反革命走資派”。有更殘酷的是將木板用鐵板和鋼絲掛在你的頸上，立刻叫你的頸上鮮血長流。那些天兵天將的“革命派”把你用根繩子牽起來，在大街上游街，后面跟著一大串像送喪似的造反派的“專政隊”。還有別出心裁的，叫走資派在手里提起小鑼，邊敲邊叫“我是反革命走資派”、“我是混蛋”、“我是……”等等他們發(fā)明的無論什么罪名。甚至有的創(chuàng)造性地在走資派的臉上涂上墨或黑油漆，以證明他的確是“黑幫”。如此等等，花樣翻新，不一而足。
　　總之,誰把“走資派”折磨得最慘，最有創(chuàng)造性，誰就最高明。這樣的荒唐事情誰要表示反對，那就要遭到拳打腳踢，把你打翻在地，還要踏上一只腳。據(jù)說這是根據(jù)某種經(jīng)典上的規(guī)定和北京來的“次高指示”。把你拉到街上去示眾和游斗完了，再拉回單位細細地整治你，把你弄上臺去批斗。最標準的做法就是叫你站在臺上，聽任“專政者”把你的身子壓折成兩段，使你的頭快要挨著腳背了。如果聽任你的頭自然下垂，那就便宜你了，他們要抓著你的頭發(fā)，強力叫你的頭仰起來，向前方看，以便于讓臺下的群眾看看你的“丑惡的嘴臉”。在這同時，要你的雙手在背上倒舉起來，像一個噴氣式飛機的翅膀。這就是“噴氣式”的來源和實際景象。
　　應該說這還是最常見最普通的斗爭方式。在那個“英雄世紀”里，是不乏酷刑的發(fā)明家創(chuàng)造出各種名目的特殊斗爭形式的，要列舉出來，真叫罄竹難書了。多少死去活來的慘叫，多少腰斷腿折、耳聾眼瞎的殘廢。多少不知怎么忽然失蹤的善良人、忠誠的共產(chǎn)黨人，多少待死囚徒氣壞了身體，磨白了頭發(fā)。多少含恨而死的真正的老革命，多少自以為在為保衛(wèi)偉大的誰，去參加“武斗”而白白死去的無知青年。多少禍從天降，殃及池魚，橫遭殺戮的無辜群眾。多少被夷為平地的工廠、學校、機關和平民房舍。多少被搶劫、打爛和燒毀的文物、古跡、風景名勝、圖書資料、歷史檔案。誰能想象得到中國會遭到這么慘重的歷史浩劫？
　　然而這一切都是在革命的名義下進行的。誰也不會懷疑發(fā)動這場運動的人，是從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現(xiàn)實出發(fā)，為了把中國的革命繼續(xù)進行到底，是在無數(shù)善良的干部和群眾防止修正主義在中國復辟的善良愿望下進行的，是在無數(shù)誠心誠意革命的青年懷抱極大的狂熱下進行的。我敢說除開極少數(shù)政治投機分子和陰謀家外，上上下下，開始參加“文化大革命”，都是為了想把中國的革命搞得更快更好，想要防止蘇聯(lián)式的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然而誰能想到竟然弄到這樣的結果？死了不計其數(shù)的人，損失了成千成萬的好干部，使中國白白浪費了十幾年寶貴的建設時光，損失了幾千億的財富。
　　然而，正是這種善良的動機卻帶來如此惡劣的后果，才更可怕，才使有頭腦的中國人不得不思考，為什么會在中國大地上出現(xiàn)這樣的怪事？它的社會根源和歷史必然性是什么？怎么才能使這種浩劫不致重演？
　　有的人想要大家把這一切對于黨、對于領袖、對于當領導的許多老革命，特別對那些紅衛(wèi)兵、造反派說來，都不能算是自己歷史上光輝一頁的事，盡可能快地忘記掉。告誡大家不要再去回憶和議論“文化大革命”。他們這種做法的動機無疑也是善良的，雖然這對于黨、對于領袖、對于人民未必有什么好處。歷史事實是抹殺不了的，產(chǎn)生的根子沒有被挖掉，同樣的悲劇還會在某種情況下，以某種不同的形式爆發(fā)出來，那形式可能更為暴烈，那后果可能更不堪設想。
　　有的人把這一場歷史悲劇，簡單地歸罪于某些政治陰謀家如林彪、康生和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幫”之流的破壞和搗亂。這當然是有道理的。而且這似乎已經(jīng)成為法定的歷史結論，可以安撫許多受害的干部和群眾。然而這并不能說明歷史深層次的原委，也不能使大家的頭腦變得更清醒起來。正如把歷史上一個封建王朝的覆滅歸罪于幾個宦官、內(nèi)戚和佞幸之臣，以至把一切罪過歸于一個婦人一樣的荒謬，這是違反歷史唯物主義的。
　　有的則更簡單地把原因歸于最高領導人的性格弱點和心理缺陷，這當然也可以找出許多事實依據(jù)，言之成理。有時某些事實真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決定了歷史的一時進程。然而這卻直接違反了歷史發(fā)展的定理，英雄人物只能在歷史上起推動或阻礙歷史的作用，而不能決定歷史發(fā)展的根本方向。在中國歷史的條件下，最高領導者如是另外的一個人，也可能干出同樣甚至更為荒唐的事來。
