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頭這部還散發(fā)著墨香的作品，既厚重豐富，又鮮活靈動，堪稱中國媒體人和國際關系學人精心合作與深度融合的精品。這里面的講者，亦師亦友，都是活躍在研究國際關系各個領域的大家、大咖、領軍人物，難得被一網打盡，讀者可以盡飽眼福；而促成此事的李念女士，可謂殫精竭慮、用心良苦，個中體味，在她的后記中可窺見一斑。要為這樣一部作品做點推介，深感力有所不逮，技術有所不及，只能發(fā)表點隨想，彌補幾度爽約的遺憾。

《文匯報》能有文匯講堂這樣的欄目，匯聚如此多的各領域一流學者，并將學者與普通市民之間的距離拉得如此之近，其匠心獨運，恐怕與上海這座城市和海派文化有關。對所謂海派文化上海文化，北京的楊東平教授、上海的余秋雨先生在書作中，都曾有精妙的論述。概言之，中國傳統(tǒng)文明在上海這個面向世界的大都市，歷經歐風美雨，釀出一種獨特的文化品質，成為糅合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精英文化與通俗文化的現(xiàn)代市民社會文化，既開放包容，又求真務實，更兼有一種細膩精致，帶著一絲小資。文匯講堂某種程度就是這些特質的具體體現(xiàn)。針對市民關心的重大國際熱點問題，講堂分專題請京滬兩地大家發(fā)表演講，然后安排一位同樣重量級的嘉賓現(xiàn)場點評，或彼此呼應，或拾遺補闕，相互補臺，相得益彰，真正把一個問題講透了。如若還嫌不夠，或者意猶未盡，則還有現(xiàn)場聽眾對嘉賓刨根問底式的提問環(huán)節(jié)。千萬別小看了上海的聽眾，里面藏龍臥虎，不乏專家級的長期忠實聽眾，高手還真是不少。編者最后去粗取精，進行二度深加工，將其中最精彩的內容全面呈現(xiàn)，使講堂不僅有鮮活的現(xiàn)場版，更有深度的文字版。人們最感興趣的恐怕還不只是這些，而是講堂對演講嘉賓所做的配套式學術人生專訪。透過近萬字的學者人生履歷和學術軌跡，讀者可以更加立體地了解一位學術大家的思想脈絡，進而對其演講內容和觀點會有更加深刻的體會。如此這般，文匯講堂把學術人格化、市民化、普及化了，既保留精英精致本色，又接地氣、有人氣，可以說做到了精致、極致。

近年來，繼國學熱之后，國人似乎又興起了一股國際熱，且比國學熱猶有過之。國際問題不僅成為街談巷議，而且人人皆是專家。談起特朗普，一個大學教授未必就比某票友級出租車司機或天天看《參考消息》《今日關注》的老同志高明多少。至于中美貿易摩擦、南海臺海、朝核伊核、釣魚島黃巖島等問題，更是大眾關心、萬眾矚目。相關國際時評充斥各種公眾號、朋友圈，魚龍混雜，高低錯落，分不清哪些是專家之言，哪些是網民之見。讀者網民如此熱衷跟蹤、關注、談論國際問題，且頭頭是道，全世界超過中國的恐怕沒幾個。究其原因，一是中國確已歷史性地走近國際政治舞臺的中央和世界經濟舞臺的前沿，一帶一路已經延伸至全球各個區(qū)域，中國與世界相互深度交融，內政與外交已經密不可分，中國的自轉和世界的公轉同頻共振，中國的變化和世界的變化互為因果，世界的局勢變幻開始深刻影響到尋常巷陌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人們空前地關注國際問題，自然毫不奇怪。二是網絡技術及平臺的空前發(fā)達，兼及各種新興智庫、新興媒體助陣，各種資訊異常豐富多彩，且及時傳遞，類似特朗普發(fā)表《國情咨文》的次日，其演講中文版全文即已上線的事兒，已見怪不怪。因此普通民眾和專家在訊息獲取方面的差距可謂歷史性地縮小，專家們要講點老百姓不知道的東西還真難，反過來使民眾對國際問題的關注度、參與感和自信心大大提升。三是相對于較為成熟的史學、文學、經濟學等，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理論的本土化也才剛剛開始。與美英等西方發(fā)達國家上百年的學科建設、理論建設、人才建設相比，中國國際關系學科起步晚，也就是近二三十年的事，老一輩從事國際關系、國際政治的學者多是外語、歷史、哲學、科社專業(yè)出身；新生代學者們雖開始受到更加專業(yè)化的訓練，但長期受西方三大主義浸染，觀念、方法、套路往往如出一轍，創(chuàng)新性有待加強。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國際關系專業(yè)甚至國際關系學院近年來在中國各地高校呈井噴式增長，各式各樣新型智庫也呈百舸爭流之勢。但細究起來可見，有庫無智有院無學的現(xiàn)象也隨之滋生。少數機構、人員為走捷徑，往往借助媒體搶鏡、發(fā)聲、出名，媒體也樂得省時、省力、省事，兩廂嫁接，你情我愿，形成一種特殊的共生體，進而成為塑造大眾觀念的主要平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彌漫開來，不僅影響到普通民眾的世界觀、中國觀，甚至一些非專業(yè)的政界、商界精英對國際問題的看法也被無形塑造。理性平實的觀點難以有效傳播，嘩眾取寵的論調有時反而大行其道；各種形式主義的論壇、會議越來越多，熱鬧有余，沉淀不足，成為當下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值得警惕的現(xiàn)象，但其所掀起的國人對國際問題關注的熱度不減，則是不爭的事實。

