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民主與幸福

1990年，我到耶魯大學政治系任教時，羅伯特·萊恩已經(jīng)從尤金-梅耶講座教授的位置上退休了。凡是在美國修讀過政治學的人對他的名字都不會陌生，因為他曾經(jīng)擔任過三個主要學會的會長，即美國政治學協(xié)會（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政策研究學會（the Policy Studies Organization）和國際政治心理學學會（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olitical Psychology）。為了表彰他在政治心理學領域的杰出貢獻，1995年英國科學院（the British Academy）推選他擔任院士。

老人退休后仍住在離系不遠的一幢公寓里。在校園里，人們經(jīng)常能看到他提著老式布制書袋漫步的身影。在各類學術研討會上，他總是靜靜地坐在一個角落，認真聽講，卻很少發(fā)言。大概是在1998年，有一次系里舉辦例行的午餐研討會，萊恩也來了。那次研討會的主題是民主制度，主講人是另一位退休教授，另一位前美國政治學協(xié)會會長，即以研究民主理論聞名于世的羅伯特·達爾。雖然退休多年，但是達爾幾乎每天都來系里，其精力之旺盛、思路之敏捷，一點也不像年過八旬的老人。達爾最著名的書是他那本1956年出版的《民主理論的前言》，但我認為真正能夠展現(xiàn)其對民主問題的深邃思考的卻是他65歲以后出版的書，如《經(jīng)濟民主的前言》《論民主》和《美國憲法到底有多民主？》。每次與他交談，我總能受到某些啟發(fā)。因此，他主講的研討會當然不能錯過。

但是，那次研討會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達爾，而是萊恩。達爾具體講了什么，我現(xiàn)在已記不清楚。只記得，他講完后，萊恩破例舉手提問：巴伯（羅伯特的昵稱），你關于民主制度的好處講得很系統(tǒng)，也很深入。不過，如果民主制度真像你說得那么好，它應該能夠讓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感到幸福，不是嗎？達爾答道：那當然！萊恩：但是，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暫且不提其他國家，近幾十年來，咱們美國人當中感到自己非常幸福的人變得越來越少，而不是越來越多。聽到這里，我突然有一種開竅的感覺。民主制度研究是二十世紀最后一二十年的顯學。各國學者對民主制度的方方面面都進行過探討。民主與經(jīng)濟增長的關系有人研究過，民主與穩(wěn)定的關系有人研究過，民主與自由的關系有人研究過，民主與平等的關系也有人研究過，但從來沒有聽說有人研究過民主與幸福的關系。美國的國父們在《獨立宣言》中曾莊嚴宣布：人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賦予的一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如果追求幸福如此重要，那么為什么那些研究民主的學者從未想過探討民主與幸福的關系呢？萊恩能從這個被人們忽略的角度提出問題，真不愧為大家。那天研討會是怎樣結束的，我已印象全無。只記得自己處于極度興奮的狀態(tài)，為萊恩的問題對我的啟迪而興奮。

興奮之余，腦海里也產(chǎn)生了一些問題：美國感到幸福的人真的減少了嗎？在多大程度上減少了？這種心理變化與民主制度到底有什么關系？如果民主不能帶來幸福，那么什么可以帶來幸福？我本人沒有能力回答這些頗具挑戰(zhàn)性的問題，便向萊恩請教。他讓我耐心等一下，說他的新書將系統(tǒng)回答我的問題。幾年之后，耶魯大學出版社推出了萊恩的新書，題為The Loss of Happiness in Market Democracies。該書出版的第二年，美國政治學協(xié)會將該書評為政治心理學類最佳學術著作。

