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輔成序

許思園先生的文集，終于與世見面了。��
許先生精通古今中西的文史哲及其精神，在學與思問題上，最初重在思；后來知道了思與學的關(guān)系太密切，30歲后，遂從頭開始學理論物理學和數(shù)學，以補過去不足之處。并將自己的名字思玄也改為思園。��
許先生在大學讀書時期，就開始用流暢、簡潔的英語寫書。他的《人性與人之使命》，就是在這時寫成的。全書可說都是玄思苦想的結(jié)果，卓然自立，不落古人、今人的窠臼。此書1933年出版，吳宓先生、張東蓀先生(二先生對人生哲學或道德哲學都是專家)讀了以后，都認為是奇才杰作，驚嘆不已。��
許先生的《人性與人之使命》是一部論述道德哲學原理，融會貫通古今中外人生哲理的著作。有人建議中譯名可改為《性與天道》。全書最精彩而又富有創(chuàng)見的地方，是在論人格與善兩部分。由于這本英文著作擬單獨重印，不列在本書內(nèi)，所以我想不妨在此介紹其概要，以幫助本書讀者對許先生思想的了解。��
許先生認為，人格的構(gòu)成，有四層意義：從靜的意義講，是身體、心、靈魂、良心(或良知)；從動的意義講，是生理欲望、利己心、愛、義務(wù)感。在構(gòu)成人格上，四層意義缺一不可。人有這樣的人格，所以不同于動物，高于動物。但作為道德基礎(chǔ)的人格，也仍從人的身體或生理欲望發(fā)展而來。古希臘人說：健全的靈魂，寓于健全的身體。這說明身體及其欲望，仍然是人格或道德的基本條件。只是欲望還須分別正當與不正當；即使是正當，也還要看能否進一步發(fā)展，能否結(jié)合理想發(fā)展。所以，正當欲望的發(fā)展，第一步雖然往往是自愛自利自存，但這并不妨礙它可以發(fā)展變化。若有人認為這種主張，就是宣傳個人主義，就是宣傳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則完全是誤解。許先生曾提到利己心表現(xiàn)得最清楚的是驕傲、虛榮、嫉妒、憤恨、幸災(zāi)樂禍、殘忍等等，但這些個人心念，并不都是絕對錯誤。有時，在一定條件下，和善良、正確在一起，還可起良好作用。例如：我以能認識你而感驕傲，我以自己是一中國人而感驕傲，都是心中有驕傲的結(jié)果。但是，這不能說是自私自利，更不是損人利己。試想想，道德如果離開了人的自愛自存欲望，就等于離開了人，那還有什么道德可言?有之，也只能是天上的道德。以前苦行派、佛學，就這樣詛咒身體、欲望、自愛自存，以至主張無我的境界(宋儒的極端派也有類似主張)，這大概是公而忘私、忘我的天堂了。但是，佛學的調(diào)子雖然唱得很高，而那悲天憫人、大發(fā)菩薩心的佛教徒，卻無救于深受苦難的印度人民，其影響，也逐漸縮��；傳到中國，與道家、儒家結(jié)合在一起，產(chǎn)生了宋代理學心學，高喊存天理，去人欲，也無救于宋代的滅亡，還落得被后人稱之為偽道學夫子。��
許先生不僅為欲望、自存自愛，在人格的構(gòu)成上爭得地位，還對產(chǎn)生欲望與自存自愛的生命，作深入的分析。生命或人生，不僅求生存而已，還要發(fā)展、成長、更充實、更圓滿。它有無比的能力，克服所遇困難，不論在自己身上，還是在外在環(huán)境上。中國《易經(jīng)》上曾形容生生不已的生命為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后來儒家都把這話作為生命的哲學基礎(chǔ)。這意思就是說，人的生命是在創(chuàng)造中發(fā)展，是在抱著理想過生活。他要使自己的生命走向至善、圓滿，同時也要使周圍的人能走向至善、圓滿，當然也希望他人幫助自己。即將自愛與愛人結(jié)合在一起，利己與利他互相推展。用許先生自己的話來講，就是人在渾渾噩噩中，如動物一樣生活，當然無所謂利己，亦無所謂利他；但到人有了社會，有了思想，有了概念，就要講區(qū)別：區(qū)分，分工，然后產(chǎn)生人我界限，個人與社會界限。也因而有利己與利他之分。��
