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公證員，終日瑣事纏身，難得一閑，個中壓力與滋味，只有自知，不足為旁人道也。我愛好不多，常以點滴時間讀書、抄書、訪書自娛。五年多前，曾參與中國公證協(xié)會的一個課題研究，分配給我的任務是從中國公證制度歷史發(fā)展角度來研究公證制度的功能。課題雖結項，從那時起，遂專心留意中國公證制度史料，每有所見所聽，或記或抄或買或復印，數(shù)年所得，也小有可觀。2017 年春，薛凡老師來約《東方公證法學》稿件，原打算以摘錄幾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關于公證的論述為選題，與薛老師幾次溝通后，感覺如簡單摘錄論述，似乎單薄了些。為了更客觀地展現(xiàn)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公證制度發(fā)展全貌，我決定還是采用編年史寫法，撰寫《新中國公證紀事（1949—1959）》一文。前后大約花了三個多月，邊寫邊查證資料，經過五次痛苦的校對，并得薛老師精心編輯，居然也湊成了一篇六萬余字的長文。得此鼓勵，我想陋室中所積資料尚有一些，與其束之高閣，不如將之整理出來，以供同好參考。知易行難，前后花了快兩年時間，才勉強整理出來現(xiàn)在這樣的版本。本書的目的，在于客觀地描述自清末到1979 年中國公證制度的發(fā)展歷程，以期把這樣“一個年青的制度介紹給公眾。使每個人都能對這個不很熟悉，但又確實存在于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職業(yè)，對它存在的理由、它的活動和它的規(guī)章有所了解”。 本書按年月日先后順序依次寫作，述而不評，不斷章取義，以期更客觀、公正地展現(xiàn)中國公證制度發(fā)展歷程。許多歷史資料中標

點符號、用詞、字的寫法上均與現(xiàn)在不同。為遵循出版體例，除舊式引號直接改為新式引號，部分數(shù)字用法作了統(tǒng)一，繁體字、異體字一般改為規(guī)范簡體字，部分資料為閱讀方便，加現(xiàn)行標點符號外，其余一般不作改動，盡可能照原資料錄，力求最大程度保存文獻原貌。原文獻字跡模糊辨認不清的，以“□”代替，不擅加。在所錄事件與人物選擇上，以學術研究價值為準，或全文照錄或摘錄一二，不拘事件大小，人物尊卑。同時為力求多層次地反映中國公證制度歷史發(fā)展全景，本書除收錄了陜甘寧邊區(qū)、解放區(qū)的公證史料，偽滿洲國、汪偽政權、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等偽政權的公證史料，本書也予以收錄，并從國內一些民法學者沒有找到的“偽滿洲國《親屬繼承法》”文本中找到了有關公證史料。除中文資料外，本書還引用了英文、日文歷史資料，使讀者視野更為開闊。并且為使讀者對中國公證制度發(fā)展有更直觀的印象，本書寫作也采用了圖文互證的方式。我特地從所見資料中精選了特別有意思的資料，配上彩照，作為文字資料的補充。有的資料，雖極有研究價值，考慮到版權問題等因素，故只能放棄。

本書在寫作中注意前后呼應，一些人物、地區(qū)、重要公證事項

前后多次出現(xiàn)，以期更全面反映歷史全貌。如關于公證結婚事項，既有民國時期主流媒體《申報》《中央日報》的報道，又有專業(yè)媒體《法律評論》《法聲》與其他媒體《上海新民報晚刊》《和平日報》《一月婦女》等報紙、期刊的報道。既有肯定公證結婚的報道，也有質疑公證結婚的評論，并且還配上民國時期公證結婚的公證書彩照、公證結婚觀禮券彩照。同時為了更全面客觀介紹公證結婚這一業(yè)務歷史沿革，本書又輯錄了上海解放后，有關上海市人民法院公證處公證結婚辦理、群眾的建議、法院對群眾建議的覆函、影劇工作者白楊、蔣君超公證結婚的報道和上海市人民法院公證結婚業(yè)務結束的新聞，以及之后有關部門對結婚公證的相關規(guī)定，再配上1951 年印制的裝喜果的紙袋，使讀者對20 世紀40—70 年代中國公證結婚業(yè)務的變遷有全景式了解。