* * * *

兩千多年前，希臘哲人很重視幸福（happiness）這個概念。例如，亞里士多德認為，幸福是每個人都希望得到的東西。然而，進入中世紀，幸福這個概念幾乎不再被提及。因為那時人們追求的是來世上天堂，而不是今世渾渾噩噩地生活（不管這種生活方式有多幸福）。文藝復興重新激發(fā)了人們追求幸福的興趣，但直到邊沁（17481832）的功利主義學說出現(xiàn)，追求幸福的意義才被提升到哲學的高度。邊沁認為，避苦求樂是個人行為的基礎和區(qū)分行為善惡、是非的準則。他主張，個人利益的滿足（利己主義原則）是保證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利他主義原則）的手段。其后，經(jīng)濟學家們談論過一陣幸福。但從馬歇爾（18421924）開始，在經(jīng)濟學里，幸福這個概念逐漸被效用（utility）所替代。效用是一個經(jīng)濟學家說不清、道不明的概念，也是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的核心概念。按照《麻省理工學院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詞典》的定義，效用是福利（welfare）和滿足（satisfaction）的同義詞，偶爾也指幸福。不過，幸�；�本上已遠離主流經(jīng)濟學家的視野。他們關心的只是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增加人們的福利。其未加言明的假設是：一旦人們的物質需求得到滿足了，福利水平提高了，他們還能不幸福嗎？于是，幸福與人們占有多少商品，擁有多少財富劃上了等號。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心理學家開始了對幸福的實證研究。之前，心理學家關心的只是心理疾��；此后，幸福成了心理學中一個熱門話題；再往后，社會學發(fā)展出了生活質量研究這個分支，并把幸福作為其中一個重要指標。但到目前為止，幸福這一問題還沒有引起政治學者們的注意。萊恩恐怕是唯一的例外。萊恩相信，幸福才是人們追求的終極目標。其他人們?yōu)橹畩^斗的東西，包括金錢、財富、自由、民主，不過是實現(xiàn)這個終極目標的手段而已。

幸福之所以被忽略的一個原因就在于：這個概念難以被衡量。一個人賺了多少錢，一個家庭擁有多少財產(chǎn)，一個國家的國民生產(chǎn)總值有多高，這些都可以衡量，政府甚至保存著翔實的數(shù)據(jù)。幸福卻因人而異。在一些人看來，一邊喝酒，一邊看世界杯簡直幸福死了；而在另外一些人看來，這簡直就是浪費時間。不錯，幸福只是一種主觀感受，無法找到客觀的指標。不過，了解社會上到底有多少人感到幸福仍然是有意義的和有可能的。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通常用來考察人們的主觀感受的問題是：總的來說，你是感到非常幸福，有點幸福，還是不太幸福？ 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一些國家就已經(jīng)開始收集相關的數(shù)據(jù)。

萊恩整本書立論的基礎是一個簡單的觀察：在19721994年間，報告稱自己感到非常幸福的美國人特別是女性、青年、黑人和其他少數(shù)群體越來越少（隨后一項研究顯示，在19602000年間，按不變價格，美國人均收入翻了三番，但報告稱自己感到非常幸福的美國人卻從40%下降到30%左右）。 在一些歐洲國家，盡管幸福指數(shù)沒有出現(xiàn)明顯的下降，但是患抑郁癥的人數(shù)卻在急劇增加。如果考察人們對生活各個方面的感受，情況也差不多：報告稱自己對婚姻、對工作、對經(jīng)濟狀況、對居住環(huán)境感到非常滿意的人數(shù)都在減少。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歐美人需要依賴藥物以保持身材、提高性趣、幫助睡眠、清醒頭腦、逃避無聊和控制抑郁。