人格和生命，演進到這里，由于是為了理想與發(fā)展與至善，所以，說人天生是利己的，固然不對，但說人天生是利他的，也是不全面的。許先生于是提出人格的發(fā)展，或構(gòu)成的成分，必然要增加一個能使利己心得到妥善安頓，從而發(fā)生變消極為積極的環(huán)節(jié)，這就是愛。愛是利他的進一步表現(xiàn)，雖然是后來出現(xiàn)的，其力量雖不如生理欲望或利己心強烈，換言之，人在遇到利己與利他思想在心中沖突的時候，雖然常常是利己勝過利他或愛，但是，生命的向上力量，人的理想，卻總是便利利他或愛，讓它能夠終于戰(zhàn)勝利己，使人能上進。他愛人，人亦愛他。人格之所以有價值亦因為這點。愛，原是以善與美為對象，是善與美的來源。善與美，正因為有愛，或同在愛中，所以二者才無沖突或無矛盾可言。人在愛中，完成了自己的人格，亦以這人格，讓人們能心心相印。這也是生命的擴展，人的自我的實現(xiàn)。��
許先生認為，人格的發(fā)展，到這里還不會終止，接著還會產(chǎn)生一種義務(wù)感，迫使利己心不能不順從利他心或愛。同時，也使愛或利他不能不有正確方向。僅有一片利他或愛的愿望，是會迷失道路不能成大事的，所以要懷抱義務(wù)，要有膽量做應(yīng)該做的事。所以，義務(wù)感乃是人格最高發(fā)展，也是根本的本質(zhì)。沒有義務(wù)感，人對人不負責任，這比自私還更可畏。幸而人類實際生活中，既有利己心，又有愛，并且還有義務(wù)感。這種義務(wù)感，并不是什么英雄或大思想家造出來的，而是人民在千千萬萬年生活中自己逐漸養(yǎng)成的，是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產(chǎn)生這個義務(wù)感，就是要使利己與利他兩得其平，互相為助，并且使愛有正確方向，然后人才能過互助、平等、博愛、犧牲自己的社會生活。許思園先生認為義務(wù)感提高了人格，也使道德生活成為可能，同時，也使平民生活充滿了道德生活的內(nèi)容。道德生活，沒有高尚人格作基礎(chǔ)，這生活也是沒有價值的。義務(wù)感使人發(fā)展出正義觀念，能讓人知道懺悔與義憤。一個有義務(wù)感的人，當其想到自己過去的過錯，必然會懺悔；發(fā)現(xiàn)他人的罪惡，必然會義憤。這都是一個有人格的人必備的條件。一個自以為有道德的人，如果他不正視自己的過錯，不懺悔；見了不公正現(xiàn)象又不義憤，那就真是自欺欺人的人了。��
許先生在《人性與人之使命》一書中所表達的這種思想，多少糾正或補充了過去以孔子的仁為文化傳統(tǒng)的不足之處。一片仁心，并不能救世界、獨立擔當生活。此外，我還想再提一點，是他對中庸的解釋，很能針對許多人的毛病。他不認為中庸是人類道德行為的準則。他認為西方亞里士多德講中庸，就大成問題。例如勇敢，就不能說是怯懦與魯莽的中，三者不是一個性質(zhì)的三個階段，而屬三種根本不同的性質(zhì)。再說，喜歡中庸的人，常流于庸俗，不容易產(chǎn)生特殊的人格、卓越的人格，它讓真實的或有獨創(chuàng)性的人才，愈來愈稀少，讓人們相信最好最適宜的人，就是缺少真正的愛與真正的恨的人。這種人雖不能為惡，但亦不能為善。這是孔子所說的十足的鄉(xiāng)愿，也是貪圖安逸、缺乏生命力的人所奉行的準則。��
書寫成后，許先生又經(jīng)過深思熟慮，對已有的巨大成就仍感不足。當他離開祖國到法國進修的時候，忽然對自然科學發(fā)生興趣。特別對相對論與量子力學。他寫了一些文章、書籍(當然著重于自然科學與哲學的關(guān)系)，本書收入了一部分。西方的物理學家、哲學家見了許先生這方面著作，或在信上，或在出版物上予以高度評價，特別是愛因斯坦，也說許先生對他的批評很有意義。我對于這方面是外行，不敢多說，只是想起朱熹常用以自勉并勉人的話：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涵養(yǎng)能深沉。許先生舊日之思，經(jīng)過自然科學的陶冶，又轉(zhuǎn)入一新的更深沉的境界。我記得抗日戰(zhàn)爭勝利，我復(fù)員到南京，許先生剛從海外歸來，送我的禮物是一本Schclpp編的當代哲學家叢書中的《羅素的哲學》。他對反新黑格爾派唯心主義的大將羅素，也有興趣了。這書至今仍放在我的書架上。��
