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鮑照是六朝頗具影響力的詩人。聯(lián)句不計，其詩見存兩百首。蕭統(tǒng)《文選》、徐陵《玉臺新詠》、郭茂倩《樂府詩集》、王士禛《古詩選》均收録鮑照詩，以致李善、五臣、吳兆宜、聞人倓注解上述相關各書時，都曾著墨於那些篇章，唯相較於鮑照見存的詩作數(shù)量而言，實止一臠。暨清代末葉錢振倫先生以前，未曾有人全面注解鮑照詩。有清諸名家涉及六朝詩的撰著固然均曾論及鮑詩，但它們乃以賞析、評論爲主旨，雖間有涉及詞句的義疏可采，整體而言，與注釋判然兩途。似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十八《宋三》，選録鮑照詩六十七首；卷十九《宋四》選録鮑照詩四十一首；《補遺》卷二選録鮑照詩二十首，但通觀此二編，陳氏僅於《擬古》之七秋蛩扶戶吟之扶曾訓釋：扶猶依也。同治七年（一八六八），錢氏於鮑集之注解息硯，篳路藍縷，功在士林。由此稿未刊，或可臆推：尚有筆墨俟後增入，是以黃晦聞先生補注其中的詩，於癸亥年（一九二三）末竣工。黃先生乃廣東同鄉(xiāng)名宿簡朝亮（一八五一一九三三）之弟子，舊學根柢篤實；本身又是詩人，有《蒹葭樓詩》傳世，於舊詩之體會頗深，曾徧注魏室三祖、曹植、阮籍、謝靈運諸家詩集，惜世無完美，此編不免瑕瑜相間。錢氏哲胤仲聯(lián)先生在兩位前輩基礎上增補。仲聯(lián)先生書香門第，畢業(yè)於享有盛譽的無錫國學專校，然而《鮑參軍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詩這部分，除了少數(shù)幾處，餘者了無諟正、發(fā)明；繁引宋本，列異同，而鮮辨是非。至於自鄶而下，以胥鈔掩其蒙昧，徒然禍棗災梨。是以筆者均舍之，取黃氏之《鮑參軍詩注》（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七一）爲據(jù)，補其闕，正其訛。

有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行世後，劉漢訖楊隋諸名家的文集大致已臻完帙，黃先生戛戛僅取詩爲之注，他曾説明原委：

世變既亟，人心益壞……惟詩之爲教，最入人深……余職在説詩，欲使學者繇詩以明志，而理其性情，於人之爲人庶有裨也？

筆者固然不敢認同以詩濟世的理念，但於黃氏具別裁心識這點，實擊賞仰止。近代，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八）、陳伯君《阮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七）、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臺北：里仁書局，二○○四），以及上述錢某之撰則將黃氏割棄的各家其他文類作品悉數(shù)納入。假使那些部分的注釋詳備高明，猶可爲之詞：爲了便利有意通盤學習曹、阮等著作者，偏偏闕、誤、浮、疏滿紙，如俛拾地芥。蓋二千多年來帝國流風餘沫所被，凡事以多、大爲尚，故終難辭買菜求益之譏。由此，也愈見黃氏治學境界不同流俗。

誠如黃先生所言：余注謝康樂詩既畢，念鮑參軍詩難讀，視康樂過之。這究竟是爲避免孝武猜忌而寫的鄙言累句，還是劉宋普遍風尚影響所致，業(yè)無從分判。鍾嶸顯然不采信沈約之説，故曰：其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鮑詩不雅，從詩作用典有限，而且不時近乎白描，灼然可見。其不清則是危仄的直接後果。危相對於平易；仄，側也，相對於正常。最要緊的乃鍾嶸説他不避，直言之，刻意爲之。鮑照刻意爲之的方式不外四類：一，將過往習用易解詞彙中的一個詞素，以同義或近義詞取代。如以藻志取代美志。二，某些詞彙前人雖已使用過，但極冷僻，他將之重拾，從使用量的比例上而言，這仍是種廣義的新變。如昌風，以見存史料來説，僅陸雲(yún)於《答孫顯世》中用過，與豐水對仗，百餘年後的他翻出來使用。三，有的已經(jīng)是罕用或未曾用過的詞彙，他還要變動一下，就愈滋困擾了。如以羽姬代替仙姬。四，純屬自造，以訛爲巧。如從《毛詩》中的崇朝獲得靈感，弄出窮光這種瑋辭。這自然導致鮑詩的意義晦澀，動輒需迂曲解碼。劉勰曾痛評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以致劉宋文壇的特色在訛而新。鮑詩可謂個中翹楚。避熟就生本爲創(chuàng)作必有且應有之現(xiàn)象，而且生、熟猶同一光譜，並無刻板的區(qū)隔線，但不容否認，避熟就生這傾

向發(fā)展到劉宋，有些過分之嫌，鮑照則走火入魔，是以於鮑詩之耕耘，時逾百年，世經(jīng)四代，誤解、不解之處俯拾皆是，遑言如何串講？筆者研讀鮑詩積年，此感尤深，然迄今仍有數(shù)句不詳所云。唯冀假我數(shù)年，或蒙天啟，終克悉數(shù)疏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