如何解釋這個現(xiàn)象呢？萊恩進行分析的第一步是考察什么因素與幸福無關，什么因素與幸福有關。一般人認為，經(jīng)濟增長、收入水平提高可以使更多的人感到幸福。萊恩承認貧窮不能使人幸福。但通過分析各國的數(shù)據(jù)，他得出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結論。在概念上，他將經(jīng)濟增長和由經(jīng)濟增長帶來的收入提高區(qū)別開來。經(jīng)濟增長的過程往往是痛苦的，因此它本身并不會增加幸福。收入水平提高在發(fā)展中國家則會產(chǎn)生增加幸福的效果。如果進行跨國分析，很明顯，收入水平較高的國家，幸福指數(shù)也較高。這正是主流經(jīng)濟學家喜聞樂見的結果。但萊恩進一步指出，收入水平與幸福之間并不是直線相關，而是曲線相關。在收入達到一定水平之前，收入提高會增加幸福；而當收入超過一定水平后，它的進一步提高未必會增加幸福。大量實證研究表明，在眾多發(fā)達國家中，人均購買力最高的國家不一定是最幸福的國家；在一國之內(nèi)，最富的人群不一定是最幸福的人群。萊恩對此的解釋是，當人們對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滿足時，他們不太可能感到幸福。因此，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以前，收入每提高一些，就會使人感到更幸福一些。但是，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之后，收入對幸福的購買力就會開始減弱。收入水平越高，這種購買力就越小，以致達到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這一發(fā)現(xiàn)對政策設計具有很大的指導意義。如果收入對幸福的購買力會逐步減弱，那么政府在分配政策上應向低收入階層傾斜，因為收入減少對高收入階層的幸福不會有太大影響，而收入增加對低收入階層的幸福卻能產(chǎn)生很大的影響。只有這樣，才能實現(xiàn)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 福。

如果金錢不一定能買到幸福，那么什么才是幸福的源泉呢？萊恩的回答很簡單：情誼（companionship）。他在書中引用了19世紀英國詩人布萊克的詩句：鳥兒有巢，蜘蛛有網(wǎng)，人類有友誼。當然詩句不能用作社會科學的證據(jù)。不過，詩人的敏感往往使得他們能夠憑借直覺對事物的本質作出準確的判斷。根據(jù)各國在各個時期的研究，萊恩發(fā)現(xiàn)，婚姻關系穩(wěn)固、家庭關系和諧、鄰里關系和睦、朋友來往密切是人們感到幸福的主要原因。相反，感到不幸福的人往往是那些經(jīng)歷了離異、分居、喪偶和孤獨的人。例如，有若干項研究表明，朋友的數(shù)量比個人收入或家庭收入更能預測他/她是否感到幸福。

* * * *

在確定幸福的直接決定因素后，萊恩切入了該書的主題：市場和民主會增加人們的幸福，還是會減少人們的幸福？

按照經(jīng)濟學流行的說法，市場最大的優(yōu)勢就在于：它能夠讓人們在自己財力許可的范圍內(nèi)自由地作出選擇，滿足人們的偏好，從而將效用和福利最大化。換句話說，市場應該可以增加人們的幸福。萊恩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從四個方面證明：雖然市場經(jīng)濟可以帶來不少好處，如減少貧困、改善健康、延長壽命、普及教育、促進自由，但它卻不可能帶來幸福。

第一，市場經(jīng)濟是滋生物質主義的土壤，物質主義會使人不幸福。物質主義（materialism）是指將物質追求作為人生目標的價值取向。被物質主義俘虜?shù)娜送�往會暗想：那些擁有豪宅、名車的人真讓人羨慕；如果我有錢買更多我喜歡的東西該多幸福呀；看到喜歡的東西卻買不起真讓人難受；上街買東西給我?guī)�來很大的快感。�?jīng)濟學家相信，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是市場之所以能運作的前提。的確，如果人們都不把追求個人物質利益最大化作為自己的目標，那么我們很難想象市場有什么用處。但經(jīng)濟學家同時相信，每個人都竭力追求自己的物質利益才能實行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萊恩認為，這種說法并不對。他列舉了多項實證研究，這些研究都表明，物質主義者更容易陷入抑郁和焦慮，更難感到幸福。