經(jīng)過正反過程，不能不合。許先生在這時主辦《東方與西方》雜志，是此趨向，以后的研究與寫作，亦以此為方向。這種合的工作，是從論文化、論文學開始，最后歸為真、善、美合一的人學。用中國舊術(shù)語，就是立人極。��
談文化，要談得深刻、有意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個平常人，到了歐美走一趟，回來可以向你滔滔不絕地大談中西文明或文化的比較，似假非假，似真非真，不免流于庸俗。許先生講文化，和流行的文化熱相比，確有自己特色。首先，他對中國的民族與文化，有深厚的感情；其次，他對西方民族與文化，有深入的同情了解，不盲目崇拜，不盲目排斥；再次，他對中國文化、西方文化、人類文化的未來前途，十分關(guān)懷。由于作者的理想或意愿高遠，態(tài)度嚴肅真誠，感情豐富，所以文字流暢動人，與坊間許多無病呻吟或東抄西襲的著作，迥然有別。��
他論中國文化的優(yōu)異之處，有三方面：一是反求諸己之人生智慧，二是民為邦本之政治傳統(tǒng)，三是空靈淡雅之藝術(shù)境界。三方面若分開來看，也許未顯出有何突出見解；但三方面若綜合來看，則知作者用心甚深，境界超然。例如，作者解釋反求諸己，雖然應(yīng)用了傳統(tǒng)解釋，在于返身而誠，在于自反自誠，即忠于自己本性，力求自主與自由，但這并不只是少數(shù)學者、英雄的事。中國民族經(jīng)過幾千年的錘煉，終于能將這種反求諸己的人生智慧，作為普遍教化，使中國在和平時期人民勤勞安樂，風俗淳美，幾無獄訟；牧童村嫗，雖不識字，但明白道理，類能悠然自得，確然自主，顯示歷代相承之深厚教養(yǎng)，而且無須賴借宗教或國家權(quán)力。許先生以這樣重人民的態(tài)度來講人生智慧，實是尊重人民的生活與人格的表現(xiàn)。所以，他在講中國文化中的政治傳統(tǒng)時，不能不以民為邦本作為中心內(nèi)容。他敢于大膽說：兩千余年間之中國，民主因素實較西方為多，絕不是故作驚人語。這大約是只指過去的歷史，不包括19世紀以來的中外歷史。特別是過去中國文化，少一層宗教或上帝的壓迫，少受殘酷的宗教戰(zhàn)爭的影響，多一層循自然本性、反求諸己的人生智慧的結(jié)果。中國自古以來流傳的立君所以為民民為邦本的傳統(tǒng)，不能說不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一部分。在實際政治上，也不能說沒有影響。許先生在論中國文化的優(yōu)越時，還增加了一個所謂空靈淡雅的藝術(shù)境界。這是作者的卓見，有似西方19世紀席勒在《美育書信》中的見解。讓世界觀中不拋棄藝術(shù)上的活潑、和諧，這也是中國傳統(tǒng)所謂的詩歌。中國文學人間性最豐富，始終不離教化，有助于族類之凝聚與盛旺。歷代詩人除歌詠自然外，以天倫恩愛、親朋贈答、吊古懷舊、傷時憫亂之作為多。中國的魂所寄，為現(xiàn)世今生，于平凡生活中體會無窮之人情美。這樣，人類最高的藝術(shù)境界，不在高人雅士的優(yōu)雅生活上，而反在平民的平凡生活上。這種人情美，有空靈蘊藉、清逸淡遠的特色。在這里，我想作者一定是指陶淵明、杜甫、李白、陸游及古詩十九首等詩中的境界與風格。最重要的，還是作者所補充的一句：此風格導(dǎo)源于中國獨具之人生哲學。這樣說來，中國文化精神，是人生智慧、政治傳統(tǒng)、藝術(shù)境界三者的結(jié)合。這當然是中國人常見的合的哲學，而非西方近代人所謂的分的哲學。尤其重要的是，這樣的文化哲學，是讓藝術(shù)直接聯(lián)系一般人民的生活，將人民的生活予以藝術(shù)化。所謂空靈淡雅，無非歸到人民的樸質(zhì)無邪而又心懷樂觀的精神。這樣注重平民生活的優(yōu)美，即使西方的席勒，也未嘗如此深入。席勒只提到勞動是情與理的匯合，真、善、美的結(jié)合，這也夠深刻了�？上�他還未能欣賞整個平民生活和平民人格。��
