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
本書是計劃中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論的第3卷。這部計劃中的伯戰(zhàn)史論的最后一卷，也就是第4卷，將寫到公元前404年雅典投降為止。當(dāng)前這卷史論處理的時間段始于公元前421年《尼基阿斯和約》（the Peace of Nicias），終于公元前413年雅典西西里遠征（Sicily）失敗。盡管這一時期的歷史通常被拆為兩個階段來處理，本書也遵從這一做法，但我仍然認為，該時期具有基本的歷史統(tǒng)一性，其進程展現(xiàn)的是一項無法令人滿意的和約是如何失敗的。盡管西西里遠征并非和約缺陷必然導(dǎo)致的后果，但西西里遠征仍然產(chǎn)生于和約的諸項缺陷。我還認為，這一時期的歷史統(tǒng)一性還體現(xiàn)在該時期的核心人物尼基阿斯身上：尼基阿斯的政策主導(dǎo)了該時期的前半段，尼基阿斯的領(lǐng)導(dǎo)主導(dǎo)了該時期的后半段，其個性、天分、缺點塑造了這兩個時段及其后果。我寫作此卷的目的如同寫作前兩卷的目的一樣，是通過批判性地考訂古代文獻來闡明事件進程，從而揭示國內(nèi)政治與對外政策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
我將繼續(xù)按照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編年史結(jié)構(gòu)進行寫作，理由如同我在《阿奇達慕斯戰(zhàn)爭》一卷弁言中所述。接著，同樣地，我處理諸如普魯塔克（Plutarch）、狄奧多羅斯（Diodorus）等非修昔底德文獻時小心謹慎而不輕信。這一做法受到了一些批評，但是我的寫作令我堅定相信，古人對于公元前5世紀的所知多于修昔底德選擇或能夠展現(xiàn)給我們的那些，因此，謹慎利用其他古代文獻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古代。
再次，同樣地，我認為修昔底德史書中的演講詞是作者為他在這些演講詞中所給出的理據(jù)來制造的一層表面軀殼，無論這層軀殼之外還有何物。最近，我在論文修昔底德史書中的演說與密提林辯論（The Speeches in Thucydides and the Mytilene Debate，《耶魯古典學(xué)研究》[Yale Classical Studies]，第24卷，1975年，第7194頁）中論述了這種處理方法的合理性。這兩種做法的合理性將在本卷史論的相應(yīng)部分得到進一步論證。
我必須再次感謝格奧爾格布索特（Georg Busolt），他所作出的基礎(chǔ)工作令我獲益良多。我在寫作此卷史論時，比在寫作前兩卷時都更為倚賴喬治格羅特（George Grote）那富有洞見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我還獲益于與我同時代的許多學(xué)者；其中我特別需要致以感謝的有安東尼安德魯斯（Antony Andrewes）與多佛（K.J.Dover），對于歷史學(xué)家來說，他們在戈姆（A.W.Gomme）的修昔底德歷史評注中所作出的貢獻是不可或缺的幫助；還有羅素密格斯（Russell Meiggs）和大衛(wèi)劉易斯（David Lewis），他們編纂了希臘銘文。
我感謝海因里希馮史塔登（Heinrich von Staden）、保羅萊赫（Paul Rahe）、巴里施特勞斯（Barry Strauss）和埃爾文伯恩斯坦（Alvin Bernstein）對該書手稿的部分或全稿所作出的批評。我還要感謝耶魯大學(xué)A.魏特妮格里斯沃爾德基金（A.Whitney Griswold）支付本書稿的打字費用。
唐納德卡根
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