為什么物質主義會妨礙人們獲得幸福呢？首先，物質主義者往往更自私。在一項調(diào)查中，人們會被問及你會如何花費一筆兩萬美元的橫財。結果表明，物質主義者花在自己身上的金額要比非物質主義者多兩倍，愿意捐獻給慈善機構、教堂的金額，或者花在家人、朋友身上的金額也比非物質主義者少。自私的人也許熟人很多，但朋友很少。他們也許渴望親情和友情，但對金錢和物質的渴望卻更加強烈。按照萊恩的理論，缺乏親情和友情的人是難以感受到幸福的。其次，物質主義者追求的是外在目標（extrinsic goals）而不是內(nèi)在目標（intrinsic goals）。外在目標的實現(xiàn)在很大程度上與外人、外力有關，不受自己控制，因此便難以享受到自我滿足的樂趣。再次，物質主義者追求的是結果滿足而不是過程滿足。他們工作的目的就是賺錢，而不能享受工作本身所帶來的樂趣。最后，對物質財富的追求恐怕是不可能滿足的。得到一樣新東西的快感馬上就會被對更多東西的企盼所淹沒。這四個原因加在一起便產(chǎn)生了惡性循環(huán)：物質主義者很難感到幸福；不幸感或抑郁使他們遠離人群，更加孤獨；缺乏親情和友情使他們感到更加不幸。

第二，市場并不把人看作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活生生的存在，而是把人看作諸多生產(chǎn)要素中的一種。因此，庇古說，金錢是市場用以衡量人的價值的準繩；奈特說，在市場交易中，人往往將其他人看作賭博的老虎機。既然人只被看作一種生產(chǎn)要素，那么自然他們與其他生產(chǎn)要素（如資本）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一切取決于怎樣做更有利可圖。既然他人只是自己賺錢所需利用的工具，那么我們不難想象這樣一類人的出現(xiàn)，即他們交友只是為了賺錢，然后又想用賺的錢來買朋友。然而，一旦受到銅臭玷污，親情和友情就不復存在了。更重要的是，市場服從的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其中完全沒有鄉(xiāng)情、親情和友情的位置。梅因在《古代法》中，滕尼斯在《禮俗社會和法理社會》中都曾談到市場經(jīng)濟是如何逐步瓦解傳統(tǒng)的家庭、宗族和鄰里關系的，如何在人與人之間造成一場所有人對抗所有人的戰(zhàn)爭的。韋伯則更加直截了當，他指出市場對人沒有尊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則說得最為透徹：資本主義市場經(jīng)濟撕掉了蒙在家庭上那溫情脈脈的面紗，將家庭關系變成赤裸裸的金錢關系。

第三，人們從勞動力市場很難感受到幸福。經(jīng)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失業(yè)是最大的市場失靈。但他說的只是人力資源的浪費。實際上，失業(yè)還是破壞個人和家庭幸福的最大殺手。即使不看學術性的研究，我們也知道失業(yè)對人的精神打擊有多大。而各類研究都表明，失業(yè)往往與酗酒、離婚、抑郁癥、精神失常、自殺等高度相關。失業(yè)帶來的另一個后果是經(jīng)濟安全問題。在經(jīng)濟學和社會學關于收入分配的研究中，研究者的重點一般放在收入水平上，而忽略了收入保障。賺多賺少固然重要，但對一般人來說，能否維持一份穩(wěn)定的收入則更為重要。一旦飯碗不保，誰還可能感到幸福呢？哪怕沒有遭遇失業(yè)，勞動力市場仍然可能給人們帶來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壓力。比如說分工，從勞動力市場發(fā)展和提高效率的角度來看是十分必要的，但分工卻會導致去技能化，即是說，將有創(chuàng)意的生產(chǎn)過程變成枯燥乏味的事情（卓別林的電影就是用夸張的手法來描述這種生產(chǎn)過程有多么摧殘人）。又如，從提高人們競爭意識的角度來講，拉大收入差距也許十分必要，但它卻可能會對同事間的關系造成嚴重的損害，并且會增加人們工作中的心理壓力。

第四，如果說在勞動力市場人們得付出的話，那么消費者市場則理應是他們獲得回報的地方。那么消費者市場能否給人們帶來幸福呢？萊恩的回答是否定的。美國據(jù)說是消費者的天堂，那里的購物中心的數(shù)量遠遠超過了中學的數(shù)量。在萊恩看來，這正好說明消費主義浸透了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也許消費可以給一些人帶來快感，但要在成千上萬種商品中挑選自己中意的東西卻會使很多人面臨認知超載，并擠占他們與家人和朋友團聚的時間。除此之外，在消費主義盛行的國度里，人際關系可能被買賣關系所取代，金錢可能變成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市場中必要的猜疑態(tài)度可能演化為人生態(tài)度。在這個意義上，市場本身就是造成社會疏離的內(nèi)在原因。