許先生推崇中國文化，欣賞中國文化，但并未夸大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有長處，但不是沒有短處。他講中國文化的短處或缺陷，也是非常深刻的。他指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一、不重純知識活動，未能充分領(lǐng)略好奇、耽思、探索、創(chuàng)造之樂；二、內(nèi)心激動之振幅不大，少深哀極樂，悲情勁氣俱不足；三、重家族，缺少個性自覺、孤往獨創(chuàng)之精神，亦未有以全民政治為理想者。��
這些反思，若不是對民族、對人民抱著深愛和沉痛的感情，必定說不出來。尤其是作結(jié)論時，特別強調(diào)中國文化，植根于農(nóng)民，在富于農(nóng)民氣息之士人階層，發(fā)榮滋長。同時，十分惋惜有些士人大都耗費日力于注疏�？�、尋章摘句、模擬因襲。其下焉此，但知揣摩風氣，以搏利祿……于萬匯變化無意探求其故，于億兆生靈無窮災(zāi)難之海潮音，充耳不聞。這才真是中國文化的真正弱點。看來，許先生從事著作，也是余豈好辯哉，不得已而矣!��
許先生論詩，更有一番令人悠然神往的境界，值得我們共同欣賞。許先生以詩代表文藝，用以說明文藝境界，同時，用東西方詩的不同形式，來解釋東方人與西方人心靈深處的異同；這一部分見解，最有創(chuàng)見，他說：西方詩之題材及精神與中國詩大相徑庭。西方心靈包涵多種沖突與矛盾……唯其分化，故充實豐美。其沖突之顯著者為：①人與神，命運與自我意志；②現(xiàn)實與理想，有限與無限；③個人與社會，天才與群眾；④理想與理想，偉人與偉人；⑤光明與罪惡，理性與情欲。因此，西方詩之基調(diào)不如中國詩之單純。中國詩人心意不離人群與自然，以和諧、寧靜、萬物得其所，為其終極理想。由于缺乏宗教熱忱，悲情不深，無西方的悲劇。從《詩經(jīng)》起二三千年間，中國詩之主要題材，不外乎耕讀之樂、天倫之愛、山水田園之趣，以及生死契闊、政俗美刺、詠史述志、吊古懷舊、傷時憫亂、情親思慕、交游贈答之類。許先生形容中國詩為于幽淡中見妖媚，疏朗中見俊逸，……率真而含蘊無窮情味，這以陶淵明、韋莊、孟浩然等為代表，成就最高；另一類為人間憂患、族類同情之呼聲，以杜甫成就為最高。許先生認為中國詩如能與西方詩調(diào)和，這是再好也沒有了。他用深思體會多年的口氣說：于異中求同固比較文學之急務(wù)，但當以刻舟求劍與牽強比附為戒。這些話，對于當今高談比較文學的人，有非常深刻的意義。��
許先生論李太白，獨有創(chuàng)見。李白確不曾接受中國文化傳統(tǒng)，他的精神，確類似西方精神，而許先生以浮士德精神稱之，確使我們對李白的了解更深入一步。太白作品，雖然以個性之極度伸張為主題，但這個性伸張，絕不是任意伸張，而是心靈不能安于現(xiàn)前世界，其潛意識無時無刻不在追尋一個超越現(xiàn)世的靈異境界，即以有涯而向無涯追求。這就是李白的精神，也是西方近代所謂的浮士德精神。這確實與受中國傳統(tǒng)影響的中國哲人與藝術(shù)家的精神大不相同。中國人的傳統(tǒng)藝術(shù)境界，歷來于自然中求當然，現(xiàn)前即勝境，反身而誠，不由外鑠，會心處誠不在遠。正如陶淵明詩即事多所欣，平淡自然。然而李白則不然，不但笑傲王侯，而且睥睨一切，敢于我欲蓬萊頂上行，醉來臥空山，天地即衾枕。這種痛飲狂歌的精神，表現(xiàn)在詩中，豪情與逸趣同在；詩中不僅有畫，而且有音樂性。無怪杜甫也不得不嘆服，認為可以驚風雨而泣鬼神。但是，許先生這樣評價李白，并不是要證明西方的浮士德精神與東方的恬情自然，二者絕塵而奔，而是認為二者雖相反，但卻可相成，可以融合為一。中國人自來共賞陶、杜、李三大詩人，可以為證�？磥�，這是作者的中西文藝觀，但也是中西文化觀。從藝術(shù)境界看到的文化特點，以及人民生活與傳統(tǒng)的特點，比之從哲學、道德、政治等其他方面看出的特點，更為具體、生動。亦更足以使人留戀文化，留戀生活，留戀社會。��
在這里我想指出的是，許先生講李白、講杜甫如此精彩，如此神往，實際上作者是以杜甫、李白兩種不同的性格，比照自己心靈的兩面表現(xiàn)：既矛盾，又調(diào)和。他似乎是很想把這種精神寫成他的藝術(shù)哲學，他的道德哲學，他的人生哲學，為立人極作出自己的貢獻。真可惜，他是在歷盡坎坷中早早去世了。出師未捷身先死，這是命運對于人的嘲弄。他留下的著作并不多，但字字珠玉，含蘊無窮，不僅可作今日學人研究的幫助，亦可傳諸后世。
在此，我還想把我為朋友們編許先生遺著時寫的一篇短序抄錄如下，以表示我們后死者的心態(tài)。��
思園是五六年前死去的。他的死，大概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不但他的死如此，就是他20多年來的生活，也僅有很少朋友知道。我隔他并不太遠，但也都不知道。所以，一當我很遲才聽到他死去的消息時，心中很久都不能安定下去。等我去找他20多年前寄我的著作一讀的時候，我真感到他的生和死，都可算是很不幸了。��
人總是要死的。死，當然并不一定是不幸的事，也并不一定是可悲的事。然而，如果一個人的死，并列在很多不幸者中，而人們都在為一切不幸者的不幸而悲痛的時候，他卻像被人忘掉一樣，甚至無人想到、念到，好似山谷中的鮮花，自開自謝，無人過問，這就使人不能不無限低徊了。��
思園讀了很多書，獨立地運用了很多年思考，也寫了一些著作，就在30年前，也并不是凡接近他的人，都了解他。但是，那少許了解他的人，一旦了解了他，就會感覺到他是一個可愛的人。他在特有的孤恃外，更有他特有的天真，使人覺得這個世界究竟還有一些在天空下獨往獨來的人，令孤獨的人不覺得孤獨。他好似月夜里一顆孤星，并不被睡著的人看見，但卻為那些整夜不能入睡的人，忽然從床上透過明窗發(fā)現(xiàn)它的光是何等清明，它的面目是何等安詳而又令人遐想!人為什么非在烈日陽光下、鳥語花香中生存，否則便不算生活呢?為什么在半夜里、天空中寂靜地蹣跚而行，就不算是一種良好生活呢?��
思園死了，他死在大家都是沉默低頭的時候，大家臉上都沒有笑容的時候。我們用什么來紀念他呢?從他在20歲左右用英文寫的《人性與人之使命》一書起，直到最后寫論中國詩、論中國哲學的系列論文，他想著人類，為人類的命運苦思玄想，希望能找到一個最后的安頓之所。人類得安頓，自己也得安頓；人類不得安頓，自己也不得安頓。就這樣，他過了一生。他對人類有感情，對民族有感情；他死了，我們也不能不對他有感情，不能不想念他、哀悼他。�オ�

前言

近年歲月動蕩不止，然每于靜中思慮而有所得者，我將以下述文字傾力系統(tǒng)示之。我并不認為我的想法為獨創(chuàng)，但它們終究出自我個人的經(jīng)驗，出自我個人切實的經(jīng)歷與感悟。
從柏拉圖至尼采，我所獲啟悟良多，每至心馳神往。在歌德那里我找到了一位生活的藝術(shù)大師，而于康德，我則發(fā)現(xiàn)了哲思的可靠向?qū)�。同樣，我于西方文化中發(fā)現(xiàn)可資敬慕之處越多，我就越熱愛我們自身的文化，熱愛吾先哲的古老智慧。盡管受西方哲人影響甚深，然而我相信，人們會看到我于此所表達的觀點完全契合孔子之教，不離其宗、不損其輝。我也日漸相信，民族性不過是我們偶然的處境，而人性則一，于各處皆同。本質(zhì)上我們?yōu)橄嗤�的難題所困，為相同的疑團所惑，且我們走上人生正途，也有賴于一種人人皆有的高貴乃至神圣稟賦。
本書出版的準備，得益于表兄楊蔭渭先生的鼎力相助，特別是其點評之精到，陪我一起校訂之寬厚，令我感佩之至！

許思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