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綿延不絕。古籍文獻作為中華文化傳承的載體，歷來極受重視，各朝官府多辟專門處所收藏，歷代私人藏書者亦名家輩出。中國歷代官私藏書的總量在十萬種以上，數(shù)量之大、門類之繁，世所罕有。然而由于天災人禍，流傳至今的甚少，可謂萬不一存。幸而有各種傳世目錄，能將它們或多或少地留存。而且，因為古典目錄中包含豐富的學術(shù)、思想、文化信息，具有“提要鉤玄，治學涉徑”、“辨章學術(shù)，剖析源流”等功用，目錄學便成為讀書治學的入門之學。清代學者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有兩句議論甚為中肯，即：“目錄之學，學中第1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人�！薄胺沧x書切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
　　中國古典目錄學“濫觴于漢，發(fā)展于魏晉南北朝，興盛于唐宋，顯赫于明清氣漢代的《別錄》、《七略》開中國古代目錄學著作之先河，此后歷代，有大量的國家和私家目錄產(chǎn)生，并在清代達到一個亙古未有的高峰。清代目錄學之盛，首先體現(xiàn)在數(shù)量上，孫殿起《販書偶記》著錄清以后目錄書一百五十五種，實際遠不止此，即使按這個數(shù)字，清代目錄著作數(shù)量可占中國古典目錄一半以上；其次體現(xiàn)在目錄的成熟和形式的多樣，比如：張之洞的《書目答問》是成功的“登記目錄”之一，成為舊學的入門指南；《四庫全書總目》體例嚴謹、解題豐富，是官修“解題目錄”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