在經(jīng)濟學中，當市場失靈時，政府干預就名正言順了。上面的分析證明，使人幸福也是市場失靈的一個方面。那么，政府干預，或者更具體地說，民主政府的干預能給人帶來幸福嗎？萊恩對此似乎不太確定。因此，他給本書第五部分的標題加了一個大大的問號：民主是不幸的來源嗎？他的判斷是，幸福與否取決于微觀世界的經(jīng)驗，而不是宏觀政治領域的經(jīng)驗。一些實證研究的結果一個國家是否民主與該國民眾是否幸福之間并不存在相關關系也對萊恩的判斷給出了相關支持。

通過三個層面的分析，萊恩得出結論：民主制度并不一定會給人們帶來幸福。就民主的過程而言，它充滿了痛苦。例如：（1）所有麻煩的社會問題都是民主必須處理的問題；（2）當政府決定做一件事時，總是只與沖突各方的一方站在一邊，因此而得罪其他各方；（3）民主政府要做好事就必須征稅，但沒有人喜歡交稅；（4）行使公民權（包括最寶貴的投票權）需要克服一些困難，付出一些成本（如時間和精力）。就民主決策的性質而言，它所能滿足的是要求（demands），而不是需求（needs）。哪個利益團體的聲音最大、影響政府決策的能力最強，其要求就最可能被政府滿足。而弱勢群體盡管有實實在在的需求，但由于其影響政府決策的能力甚微，因此常常得不到政府的注意。需求得不到滿足的人大概不會感到幸福。就民主的結果而言，有相當多的公民并不滿意。這表現(xiàn)在：在西方社會中生活的人對他們天天與之打交道的民主制度似乎越來越?jīng)]有信心，認為自己對于政府的所作所為毫無發(fā)言權的人越來越多，認為政府受到特殊利益集團操縱的人越來越多，認為政府對老百姓的事非常關心的人越來越少，相信政府的人越來越少。這一切使得不少人對民主政治產(chǎn)生了無力感、無助感和疏離感。這些增加了人們的煩惱，卻沒有提高他們的生活質量。

* * * *

萊恩的這本書對一些被人奉為圭臬的觀念提出了挑戰(zhàn)。這些年來，中國最時髦的詞匯是 增長發(fā)展市場自由民主改革轉型等。我們把它們作為目標苦苦追求。萊恩提醒我們，現(xiàn)有的經(jīng)濟理論和政治理論都錯把手段當作了目標，陷入了手段拜物教。其實，人類追求的終極目標應該是幸福，其他一切只不過是手段而已。更加激發(fā)我們的思考的是，萊恩用邏輯推理和各國多年來積累的實證研究證明，我們所鐘愛的增長市場和民主未必能給我們帶來幸福。那么，什么才是幸福的源泉呢？萊恩的回答很簡單：情誼。兩百多年前，法國大革命打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旗號。從那時起，右派偏愛自由，左派偏愛平等。萊恩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他強調(diào)的是博愛。同時，在如何實現(xiàn)博愛理想的問題上，萊恩絕不是懷舊派，并不主張回到過去。他清楚地知道，田園詩般的過去根本就不曾存在過。萊恩也不是烏托邦派，他知道，過分強調(diào)情誼也會造成很多令人不愉快的現(xiàn)象，如感情負擔、裙帶關系、法紀松弛等。萊恩主張，對現(xiàn)實進行改造，盡量增加其中的情誼；在追求其他階段性目標的時候，盡量避免損毀情誼。最后，我認為，對仍然處于轉型期的中國而言，為了爭取一個幸福的未來，記住這個忠告尤為重要。

王紹光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講座教授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江學者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