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第一版出版以后，兩年來陸續(xù)出了不少關于戰(zhàn)爭起源的新的文件資料。G·P·顧池博士和H·W·唐伯利教授已將可貴的《英國文件》，專心致志地編到1912年哈爾丹使德失敗后的英德關系了。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是去年圣誕節(jié)時奧國的學者們向世界獻出了八巨冊《奧匈外交政策》，包括1908年到1914年他們檔案中的將近一萬二千項文件。這個集子與德國的《德國文件》相似；而且由于它在一般方面對于巴爾干問題，個別方面對于奧塞關系，披露了一些新的資料，因而具有特殊的價值。法國政府出版了《法國外交文件》的前三卷；這部巨著將詳細闡明1871年到1914年的法國外交政策，正如《德國文件》闡明同期的德國政策一樣。

除了這些官方的出版物之外，還出現(xiàn)了許多有價值的私人著作，其中包括重要的新文件，以未發(fā)表過的原材料為依據(jù)的著作。波基雪維基博士編輯的非官方文獻《1903年到1914年的塞爾維亞外交政策》，代替塞爾維亞政府完成了一部分工作。塞爾維亞政府過去一直未能像其他國家那樣，毫無保留地公布戰(zhàn)前的全部秘密文件。生動的傳記，如牛頓勛爵的《蘭斯丹勛爵》，哈羅德·尼哥爾孫的《卡諾克勛爵》（大家更熟悉的名字是亞塔爾·尼哥爾孫爵士），以及摩黎勛爵的出色的《辭職備忘錄》，對于英國某些領導人物及其心理提供了有意味的描繪。托伯男爵在《戰(zhàn)前俄國的政策》一書，把他對于伊茲伏斯基和戰(zhàn)前俄國政策的某些事件所知道的一切，毫不含糊地說了出來。此外，本書作者還有機會預先讀到B·E·希米特教授即將出版的精湛的著作《1914年大戰(zhàn)的來臨》第一卷的初稿。

這些書和新出的其他資料以及許多次要的專題研究，對于我想在這兩卷書的范圍之內(nèi)說明大戰(zhàn)起源的綱要都可提供不少細節(jié)。但它們基本上并不能改變我原來的敘述線索或結論，也不足以影響本書原有的形式。因此，我只重寫了個別的幾段，在附注中提出了一些新的重要資料。本書因而保留了初版本的頁數(shù)，使學生便于閱讀。在本書德、法文版中，也作了這些修正。

悉·布·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