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很長時間里,人們都認為《心靈的焦灼》(Ungeduld des Herzens)是茨威格創(chuàng)作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該書一九三八年問世,首部中譯本由張玉書譯,一九八三年以《愛與同情》之名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F(xiàn)在我們知道,茨威格生前還創(chuàng)作過另兩部長篇小說,其中一部其實已完成,只是作家未交出版商出版,另一部則未完成。此次借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茨威格小說全集》的機會,本人選擇翻譯這兩部茨威格生前未發(fā)表的作品并合為一冊,希望讀者對茨威格的文學創(chuàng)作
和他本人都能有一個新的認識。
一九八一年人們在茨威格遺稿中發(fā)現(xiàn)了一部沒有題目的長篇小說打字稿,茨威格研究專家克努特·貝克(Knut Beck,又譯克魯特·貝克)對此進行了整理并選取小說中變化的陶醉(Rausch der Verwandlung)一詞命名。該書一九八二年由德國S.菲舍爾出版社出版,首部中譯本名為《富貴夢》,一九八七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譯者趙蓉恒。本人此次重譯,以《幻夢迷離》之名呈現(xiàn)給讀者。
《幻夢迷離》的寫作時間應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之間,曾因創(chuàng)作《瑪麗·安托瓦內特傳》而擱置。此后茨威格的寫作一直在小說和傳記之間進行。一九三五年茨威格創(chuàng)作了蘇格蘭女王瑪利亞·斯圖亞特的傳記。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他在寫給漢斯·卡羅薩(Hans Carossa)的信中提到要嘗試一部長篇小說。一九三七年茨威格完成了航海家麥哲倫的傳記,一九三八年在英國完成了他生前唯一發(fā)表的長篇小說《心靈的焦灼》。茨威格的前妻弗里德里克講到此書的寫作時曾說斯臺芬在遠方懷念起奧地利了,這真是罕見。眾所周知,茨威格一九三四年二月移居英國,是因之前他薩爾茨堡的家遭到搜查,據(jù)說是尋找藏匿的武器。對于茨威格這位享譽歐洲的和平主義者,這是極大的侮辱,他的身心深受打擊,從此遠走他鄉(xiāng)。在英國寫下這樣一部發(fā)生
在奧地利的小說的確可以視作他對家鄉(xiāng)的思念。
這些年間茨威格的生活也發(fā)生了重大變化。一九三四年他結識綠蒂·阿爾特曼(Lotte Altmann),一開始綠蒂是他的秘書,后來兩人之間產生感情。除一九三五年一月的美國之行和一九三六年的南美之行外,茨威格基本上都在倫敦和綠蒂在一起,而他的妻子弗里德里克則待在薩爾茨堡。一九三七年底茨威格的婚姻破裂,他回到薩爾茨堡賣掉那里的住所后回到倫敦,而弗里德里克則搬到維也納,后經法國、葡萄牙前往美國。一九三八年奧地利與德國合并,同年茨威格的母親去世,哥哥移居紐約,茨威格身邊沒有了任何親人,自己也成為無國籍人士,同年年底申請英國國籍,申請在第二年三月才獲批準。一九三九年夏,茨威格搬到巴斯,綠蒂繼續(xù)擔任他的私人秘書,這時茨威格和弗里德里克辦理完離婚手續(xù)。九月茨威格和綠蒂在巴斯登記結婚。一九
四○年茨威格攜綠蒂踏上前往美洲的旅途,從此在流亡之路上一去不返。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茨威格開始《克拉麗莎》(Clarissa)的寫作。他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寫給前妻的信里就提到過此事,他說他想寫一本有關奧地利的長篇小說,但是為此要查詢十年的報紙,這只能在紐約做得到,而他一時半會兒不會去那里。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在給前妻的信中再次提到我有其他的計劃,甚至想寫一本長篇小說。茨威格最后一次提到這部小說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給貝爾托爾德·菲爾特爾(Berthold Viertel)的信中,我在從事一些寫作,也開始寫一部長篇小說,但是擱置了。在小說草稿本的第一頁上他寫道:只是起草了第一部分,也就是這個悲劇故事的開頭,然后小說的寫作因寫蒙田的文章而中斷,生活中各種事件
