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秋天，離開上海中學，去崇明農場，成為知識青年，至今，五十余年飄然而過。
　　五十年間，除了在鄉(xiāng)下的十來年，以及后來在華東師大中文系學習的四年，主要的歲月，迷失在出版這個行當里。奇怪的是，我寫過幾百萬字的小說，其中，描寫知識分子生涯的故事不少，竟然一直沒有涉及出版編輯領域，甚至可以說，是小心翼翼避開了自己最熟悉的專業(yè)。
　　小說關心的目標是人物。人物活動其間的三百六十行，則是演繹故事和人物的舞臺。既定的舞臺，適合特定的對象。我關注知識分子群體，選擇出版作為創(chuàng)作背景，應該是如魚得水般天然，為什么會刻意回避？
　　沒有輕易使用這方面的素材，說明我的珍惜。
　　前輩說過，“編輯是雜家。”
　　雜家者，知識豐富繁雜，為其一。其二呢？在我看來，性格的色彩斑斕，因其工作特性，在所難免。這樣說，既無貶義，亦非自吹自擂，僅僅是如實表述。從與三教九流打交道的廣泛性考量，從自身隊伍的五花八門分析，與編輯行當比較相似的，當如律師和醫(yī)生之類。若干著名的小說，正是繁衍在后面這兩個專業(yè)的田園中。那么，為啥特性相近的編輯行當，關于它的文學故事卻不容易構建呢？
　　思來想去，并非人物的復雜或趣味欠缺，從萬千編輯之中，你可以發(fā)現(xiàn)知識分子所有的色彩，金色、藍色、紅色、灰色，應有盡有；不過，對照小說的諸多要素，難以尋找的，主要是故事的入口。律師和醫(yī)生，日常的事務未必精彩，但是，偶爾或許會遭遇緊張驚險的情節(jié)沖擊，比如特工、強盜、家族陰謀等等，屬于他們職業(yè)的題中之義，有足夠的天地供編故事者天馬行空般發(fā)揮。相比較，編輯的案頭事務，能夠發(fā)現(xiàn)這樣花哨的機緣嗎？不是說絕對沒有可能，不過，若是真?zhèn)�驚天動地寫出來，讀者一冊在手，或許心生抵觸，認為故事過分生硬牽強，種種疑惑，在所難免。
　　所以，必須尋找一塊場景，找到如此這般的故事入口，是日常的，又并非司空見慣的日常，恰如其分，能夠充分展開編輯們豐滿而龐雜的內心世界，我才敢落筆。
　　我等待了很久，在腦海中耐心地孕育，等待故事與人物的瓜熟蒂落。
　　1982年初春，我從華東師大畢業(yè)，進入上海文藝出版社，做了小說編輯。三年之后，上海文藝社的老社長丁景唐離休，需要有人接班。當時，搞了一次民主推薦，全社二三百人參與投票，結果非常意外，我這個普通編輯得票最多。不久，大約一兩個月之后，在我還缺乏思想準備的當口，被任命為這家老牌大社的領導。此后的感覺，就像騎上了飛奔的駿馬，身不由己，想下來也難了。如果再把時間往前推幾年。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冬》，完成于1978年的年尾，1979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假如沒有1978年冬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我的這部小說恐怕難以問世。當時，韋君宜和屠岸先生到上海組稿，要找“思想解放一點的小說”，給了我幸運的機會。
　　如此看來，因緣際會，改革開放大潮起來之時，不知不覺之中，我直接被卷了進去，亦步亦趨，追隨了幾十個春秋。
　　2018年開春，當我們回顧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程時，我的思緒，漸漸如波濤洶涌，很難平靜下來。
　　在我看來，出版業(yè)，非但是鼓吹改革開放的輿論陣地，而且是改革開放進軍中重要的突擊部隊。上世紀八十年代，在中國，爆發(fā)了究竟要不要走市場經濟之路的爭論，出版界的知識分子們，從思維到實踐，是沖在相當前沿的一翼。
　　于是，我回望來路，寫出了十幾萬字的小說《風眼》。為避免對號入座及猜測“真事隱”之類的無聊，只能在后記中聲明，本小說所寫的人物和故事，與我的老娘家上海文藝出版社無關，也與上海其他我所熟悉的出版社無關。人物是杜撰的，賴以杜撰的基因是真實的。如此無中生有，算小說家的基本功夫吧。
　　孫颙
　　2019年春節(jié)于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