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書是一部論文集,收錄了34篇文章,其中有解放前的一篇,“文革”前的九篇,多數則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作品。論文涵蓋的內容廣泛,有涉及全局的綜論,有個別事件的考索,有人物思想的分析,也有文獻書刊的論序,而這些論文全都統(tǒng)攝于中國近代社會變遷與人才消長的范圍之下。由于收錄的論文時間跨度長,明顯可以看到作者的觀念與認識在不斷調整和深化,所以前后的論旨間稍有出入。而陳先生為了保持本來面目,改動不多。在該書中,陳旭麓教授對近代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命題,都進行了具體而有說服力的辨析,比如對近代史線索的思考,對革命與改良、愛國與賣國、侵略與進步等關系的研究,對“中體西用”的歷史演變和內在矛盾的闡釋,對秘密會黨、軍閥對近代社會影響的探討,對歷史人物的認識等等,都發(fā)人深省。
近代史思辨錄自序
中國的近代是一個最富思辨的時代,我們的祖輩對前此沒有見到和親歷的新事物:輪船,鐵路,學堂,地動說,進化論,民約論等等,哪一樣不是經過艱苦的思辨而后承認的。千百種刊物和論著,無不是這種艱苦思辨的詳盡記錄。
前人艱苦思辨的事物,往往是吸引后人論述歷史的珍貴內容;那些站在思辨前列的人,更是后人熱烈探討的對象。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諸子百家,文藝復興時代的大師哲人,盡管年經百代,地異歐亞,人們總不會忘記他們,反復考訂他們的生平,咀嚼他們的言論,棄其糟粕,吮其精華,以開創(chuàng)自己時代的思辨。而近代中國是我們祖國剛剛走過來的昨天,與我們的生活如此親切,它的遭遇和前進更不能不使我們百回千轉地思之了。
這里選錄的三十四篇文章,大都是對近代社會變遷和人才消長的思辨之作,寫于新中國成立前的一篇,“文革”前的九篇,多數則是近幾年發(fā)表的稿子。其中有涉及全局的綜論,有個別事件的考索,有人物思想的分析,也有文獻書刊的論序,不據一體,不專一方,只是歷年讀書所得,思考所及的輯編,未敢儕于著作。
回憶開始發(fā)表文章,已是四十二年以前的事,那時不怕露屁股、出丑,在戰(zhàn)火紛飛,天地玄黃中,隨感而發(fā),什么都寫,練習了文字。但自己是學歷史的,畢了業(yè),又在學校教歷史課,教“中國通史”,漸漸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較多地引史或就史發(fā)議,把文字歸到歷史這一行業(yè)。在四十、五十年代之交的新的歲月里,多次講授“社會發(fā)展史”“新民主主義革命史”一類課程,隨后專任近代史教學,進入行業(yè)的內部分工。近代社會的巨變,時而駭浪滔天,時而峰回路轉。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人民的疾苦,是那樣激勵著自己的心弦,便日益以萬象雜陳、新陳代謝飛速的近代社會作為自己朝夕思辨的契機。我并不是像思辨哲學家那樣由概念推論出存在,而是認真地考察歷史的勢態(tài),占有資料,從存在去思辨事變的由來及其演進,尋找它的規(guī)律。雖然未必盡當,但我是這樣努力以赴的。