總體而言，人們對國際問題加大關注，本身不是壞事，這是中國由大向強轉進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唯其如此，中國當下尤其需要嚴肅的媒體人和負責任的學者，于喧囂浮躁中靜下心來，以專業(yè)的精神和操守給大眾傳道授業(yè)，釋疑解惑。文匯講堂顯然在做這方面的努力，所邀請的專家學者也都是經過精挑細選，其專業(yè)水準自有讀者去甄別評判，由時間這個坐標來裁決。

作為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者，除將研究所得傳遞給大眾，影響輿論、塑造觀念外，似乎還有更重要的使命和任務，那就是給全面沖刺兩個一百年、邁向民族偉大復興的國家發(fā)展建言獻策，提供建設性、戰(zhàn)略性、前瞻性、對策性的思考。自2015年底中國宣布首批25家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以來，智庫建設方興未艾、如火如荼，成為中國社科領域和國際關系學界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但什么是中國特色智庫？智庫的主要職責是什么？迄今見仁見智，仍在探索之中。由于現(xiàn)代智庫在美國發(fā)展得最好、最快，也最繁盛，人們自然將美國智庫作為學習借鑒的對象。例如，美國智庫熱衷舉辦各式各樣的會議、愛出版各種公開版報告小冊子、善于利用媒體，中國一些智庫近年來也開始熱衷于此。這本無可厚非，但是中美政治體制、社會制度、文化傳統(tǒng)有著重大區(qū)別甚至根本不同，智庫作為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必然要同一國的政治、社會、文化相契合，簡單地模仿、跟隨，恐怕會走上一條智庫發(fā)展的彎路或歧路。還是以美國為例，智庫之所以熱衷開會、出小冊子、塑造輿論，是因為這是其兩黨政治下影響政府決策的主要渠道，而對于絕大多數中國智庫而言，這是舍近求遠，完全沒必要牽強附會、機械照搬。再比如，美國智庫最愛強調所謂獨立性，認為中國智庫多依附于政府，根本無法做到獨立。但事實上，美國智庫的政治傾向、思想傾向之明顯乃至觀點之片面性、選擇性，其實遠比人們想象得要嚴重。且不說一些黨派色彩濃厚的智庫政治取向大相徑庭，即便是標榜政治中立的智庫也難以做到真正的獨立性，由于這些智庫的思想產品都由相關的企業(yè)或利益集團資助或購買，絕大多數智庫事實上無法做到真正的獨立，因此獨立性只是相對的，千萬不能絕對化。而美國智庫標榜的所謂批判精神，也更多體現(xiàn)在兩黨制下的互相攻擊，以及對別國政策毫無忌憚的公然指責，其政治性其實十分鮮明。最講多元的美國智庫，對當前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要么一邊倒地支持，要么集體噤聲，很能說明問題。而美國智庫一些重要的成果，其實也是根據美國政府的需求而量身定制的，冷戰(zhàn)結束之初的歷史終結論和特朗普現(xiàn)象催生的民主衰敗論出自同一學者筆下，頗具諷刺意味。

因此，中國智庫完全應該有自己的定力，應該在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基礎上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探索自身特色，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自己的智力資源。事實上，考察美國智庫發(fā)展演變的軌跡，其緣起、發(fā)展、繁盛大體集中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二戰(zhàn)之后、六七十年代以及冷戰(zhàn)后，幾乎與美國崛起、成為西方霸主、國家轉型及成為唯一超級大國等重大發(fā)展階段相吻合，是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今日之中國，正處于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關鍵期，最需要的就是源源不斷的智力支持，比如如何規(guī)避修昔底德陷阱，如何經略周邊，如何應對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衍生出的新問題，如何平穩(wěn)實現(xiàn)中國的經濟轉型，如何迎接老齡化時代的來臨，如何推進新時代的和平統(tǒng)一大業(yè)，如何在新一輪國際秩序的重構中發(fā)揮作用，等等，都需要成系統(tǒng)的答案。即以最近為例，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等不同場合反復指出，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同時指出，中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戰(zhàn)略機遇期；而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習總書記則又強調要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世界變局論中國機遇論發(fā)展風險論幾乎同時出現(xiàn)在中國領導人的論述里，其理論和現(xiàn)實意義如何？彼此關系是什么？內在邏輯如何解讀？這些歷史之問，亟須學者們給出回答，因為這關系到我們如何準確把握世界大勢、中國方位及發(fā)展環(huán)境。不止如此，學者們尤其是智庫的研究者們還應肩負起更大的責任，破解發(fā)展難題、化解潛在風險、布局未來戰(zhàn)略、謀劃新時代中國與世界的相互關系。可以說，只要想思考，就有無盡的題目；只要想作為，就有無窮的空間，正所謂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因為，這是一個新時代，也是一個大時代；是一個呼喚美文雄文的時代，更是一個需要真知灼見的時代。這是中國智庫的使命，也是中國學者的責任。唯有先把這些本原性的東西想清楚弄明白，才可能給公眾真正講好中國故事，才可能給世界真正發(fā)出中國好聲音。

袁鵬

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