的干擾也使我身不由己。
茨威格最終未完成《克拉麗莎》,留下的只是草稿,這些草稿后在其遺稿中被發(fā)現(xiàn),里面很多內容只是簡單的筆記,還有很多不完整的句子?伺·貝克根據(jù)茨威格的寫作風格對小說內容進行了合理的拼接和補充,并根據(jù)女主人公的名字將作品命名為《克拉麗莎》。該書一九九○
年由德國S.菲舍爾出版社出版,終于與讀者見面。
《幻夢迷離》的女主人公克里斯蒂娜一成不變的生活經歷了一次變化,這個變化其實只是短暫的幻夢般的,等到這個短暫、幻夢般的變化戛然而止之后,女主人公的真實生活沒有發(fā)生絲毫改變,依然是那種無望、窮困、單調的生活,再怎么努力也無法擺脫,這就是女主人公的宿命,這讓她憤恨、窒息和絕望。為此她一再在心里抱怨,但最后她不再抱怨而是義無反顧
地要用真正的行動去改變這個宿命。
小說中的斐迪南絕對是茨威格筆下一個全新的人物形象!一個完全的叛逆者!戰(zhàn)爭帶給他無數(shù)肉體和心靈的痛苦,他憎恨毀掉他前程的戰(zhàn)爭,對戰(zhàn)后奧地利行政部門的官僚主義恨之入骨!他也為此在昔日戰(zhàn)友和克里斯蒂娜那里大聲咒罵。而這樣的咒罵只會讓他更加憤怒和絕望,最后他終于意識到只有奮起反抗才能擺脫被這個可憎惡的國家機器欺凌的命運。
小說通過斐迪南之口對奧地利戰(zhàn)后現(xiàn)狀的控訴異常犀利,切中時弊。而克里斯蒂娜和斐迪南最后打算實施的行為是對國家司法制度的公然挑戰(zhàn),但是兩個人都未因此產生任何的良心不安。因為按照斐迪南的解釋,這個國家虧欠他們的實在太多太多,他們只是討回他們應得的部分。這樣公然挑釁國家和法律的行為企圖以及小說中太多強烈的社會批判言辭其實很不符合茨威格和平主義者的處事態(tài)度,這也許是他未發(fā)表這部作品的一個原因。他只能在文字上宣泄一下自己對社會的不滿,但沒有勇氣真正和這個社會正面沖突。他更多把自己人文主義和和平主義的思想寄托于
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之中。
其實茨威格的人生的確經歷了一系列的變化,可惜這些變化都不是令人陶醉的變化,而是令人心碎的變化。他原有的生活被納粹的魔掌無情地粉碎了,他不得不離開家園前往異國他鄉(xiāng),他進行了很多嘗試,但最終還是因為絕望于自己熟悉的生活不會再來而放棄了生命,給我們留下無盡的遺憾。而有關克里斯蒂娜的故事被作家封存起來,也反應了茨威格的矛盾和絕望,作家把她的命運作為懸念留給我們,我們有理由相信克里斯蒂娜是勝利者,她的命運也許會比茨威格的積
極很多。
《克拉麗莎》里女主人公的男友是法國人,戰(zhàn)爭爆發(fā)后杳無音訊,克拉麗莎不敢和任何人提及他,甚至在自己父親那里也不敢,只因為他是敵對國的人,也就是敵人,而懷上敵人的孩子又是何其大的罪過!茨威格也曾有過一位法國女友名叫瑪爾賽樂(Marcelle),她曾懷過他的孩子但最終流產。早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十日的日記中茨威格就提到要寫他和瑪爾賽樂的故事,而寫作《克拉麗莎》時茨威格不可能不想起這位昔日的情人。同樣也是戰(zhàn)爭讓相戀的人不能見面,讓至親好友不能交往,這個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留給茨威格最大的痛最終又出現(xiàn)在《克拉麗莎》中。而沒有子女的事實也的確是茨威格的一個巨大心病。茨威格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給綠蒂的哥哥曼弗雷德和嫂子哈娜的信中這樣寫道:對我來講始終存在的問題還是,戰(zhàn)爭結束后我是否還有足夠的力量和悟性來享受生活。你們有你們的女兒,你們一定可以的,一想到這兒,我就為你們由衷的高興。從這段書信中我們可以看到,茨威格自己處在悲觀絕望的情緒之中,但他堅信曼弗雷德他們會擁有美好的未來,主要因為他們有一個女兒,可見在茨威格眼里孩子是繼續(xù)生命的重要因素。在茨威格一九四一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寫給曼弗雷德和哈娜的信中還有這樣一句話:這個新世界是屬于你們的女兒的,我希望她將會看見并享受更好的時光。由此可以看出茨威格對年輕一代的未來是寄予無限期望的。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寫給貝爾托爾德·菲爾特爾的信里茨威格無比遺憾地寫道:到了一定的年齡你得為沒有孩子而付出代價,我的書是我其他的孩子,