論史與鋪敘地寫歷史長編不同,論什么,怎樣論,作者有較大的選擇和自由,不必從頭說起,面面俱到,主要在于抓住問題,突破一點,層層剝繹,究其底里。那么,問題從何而來?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在教學準備和閱讀史籍中,日積月累,熟悉的東西多了,以此例彼,就會產生疑團,就會有問題從書中跳出來,不容你不去思辨,不去搜集資料進行論證,終至一吐為快。如譚嗣同有沖決一切網羅的民主精神,何以邁不出忠君的改良派道路?“中體西用”是十九世紀后期一代人引進西學的宗旨,何以長期歸之于洋務派的張之洞一兩個人的“樂道”?清朝統(tǒng)治者亟謀自保而編練的“新軍”,何以會走向它的反面?我寫的這些篇章,大抵由此構思取材而成文的。一是由現(xiàn)實中提出來的理論與實際的問題,或從見聞中一再得來的感觸,驅使我去追溯歷史,尋求前因,而近代史恰是現(xiàn)實的近親,現(xiàn)實中的許多事物還有它的影子或殘跡,由今及史,探源追流,是了解事物真相的重要途徑之一。如“農民戰(zhàn)爭與人口問題”,“夷”“洋”之辨,“革命與改良”這類文章,便是循這一思路而命筆的。
此外,任何學科都有長期存在的爭議和經常冒出的分歧。變化大、曲折多的近代社會,論述它的歷史更是如此。三十余年來在近代史領域中有過多少這樣的問題!這些爭議和分歧的問題,對專業(yè)者來說,沒有不樂于去思辨的,并就了解實情而有確見的課目,認真論述,是為學的分內事。如近代史的起訖年限、《李秀成供》的真?zhèn)巍ⅰ饿那锇啄曜V》的序言等篇,我寫了自己的看法。其間也有自己論文招來的駁議和反駁議,關于探討馮桂芬思想的兩篇,就是這樣產生的。如何對待駁議?應該是既不茍同,也不護短,嚴格按照歷史事實及時代脈絡立論。
圍繞歷史的思辨,事實第一,立論第二,那是讓歷史說話,也即實踐檢驗真理的準則。讓歷史說話有兩層意思:一層是尊重事實,事實是立論的基礎,如果事實不實,游談無根,立論就沒有不歪的;一層是說一切設施,它的成效如何,要讓事實表現(xiàn)出來,如果是違背客觀規(guī)律的設施,就會受到客觀事物的懲罰,即是讓歷史說話。但是,用文字撰述的歷史是通過人來說話的,撰述歷史的人都有他的社會性,也都生活于一定的時空里,他們沒有不受社會性的制約,也沒有不受所在時空的制約的,不管撰述者如何忠誠于事實,仍是逃不出那個時空規(guī)定撰述者的情感和認識的。而史論比史編沾染的時空色彩更要多一些,如果撰述者立意觸及現(xiàn)實,則史論更帶政論色彩。“以史為鑒”,史是過去,鑒則今人,它客觀地表述了歷史與現(xiàn)實的聯(lián)系。史論是現(xiàn)實的人對歷史的感發(fā),它有無深刻的借鑒意義,是其有無價值所在,沒有借鑒意義的史論是缺乏生命力的。但借鑒的現(xiàn)實性,應該得自歷史的必然邏輯,決不應該是狗尾續(xù)貂,強加臆言。強加的臆言,很可能是對歷史的褻瀆,而對現(xiàn)實則是歪曲。
我們處在偉大的變革時代,一切都在變動和發(fā)展中,經常被這樣和那樣的思潮所吸引和困擾,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素養(yǎng),沒有洞徹事物的能力,僅憑一時直覺,追蹤現(xiàn)實,借史發(fā)議,縱無惡心,也很難免于乖戾。這里輯入的文字,經歷了解放戰(zhàn)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文革”后的幾個轉折時期,由于觀念上的調整和深化,資料上的積累和識別,前后論旨間有出入。為了保持原來面目,除改動少數字句和一兩篇作了必要的調整外,大多數未加更動!奥劦莱鳖^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蘇軾這兩句詩(《游金山寺》),是說長江的潮勢漲到一丈高,潮退了,金山的邊岸還留下了一道道沙痕。我們的時代像浪潮一樣,奔騰起伏,印在人們身上的“沙痕”就是自己的歷史,我們不應該去磨擦“沙痕”,應該讓“沙痕”作為省察自己的紀錄。
陳旭麓于華東師大中國近代史研究室
一九八三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