例如，明明民國時期青海辦理的公證結婚時間比上海早，但

因為沒有引起媒體關注，默默無聞。反而因媒體披露，上海搶了

頭籌。雖然上海地方法院辦理公證結婚時困難重重，但經《申報》《中央日報》等當時主流媒體宣傳，居然一度成為青年結婚男女時尚。明明依據(jù)司法院1943 年5 月24 日致司法行政部的《院字第二五二四號公函》，明確“茲經本院統(tǒng)一解釋法令會議議決，公證暫行規(guī)則于公證法施行時失其效力”， 但在1946 年9 月17 日青海湟源地方法院公證處出具的公證結婚公證書上，推事趙煜就是不引用1944 年1 月1 日起施行的《公證法》條文出具公證書，依然引用的是已經失效的《公證暫行規(guī)則》。其撰寫的公證書證詞雖文采飛揚，但又適用法律錯誤，是趙煜推事的法律素養(yǎng)低下，還是其他原因，個中原因值得思考。

書寫完了，照理怎么讀，是讀者的事。不過作為作者，嘮叨幾

句，也可為讀者提供一個參考。首先，可以把這本書當作大事記一類資料來讀。作為一本參考工具書，本書提供了許多中國公證史料線索，糾正了許多中國公證史研究領域的錯訛，發(fā)現(xiàn)、挖掘了許多珍貴中國公證史料，從陜甘寧邊區(qū)公證史料到偽政權公證史料，全書此類亮點比比皆是，絕非自夸。其次，本書記載了自清末以來到1979 年的重要公證事件與人物。單以人物而言，有曾以“東省特別區(qū)域地方法院所屬公證人事務所”書記官身份掩護所從事的革命活動及維持一家人生活的革命烈士、黨的革命文藝戰(zhàn)士金劍嘯，因要從事公證工作而被提拔為推事職務的著名法學家、后來成為聯(lián)合國國際法院法官的倪徵先生，有1956 年至1958 年活躍在中國公證界的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趙德公證員，語言詼諧的原司法部公證律師司許烈副司長，后來成為中國公證界權威的陳六書先生，才華橫溢的翁騰環(huán)先生，曾編、譯多種公證資料的法官張育海，墓志銘中記載著對公證事業(yè)貢獻的謝冠生，曾兼任國民政府浙江龍泉地方法院公證處佐理員的紅色傳奇人物王容海等。人物命運與中國公證制度發(fā)展跌宕起伏，值得讀者進一步深思與研究。最后，本書對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司法制度史、近現(xiàn)代對外關系、婚姻家庭法、中國近現(xiàn)代法律文化等領域，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本書選用文獻眾多。不僅選用了各類報紙、期刊、志書、文

集、年譜、檔案、法律規(guī)章匯編，而且選用了各歷史時期司法機關編印的各種手冊、雜志、宣傳資料、告示。這些資料大多源于國內一些公共圖書館如上海市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哈爾濱市圖書館、南京市圖書館、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上海市楊浦區(qū)圖書館、重慶市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以及上海市檔案館、哈爾濱市檔案館、重慶市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圖書、資料、檔案，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哈爾濱公證處、云南省昆明市明信公證處、老同志如上海市司法局原公證管理處處長朱光明先生也提供了寶貴資料。另外我還選用了民間保存的公證文書、公證檔案與公證有關的物品等資料，這主要來源于自己購買的舊報紙、舊期刊、舊書籍、舊資料等文獻，構成了本書的資料基礎。

由于資料等原因，本書沒有收錄同時期我國香港、澳門地區(qū)的

重要公證編年史料，我國臺灣地區(qū)的公證制度編年也著墨不多。因未曾與俄羅斯學者交流，為謹慎起見，本書也未引用俄羅斯研究者的研究成果。 一些重要的與公證有關的歷史檔案，因分散各地或受有關規(guī)定所限，不便查閱，因此本書所錄文獻還有不少疏漏。加上資料眾多，版本各異，錯漏之處，還希讀者批評指正，以待日后再版時訂正。另需說明的是，個人以為，中國公證制度源自域外，與中國古代官方證明制度、中人制度有較大差異，故本書不述中國古代官方證明制度、中人制度，直接從清末述起，1980 年以來的中國公證編年史留待將來再述。

2019 年是我從事公證工作的第21 個年頭，年歲日增，一無所成，常愧家人。這本小書勉強可以作為自己的一個小小成果。最后抄錄一句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題記中的一句話，作為本序言的結尾�！按笃魍沓桑�瓦釜以久，雖延年命，亦悲荒涼，校訖黯然，誠望杰構于來哲也�！�

蔡煜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日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