但他們現(xiàn)在又在哪里呢。
出于對家鄉(xiāng)深深的思念和對自己以往生活無限的懷念,茨威格在一九四○年完成了自傳《昨日世界》,之后創(chuàng)作了《巴西未來的國度》(Brasilien: Ein Land der Zukunft),這兩個題目給我們強烈的對比,但是這個未來對茨威格可惜是虛無的,已經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也無法拯救他。追憶完一去不返的輝煌的昨日世界之后,他再也無法體會到任何繼續(xù)生活下去的意義,在這個時候寫作《克拉麗莎》是以另一種方式追憶他失去的世界,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丑陋和戰(zhàn)后的混亂,這其實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回憶,恰恰是一戰(zhàn)的嚴重后果催生了納粹在德國的迅猛發(fā)展和最終
希特勒的上臺,從此茨威格熟悉的昨日世界開始走向毀滅。
小說中的萊奧納爾的社會和政治主張以及他對小人物的理解讓讀者很容易想起茨威格的法國好友羅曼·羅蘭,就是他一直堅信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是治愈社會各種疾病的良藥。在一九四一年五月駐美歐洲筆會的成立大會上茨威格曾在致辭中這樣說:只有我們在這個時刻對自己同時也對
彼此保持信任,我們才盡到了我們的責任。
就在一九四一年的最后一天茨威格還在給親戚的信中寫道:現(xiàn)在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是這樣一種可悲、可憐和毫無尊嚴的個人生活,就像被釘在一個地方的釘子,脫離了生命的偉大洪流,但是我們活著,希望著,期待著……僅僅兩個多月后的一個夜里,茨威格和綠蒂卻匆匆告別了這個世界!他們選擇死亡是因為他們突然停止了希望,停止了期待。茨威格再也沒有可能給讀者描繪克拉麗莎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年整整十年的人生經歷,估計那絕對是艱難和痛苦的,但是作
為一個堅強的女人,為了自己的兒子,相信她一定會頑強地生活下去的,當然是以自己的方式,
走一個獨立的、現(xiàn)代女性該走的路,不依賴他人,全憑自己的雙手。
盡管進入二十世紀之后女性的就業(yè)和受教育情況得到了改善,但是整體來講,在社會上男性依然居于主導地位,女性處于從屬地位。茨威格能夠在《幻夢迷離》和《克拉麗莎》這兩部作品中將兩位女主人公都描寫為最終把命運掌握在自我手中,不再甘于成為犧牲者,不再是一副可憐的模
樣,這點實在難能可貴,也反映了作者筆下女性形象的改變和提升。
小說《幻夢迷離》的第一部分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引發(fā)奧地利中產階級的衰落,第二部分則借斐迪南之口用更犀利的語言抨擊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葉奧地利丑陋的社會政治現(xiàn)狀,直接體現(xiàn)了茨威格對戰(zhàn)爭的不滿和對戰(zhàn)后勞苦大眾的同情。其實茨威格在一九二四年發(fā)表的小說《看不見的珍藏》里就對戰(zhàn)后通貨膨脹讓人一貧如洗的狀況有淋漓盡致的描寫,用的只不過是一種異常冷靜、客觀、有距離的敘述方法,完全沒有《幻夢迷離》里強烈的火藥味。在《克拉麗莎》中,茨威格將自己的個人經歷和虛構人物的生活結合在一起,展示了戰(zhàn)爭帶來的災難、戰(zhàn)后的社會動蕩和百姓的艱難生活?梢哉f,兩部作品都集中體現(xiàn)了作家強烈的反戰(zhàn)情緒,彰顯了作家深刻的社
會批判意識。
今年是《幻夢迷離》首部中譯本問世三十周年,借此本人向國內所有翻譯過茨威格作品的前輩表達深深的欽佩和崇高的敬意,是他們用辛勤的付出和優(yōu)秀的譯文使國內一次又一次的茨威格熱成為可能,也為茨威格在中國贏得了眾多粉絲。今年也時值茨威格逝世七十五周年,現(xiàn)在首次把
《克拉麗莎》呈現(xiàn)給中國讀者也算是對茨威格特別的紀念。
張 意
二○一七年二月四日于下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