　　顯然，要找出在中國大地上發(fā)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必須找出它的歷史根源和社會根源，必須從中國社會的根本性質(zhì)、經(jīng)濟背景、政治沿革、文化心理、國際環(huán)境，以及領導人的氣質(zhì)個性、國民的劣根性等等錯綜復雜的情況中，去探求歷史發(fā)展的軌跡。以這樣來解釋“文化大革命”中的許多現(xiàn)象，才能知道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應該接受的經(jīng)驗教訓是什么，怎樣才能防止這種歷史的重演。
　　然而這一切都必須本于歷史事實。只有把“文化大革命”中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一切生動的具體的事實，進行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貞浤且欢螝v史事實，是不愉快的，甚至是痛苦的，然而是必要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幾乎沒有例外地都親罹其災的政治家，特別是文藝界的同人們，應該用自己的筆把自己親歷的或見聞的事實記錄下來。
　　我想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親身經(jīng)歷，用回憶錄形式記錄下來，在我被點名批判斗爭的第一天開始，就有這樣的打算。但是在被批被斗被關監(jiān)的時候，顯然是不可能的。那時我已失去了人身自由，一天聽任他們那些革命斗爭勇士們拉來扯去地斗個沒完，哪有工夫來寫回憶錄。就是我寫的片紙只字、我說的任何一句話，都要受到極其嚴格的檢查。他們無中還可以生有，真要有片紙只字給他們拿到了，將有什么樣的大禍臨頭，那就不言而喻了。那個時候擺在我面前的唯一的以至是狂熱的愿望，就是活出來。一定要活出來，看一看那些響當當?shù)摹案锩�派”們的精彩的表演，特別是他們的下場。我從來不相信那些跳梁小丑，會真的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成為當權者。我相信他們的下場絕不會比我們更好。
　　終于等到了這一天。1976年的金秋十月，“四人幫”和以造反為職業(yè)的天兵天將的壞頭頭們，被揪了出來，由人民的法庭把他們送到了他們應該去的地方。他們的徒子徒孫和在各地的代理人紛紛垮臺，昔日的跳梁小丑，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造反派的英雄們也夾起尾巴，聽候發(fā)落。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
　　我這個被他們踏上一只腳認為永世不得翻身的“死老虎”，忽然又活了過來，重見了天日，落實了政策，那時叫作被“解放”了。流落的家人得到團聚，涕淚滂沱。許多老朋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不明不白地整死了，幸存下來的總算又得機會見面，唏噓不已，恍如隔世。文學界的朋友們聚在一起，更是繪影形聲地用形象來描述那荒唐世紀的荒唐的人們干的荒謬絕倫的事，無不唏噓流涕，以為三生不幸，生不逢時。有的朋友卻說不是生不逢時，遭受了不盡的折磨，而是生逢其時，三生有幸，得見過去作家和外國作家從未見過的千奇百怪的事，這么豐富的寫作素材，一定要把它用文學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
　　我已經(jīng)是八十出頭的人了，每月領著雖然不高卻也不低的工資，我盡可以消消停停地喝茶種花，或者去活動室參加方城之戰(zhàn)，或者和老朋友在楚河漢界上殺它個落花流水，頤養(yǎng)天年，靜靜地聽候馬克思或者閻王的召喚，豈不快哉！但是一個作家的良心，驅使著我，要我把現(xiàn)在還老闖進我的噩夢中來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許多人和事，記錄下來。
　　我鼓足勇氣，寫了起來�？墒菍懥肆�年，總因為這樣那樣的想法，遲遲沒有拿出初稿來�！拔幕�大革命”已過去二十多年了，直到現(xiàn)在似乎還沒有看到多少記錄當時真實情況的書，我寫的這一本《滄桑十年》，正是一個親身經(jīng)受那場“革命”洗禮的老干部所寫的實錄。我不想宏觀地來描繪這場“大革命”，那是歷史學家的事。我只實在地記錄自己當時所受、所見、所聞、所感。這里自然要涉及某些人和事�？赡苡械娜丝戳烁械讲话惨�，甚至要對我采取什么行動，那也只好由他。我相信時代變了，即使那些“四人幫”陰魂附身的人，想再在我的頭上戴上幾頂帽子，陪我進棺材去，也辦不到了。如果有什么關礙，不能出版，那就留給子孫，或者束之高閣，讓老鼠和蠹蟲用牙齒去批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