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筆者認為，“不得強迫自證其罪”與“應當如實回答”之間的沖突是顯而易見的�！皯�當如實回答”的規(guī)定，首先是使被追訴人喪失了不陳述的自由，因而與“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直接相悖。“兼容論”反映了既希望禁止刑訊逼供和強迫供述，又希望被追訴人如實供述的美好愿望，但二者如同天使與魔鬼，實在不能并存。而且，從司法實踐看，“應當如實回答”的規(guī)定，客觀上強化了對口供的依賴和迷戀，也成為刑訊逼供、強迫供述的重要誘因。
    在規(guī)定“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同時，保留“應當如實回答”的規(guī)定，反映出此次修法在打擊與保護、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間的折中與搖擺。在《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過程中，一些專家、學者和律師曾設想將沉默權制度納入草案，但遭到了偵查部門的反對，其主要是出于對我國嚴峻的犯罪形勢的考慮。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經(jīng)濟模式的轉變，嚴峻的就業(yè)形勢，分配領域的嚴重不公等因素成為了滋生犯罪的溫床。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由犯罪數(shù)量大幅度增加所引發(fā)的刑事案件數(shù)量的“爆炸”將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現(xiàn)象。同樣不容忽視的是，與犯罪手段日益隱蔽、犯罪技術含量日漸增高相對應的是偵查技術落后、手段單一、隊伍素質不高，偵查機關的破案率只能維持在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沉默權的確立無疑會助長犯罪嫌疑人對抗偵查的心理，對打擊犯罪造成不利影響，對偵查破案而言無異于雪上加霜。但值得注意的是，賦予被追訴人沉默權并不意味著被追訴人必然沉默，其保障的是供述的自愿性，這從確認該項權利的國家的司法實踐可以看出。例如，根據(jù)英國內務部1993年第10號研究報告所載，在刑事訴訟中行使沉默權的人只占被訊問者總數(shù)的4.5%；在美國大約占被訊問者的7%；在日本只占被訊問者的7.7%�？梢�，只要有適當?shù)墓膭罟┦龅臋C制（如美國的辯訴交易），沉默權的弊端可以被很好地消解。
    筆者認為，盡管沉默權在一些國家出現(xiàn)了限制使用的趨勢，但在絕大多數(shù)國家的法律中，其均與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如孿生兄弟般形影相隨。沉默權本身即是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特權的延伸，其使得口供和裁判之間失去必然的聯(lián)系，將偵查的方向從獲取口供轉向收集和調查口供以外的其他證據(jù)，對刑訊逼供的遏制功效是無法替代的。可以說，沒有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保持沉默的權利，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的效用就必然大打折扣，目的難以完全實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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