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有時候，我會嘗試想象一個沒有文字的世界。那樣一來，我坐飛機時就沒有書看了。書店和圖書館會騰出許多額外的空間（而我的書架再也不會被塞得滿滿的）。出版業(yè)將不復存在，亞馬遜也不可幸免。而當我在夜晚難以入眠時，再也不能從床頭柜上找書看了。

這一切都不是好事，但這些甚至還未觸及問題的表面如果文字從不曾存在，如果故事只有口頭傳頌而從未以文字記載，我們將會失去什么？這樣的一個世界可以說是無法想象的。我們的歷史觀念，我們對帝國和民族的浮浮沉沉的理解，將會截然不同。大部分的哲學和政治思想將根本不會來到這個世界，因為不會有促使它們誕生的作品。幾乎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將連同它們賴以表達的經(jīng)文手稿一同消失。

文字并不只是為了愛書者而存在的。從它在四千年前與世界打了第個照面開始，文字一直在塑造和影響地球上大部分人的生活。

……

正是在講故事和文字書寫的交匯處，誕生了文學。以前，講故事只是帶著不同的規(guī)則和目的存在于口述文化中。而一旦講故事和文字書寫產(chǎn)生關聯(lián)，文學就作為一種全新的力量登場了。所有那之后發(fā)生的，即文學的全部歷史，都是從這個交匯的時刻開始的。也就是說，如果想要講述文學的故事，我必須同時將焦點對準講故事的傳統(tǒng)，以及諸如字母、紙、書和印刷之類的創(chuàng)造性技術的演變。講故事和文字書寫技術的發(fā)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文字本身至少被發(fā)明過兩次，一次在美索不達米亞，而另一次在美洲。美洲的神職人員出于無法掌控文字的恐懼，拒絕用文字記錄神圣的故事。他們的感受，兩千年后在生活于地球另一端的西非吟游詩人身上得到了呼應。埃及的抄寫員們接受了文字，但試圖不予公開，想要私自占有文字的力量。像蘇格拉底這樣有感召力的哲人述而不作，以此對抗經(jīng)典文本擁有權wei的觀念，并且反抗那些使經(jīng)典化成為可能的文字書寫技術。之后出現(xiàn)的一些發(fā)明只是選擇性地被使用了，比如阿拉伯學者們使用了中國的紙，但對中國的另一項發(fā)明印刷術則沒有興趣。

文字的發(fā)明常常伴隨著一些意想不到的副產(chǎn)品。保存古老的文本，意味著它們所用的語言得以人為地保持生機。自那以后，就一直有人學習死語言。一些文本被宣告為神圣的，因此引發(fā)了不同經(jīng)文的讀者之間激烈的對抗和戰(zhàn)爭。新技術有時會引發(fā)媒介形式的競爭，比如公元頭幾個世紀發(fā)生在傳統(tǒng)書卷和更新的書之間的爭斗，當時基督徒用他們神圣的書本與希伯來古卷抗衡。后來，西班牙探險家用他們印刷的《圣經(jīng)》和手工制作的瑪雅經(jīng)文較量。

關于文字的宏觀故事在我心中慢慢成形，在我看來，它以四個階段展開。第個階段由小群體的抄寫員主宰，只有他們能掌握早期困難的文字系統(tǒng)，并因此掌控了那些從講故事的人當中收集的文獻，比如《吉爾伽美什史詩》（Epic of Gilgamesh）、《希伯來圣經(jīng)》（Hebrew Bible），以及荷馬的《伊利亞特》（Iliad）和《奧德賽》（Odyssey）。

在第二個階段，當這些經(jīng)典文本的影響力逐漸增強，那些富有感召力的教師對它們提出了挑戰(zhàn)，比如佛陀、蘇格拉底和耶穌。他們公開抨擊神職人員和抄寫員的影響力，他們的追隨者則發(fā)展出新的寫作風格。我將這些生動的文本稱為教師文學（teachersliterature）。

在第三個階段，得益于那些讓接觸書寫更容易的創(chuàng)新，獨立的作者們開始登場。這些作者先是模仿古老的文本，但接著，像日本的紫式部和西班牙的塞萬提斯這樣的更大膽的作者很快就創(chuàng)造出新的文學體裁，其中zui為重要的是小說。

zui后是第四個階段，紙和印刷技術的廣泛使用帶來了批量生產(chǎn)和大眾文學的新時代，隨之而來的是報刊和海報傳單，還有比如《富蘭克林自傳》（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或《共產(chǎn)黨宣言》這樣的新文本。

這四個階段，以及使之成為可能的故事與發(fā)明，共同創(chuàng)造出一個由文字塑造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宗教是以典籍為基礎的，而國家和民族是建立在文本之上的。在這個世界里，我們習慣與過去的聲音對話，想象著向未來的讀者致辭。

這本文學史的寫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們zui新的文字書寫技術革命。如此量級的革命并不經(jīng)常發(fā)生。從中東和希臘開始的字母革命使書寫變得容易掌握，提高了識字率。紙的革命從中國開始，在中東延續(xù)，它降低了文學的成本，并因此改變了文學的性質。它還為印刷革命奠定了基礎，后者zui早發(fā)生在東亞，幾百年以后在歐洲北部得到發(fā)展。這中間還有一些更小的革新，比如小亞細亞的羊皮紙（parchment）和羅馬的抄本（codex）的發(fā)明。在過去的

四千年間，有那樣一些時刻，新技術徹底地改變了文學。

技術改革仍在進行。顯然，當今的科技革命每年都在用新的書寫形式轟炸我們，從電子郵件和電子閱讀器到博客與推特，不僅改變了文字被傳播和閱讀的方式，而且因為作者們也在適應這些新情況，而改變了書寫的方式。同時，我們zui近才開始使用的一些詞，聽起來像是回到了文字久遠的歷史里一些更早的時刻：就像古老的抄寫員一樣，我們向下卷動（scroll down）文本，盤腿坐著讀平板/ 寫字板（tablet）。我們該如何理解這種新與舊的組合？

在探索文學的故事的過程中，我變得焦躁不安。僅僅坐在書桌前思考文學如何塑造了我們和我們星球的歷史，感覺很奇怪。我必須前往這些偉大的文本和發(fā)明誕生的地方。

于是我從貝魯特到了北京， 又從齋普爾到了北極圈。我探尋了特洛伊和恰帕斯的文學遺跡，與考古學家、翻譯家、作家們對話，在加勒比尋找德里克沃爾科特，在伊斯坦布爾尋找奧爾罕帕慕克。我去了那些文學被埋葬或燒毀，爾后又重新出現(xiàn)并重獲生機的地方。我在土耳其偉大的帕加馬圖書館的遺跡中漫步，琢磨著羊皮紙是如何在這里被發(fā)明的。我驚嘆于中國的碑林，帝王們試圖以此讓他們推崇的經(jīng)典不朽。我跟隨游記作者的腳步，去西西里島追溯歌德發(fā)現(xiàn)世界文學的步伐。我尋找南墨西哥薩帕塔起義的首領，因為他曾經(jīng)將古老的瑪雅史詩《波波爾烏》當作反抗和起義的武器。

在那些旅途中，我?guī)缀跆幪幱鲆娨阅撤N形式書寫的故事。接下來，我將嘗試通過講述文學以及它如何將我們的星球變成一個被書寫的世界，來傳達我的經(jīng)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