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從未止歇的激情伴隨自覺的文化探詢,總是在最具探索性的問題意識之后如期而至,面對文學的困境、局限與悖論,他們始終堅執(zhí)于嚴肅的激情,以無限接近那些可以想象的真實。
回顧起來,我的學術道路大致有三個方向:從巴金、胡風等傳記研究進入以魯迅為核心的新文學傳統(tǒng)的研究,著眼于現(xiàn)代知識分子人文精神和實踐道路的探索;從新文學整體觀進入重寫文學史、民間理論、戰(zhàn)爭文化心理、潛在寫作等一系列文學史理論創(chuàng)新的探索,梳理我們的學術傳統(tǒng)和學科建設;從當下文學的批評實踐出發(fā),探索文學批評參與和推動創(chuàng)作的可能性。如果說,第一個方向是作為一個現(xiàn)代知識分子追求安身立命的價值所在和行為立場,第二個方向是建立知識分子的工作崗位和學術目標,那么,第三個方向則是對于一種事功的可能性的摸索,它既是對于社會生活的理解和描述,也是我們改變當下處境的可能性的摸索。
這三個方向不是我事先策劃好的,而是在生活實踐中根據(jù)外界條件和內(nèi)心需要而逐步形成、漸漸明了的;這三個方向也不是可以截然分開的,它是一個互相滲透的行為整體。第一個方向不僅僅是一種信仰或者理想,它同時也是文學史研究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被融會于后面兩個方向;第二個方向不僅僅是孤立的學理的學術研究,它立足于文學史理論的創(chuàng)新,是因為既定的文學史的陳腐觀念及其教條主義、意識形態(tài)化以及時尚包裝化在今天某些領域還產(chǎn)生著威脅性和欺騙性的作用,指歸仍是在于當下的批判;第三個方向雖然是直接面對當下的文學現(xiàn)象和文學創(chuàng)作,其批評精神中自然也貫穿了前兩個方向的宗旨。這樣的批評,不是消極的否定,而是積極的建設性的,始終將批評者理想中的“應當怎么樣”放人具體的批評分析中,希望批評成為一種實踐,以求改變社會生活與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不盡如人意的因素,有利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繁榮和發(fā)展。
陳思和,1954年生于上海,原籍廣東番禺,F(xiàn)為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高等學校教學名師、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上海市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xié)會全委會委員、中國現(xiàn)代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當代文學學會副會長等。代表性著作有《陳思和自選集》《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巴金圖傳》《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名篇十五講》《中國新文學整體觀》等。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學、韓國首爾大學、美國芝加哥大學、德國特里爾大學、波恩大學以及香港嶺南大學等擔任訪問研究員或客座教授。
自序/1
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文化尋根意識/1
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現(xiàn)代反抗意識/14
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現(xiàn)代生存意識/27
關于“新歷史小說”/46
黑色的頹廢:讀王朔作品札記/51
民間的還原:“文化大革命”后文學史某種走向的解釋/64
碎片中的世界與碎片中的歷史/79
現(xiàn)代都市社會的“欲望”文本:以衛(wèi)慧和棉棉的創(chuàng)作為例/95
試論《秦腔》的現(xiàn)實主義藝術/106
再論《秦腔》:文化傳統(tǒng)的衰落與重返民間/122
余華小說與世紀末意識——致林耀德/132
從巴赫金的民間理論看余華的《兄弟》的民間敘事/139
讀閻連科小說的札記/157
試論閻連科《堅硬如水》中的惡魔性因素/162
聲色犬馬,皆有境界——莫言小說藝術三題/183
歷史與現(xiàn)實的二元對話
——談莫言的新作《玫瑰玫瑰香氣撲鼻》/197
莫言近年創(chuàng)作的民間敘述/204
“歷史一家族”民間敘事模式的創(chuàng)新嘗試
——試論《生死疲勞》的民間敘事之一/215
人畜混雜,陰陽并存的敘事結構及其意義
——試論《生死疲勞》的民間敘事之二/233
告別橙色的夢——讀王安憶的三部早期小說/248
營造精神之塔——論王安憶90年代初的小說創(chuàng)作/261
試論王琦瑤的意義/276
從細節(jié)出發(fā)——王安憶近年短篇小說藝術初探/283
讀《啟蒙時代》/289
[附錄]兩個69屆初中生的即興對話/301
試論《古船》/310
還原民間:談張煒《九月寓言》/314
良知催逼下的聲音——關于張煒的兩部長篇小說/321
試論張煒小說中的惡魔性因素/332
讀《刺猬歌》/358
林白論/362
愿微光照耀她心中的黑夜——讀林白的兩篇小說/371
后“革命”時期的精神漫游——讀《致一九七五》/376
[附錄]“萬物花開”閑聊錄/383
人性透視下的東方倫理——讀嚴歌苓的兩部長篇小說/397
最時髦的富有是空空蕩蕩——嚴歌苓短篇小說藝術初探/407
讀《第九個寡婦》/415
我與批評兩題/419
藝術批評·新方法論·學院批評/424
王安憶這可能與中國文化傳統(tǒng)有關。中國文化中沒有一套美好的“性語言”。中國人在飲食烹調(diào)上可以有無數(shù)好聽的名詞,光面叫“陽春面”,蛋白叫“春白”,等等。即使是《紅樓夢》,它涉及性的語言也是女甲妓性的。這可能是因為中國封建文化發(fā)展過早,性太早就已經(jīng)被功利化的緣故,像魯迅說的,看見一條胳膊就會“三級跳”到私生子,因而在中國出現(xiàn)了靈與肉的分離。這是郁達夫最痛苦的,而真誠地表現(xiàn)這種痛苦又是他小說中最精彩的地方。
王安憶有人批評我的小說完全脫離背景。我想現(xiàn)在批判寫性的,最好先研究這么一個問題:為什么中國人談到性總是擺脫不了一種骯臟感?為什么日本人對性有一種犯罪感?為什么西方人對性則習以為常就像吃飯走路一樣?這種心態(tài)的差別已明顯地帶有社會性了。所以,社會性與人性是不可分離的,我以為,性既是極其個人的,又不是個人的,它已帶有社會性了。我們以前太強調(diào)社會對人性的決定作用而忽略了人性對社會的決定作用。
陳思和 中國文化把“性”已弄得非常扭曲、非常陰暗了,現(xiàn)在不能再給“性”添以更多的陰暗了。對人類自身要有一個客觀全面的認識,至少就不應該口是心非,不應該過分地虛偽。說“性”不符合民族欣賞的習慣,作為外交辭令是機智的,但要是拿來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規(guī)范則無異于赤裸裸地提倡虛偽,這倒不僅僅是對“性”的不同看法問題,而是一個國民性問題。
王安憶你看過話劇《馬》嗎?那個男孩是在追懷人類的童年。他帶著人類初民對性的觀念,性對他們來說還不是能完全公開的。我們認為,性行為是愛情的最高形式,但西方人卻對之如此隨便。那么,他們所面臨的問題是,愛情的最高形式是什么呢?《馬》是重新提出性的羞恥感,是對西方人對性的過分隨便態(tài)度的反叛。而這種性的羞恥感已經(jīng)帶有對性的宗教般的神圣感,與中國人對性的骯臟感是兩碼事,這里還存在著一個否定之否定的差距?傊,人性這東西真是太微妙,太豐富了,每當我接觸這種主題時總感到它是無窮無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