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書將向人們表明，當好奇心、好運氣與不顧體面的機會主義相結合時，會產生什么結果。好奇心源于我的感觸，即先前對戰(zhàn)后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費力的理論分析，仍留下了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美國到底從蘇聯的行為中發(fā)現了什么樣的威脅？華盛頓是否真的想要在戰(zhàn)后歐洲建立勢力范圍？杜魯門政府為什么一開始贊同避免在亞洲大陸進行軍事介入，但很快又改變戰(zhàn)略了呢？在沒有任何可能會受蘇聯報復性攻擊威脅的十年中，美國為何要克制自己不使用核武器呢？美國官員是否真的認為國際共產主義是鐵板一塊的？蘇聯人和美國人是如何發(fā)展出不試圖擊落對方偵察衛(wèi)星的默契的？最重要的是，考慮到自1945年以來超級大國間前所未有的緊張程度，為什么還沒有爆發(fā)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

我有三個好運氣：第一，檔案的解密使大量原本保密的美國和英國文件得以公開，從而使開始回答上述問題成為可能。第二，我很幸運地參加了從基輔、北京、奧斯陸、帕洛阿爾托到芒特基斯科（Mount Kisco）等地舉行的一系列會議和研討，有大量機會提交研究發(fā)現、檢驗研究假設，并得到我的同事和相關研究領域的同仁們十分寶貴的建議（盡管未必總能聽取）。第三，由于為這些會議準備了論文的緣故，我驚訝而又滿心歡喜地發(fā)現，我用不著刻意計劃便可以完成本書。

機會主義源于這樣的事實，即某種程度上，我自己是在進行重復發(fā)表。本書中的三篇文章已以略微不同的形式發(fā)表在期刊或會議論文集中，另外三篇也即將以某種形式發(fā)表。但這些已發(fā)表作品存在的問題是，它們必然與其他人就相關題目發(fā)表的文章有所不同，因此很難把它們與更廣泛的關注聯系起來。如果這聽起來像是重新擺弄舊材料的淺薄借口，我并不完全否認。但我可用重構歷史的合理性及我相信我絕非頭一個這樣做的歷史學家的事實來為自己辯護。

我將這些論文放在一起的目的是討論幾個相互聯系的問題：當代史即一個介于記者所報道的東西和歷史教科書所傳授的東西之間的時期中現在有了可供進行詳細的檔案研究的資料；這些資料中所包含的內容，有時以驚人的方式改變了我們對于最近這段歷史的看法；對發(fā)生了什么的回憶不同于事實上發(fā)生了什么的認識，這將能提供新的、有時是有價值的視角，我們由此可充分理解現狀，甚至可能試圖改變現狀。

我在這里想要對那些使這些論文能以最初形式出現的人士和組織表示感謝，他們是在每一章開始時所標明的那些具體的個人和組織。我必須補充一句，他們都無須為這些文章承擔任何責任。我也得益于圖書管理員、檔案管理員及編輯們，如果沒有他們，我們這些書寫當代史的人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特別要提及的是美國國務院歷史學家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他們出版了不可或缺的系列叢書《美國對外關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國家檔案館外交與現代軍事部；倫敦國家檔案館；哈里·杜魯門總統圖書館和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西利·穆德（Seeley G.Mudd）圖書館；尤其是俄亥俄大學圖書館，那里的工作人員每次都竭盡所能為我服務。

與謝爾登·梅爾（Sheldon Meyer）以及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合作，對我和在阿森斯歷史系的幾位同事來說，已經成為一樁樂事。我這次要特別感謝利昂娜·卡佩利斯(Leona Capeless)的出色編輯工作。我要感謝挪威大學出版社（第三章）和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第四章）同意我使用其版權，出版本人先前已經發(fā)表過的論文。

芭芭拉、邁克爾和戴維曾巧妙地向我指出，那些根本沒記住我的書到底寫了些什么的讀者，卻會在多年后不準確地憶及，我在前言中就我的家人寫了些什么。因此，為了避免給他們留下終身的印象，我在這里只想說，感謝上帝，我的家人都很好、很幸福，并（正如我們的芬蘭朋友所說的）向他們表示問候。

對本書有特殊功勞的兩位人士是：維爾·史密斯影音公司（Vere Smith Audio�睼isuals）的理查德·巴爾（Richard Barr），他耐心地向我介紹了文字處理的各種好處；馬丁建筑公司（Martin Builders）的羅伯特·馬�。≧obert Martin）非常精心和有才能地建造了研究室，本書的大部分得以在那里完成，而非常重要的電腦現在也都存放于此。

我對這兩位表示尊敬和感激的方式是專注于我的事業(yè)，他們長遠、美滿、成功的生活很大程度上豐富了我生活的城鎮(zhèn)和我任教的大學，而他們的視野卻遠不止于此。

約翰·劉易斯·加迪斯

1987年2月于俄亥俄阿森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