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學雜憶》是舒蕪回憶親人、懷念家鄉(xiāng)、回顧成長與工作經(jīng)歷文章的結(jié)集。書中講述了舒蕪來自外祖父桐城派殿軍馬其昶，祖父詩人、書法家方守敬，姑姑新月派詩人方令孺，父親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方孝岳，表兄文史學家馬茂元，大哥新月派詩人方瑋德等人的家學熏陶、潤澤積累。舒蕪在精神搖籃中的成長路徑，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工作于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所見所聞。傳統(tǒng)文化的底色和時代激變的碰撞如何組成一個人的命運。這是舒蕪摭拾于精神成長史的“朝花夕拾”。
舒蕪摭拾于精神成長史的“朝花夕拾”
舒蕪追憶來自桐城方家、馬家潤澤積累的家學熏陶、新派舊派的雙重涵養(yǎng)：桐城派殿軍馬其昶，詩人、書法家方守敬，文史學家方孝岳、馬茂元，新月派詩人方令孺、方瑋德。在新文學的激越和傳統(tǒng)文化的熏染下，在私塾家館和新書新刊之間，踐行融合古今中西的文化圓融之路。時代更迭中知識分子如何抉擇自我教育的歷史記憶。
舒蕪(1922―2009)，安徽桐城人。本名方管，學名方硅德，字重禹。中國現(xiàn)代作家、文學評論家。1938年向《廣西日報》副刊《南方》投稿時始用“舒蕪”的筆名。1937年考入高中時適逢抗戰(zhàn)爆發(fā)，即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并為《桐報》主編副刊《十月》。1940年輟學，在湖北、四川等地農(nóng)村任小學、中學教師。1944―1949年，歷任國立女子和師范學院、江蘇學院、南寧師范學院副教授、教授，進行文學、哲學的教學與研究。1945年初在胡風主編的《七月》上發(fā)表《論主觀》一文，成為一場長達5年之久的文藝論爭的主要焦點之一。這時期還創(chuàng)作了不少雜文，結(jié)為《掛劍集》。1949年后任廣西文學藝術界聯(lián)合會研究部部長、南寧市文聯(lián)副主席、市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南寧中學校長。1952年到北京，歷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編輯室副主任、編審。1979年開始任《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審。
“桐城派”與桐城文化
我非方苞之后
家學雜憶
大家庭雜憶——《家學雜憶》的補充
先祖凌寒公和他的《吟稿》
先父方孝岳教授與其《大陸近代法律思想小史》
方孝岳著《中國文學批評》
《中國文學批評》和《中國散文概論》
母親，一個平凡女性的尊嚴
白色的飄飏——大哥方瑋德
蘇州·錢仲聯(lián)·馬茂元
嶺海傳薪正有人
勺園花木
小書柜——我的精神搖籃
私塾里的背誦
家館滋味憶吾師
敬悼王組人師
發(fā)表欲、出版夢
立說與著書
也曾“坐擁書城”
初宴
鄉(xiāng)場教育家們
憶武庫街
“歌于斯，哭于斯”的北京
我對讀經(jīng)呼聲的警惕
我怎么寫起關于周作人的文章
吳孟復作《唐宋八大家簡述》序
五十年代人文社散記
大壽薄禮——祝人民文學出版社建社五十周年
私塾里的背誦
報上有文章主張學生應該背誦一些古典詩文，引起我回想小時在家塾里背書的情形。
私塾教育在科舉時代，原是為應科舉考試做準備的。我進家塾，已經(jīng)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之末，科舉制度已經(jīng)廢除了二十多年，我們家里從父親他們那一輩起，都是讀幾年家塾之后便要進新式學校的了。但是我們在家塾里讀的“四書”“五經(jīng)”、唐詩、古文，全得背誦，這顯然還是科舉時代私塾教育的遺法。因為科舉考試最主要的是考“四書文”，從“四書”中摘出一句數(shù)句或一章，即為作文的命題，叫你作一篇八股文加以發(fā)揮，這叫作“代圣賢立言”，所以“四書”第一要讀得熟而又熟。還要考經(jīng)義，所以“五經(jīng)”也要熟讀。還要作試帖詩，所以要熟讀唐詩。古文主要是讀唐宋八大家的，實際上是把他們看作八股文的先輩或長親。大約這一套在私塾教育里已經(jīng)定型，習慣相沿，即使科舉制度廢除了二十多年之后，只要你開私塾仍然很難完全擺脫它。
我們受的私塾教育，也有了些改變：“四書”雖仍是要從頭到尾熟讀，但是已經(jīng)不讀朱熹的注，這在科舉時代是要讀的，因為八股文里發(fā)揮“四書”的道理，規(guī)定了只準根據(jù)朱熹的解釋�！拔褰�(jīng)”之中，只有《詩經(jīng)》和《左傳》（讀《左傳》就是讀《春秋》）是全讀，其他都是選讀。八股文一篇沒有讀過，更沒有學作過，我們的寫作課只是作一般的文言文；從未命題作詩，我們是讀了《唐詩三百首》，慢慢有興趣自己學著做的，從未抄在作文本上請老師批改。舊時私塾里，作文之前，先要對對子，為八股文、試帖詩打基礎，我們也沒有經(jīng)過這一段訓練�？傊覀兪艿乃桔咏逃�，已經(jīng)大為簡化了。
在讀“四書”“五經(jīng)”之前，還有一個發(fā)蒙的階段。舊時蒙學教材，通行的是《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千家詩》《龍文鞭影》《聲律啟蒙》《增廣賢文》等等。我們只讀過《三字經(jīng)》一種；但是我們還讀了一本《弟子規(guī)》，一本《讀史論略》，這兩種卻有些特別，似乎不是一般通行常讀的。
不管是蒙學書，是“四書”“五經(jīng)”，是《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教學方法都是著重背誦。每天早晨一上學，先生（那時不稱“老師”，當面背面都稱“先生”）便上一段生書。“上”是講解之意；有些塾師不會講解，只會把課文朗讀出來，叫學生跟著朗讀，也叫作“上”�！吧鷷笔巧形醋x“熟”的書之意。然后學生各歸座位，一遍一遍地朗誦當天的“生書”，不拘遍數(shù)，不拘時間，讀到自己覺得能背誦的程度，便自動去先生面前請求“背書”。學生將自己的書呈于先生面前，然后背向先生，高聲背誦，往往左右搖晃著身體，兩腳隨之一起一落，仿佛為背誦打拍子。如果背誦得格格澀澀，顯系沒有讀熟，先生便令其拿書回座位再讀；先生大發(fā)脾氣時把書怒擲于地，叫學生撿起來回去讀，也是有的。當天的生書讀熟，背誦通過之后，還有“小總”和“大總”。先將昨天今天兩天上的書連在一起讀，再到先生面前背誦一遍，這叫作“小總”。然后又將最近十天上的書，連在一起讀，又到先生面前背誦一遍，這叫作“大總”。這是在反復鞏固記憶。這樣算起來，每一段書都熟讀背誦過十二遍。凡“四書”“五經(jīng)”，都是這樣的讀法，每一個上午，都在這樣反復朗讀和背誦中度過。下午用于練大小字及三五日作文一次，等等。晚飯后上夜學，則是讀詩和古文的時間，主要教材是《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都是選著講讀；另外還自別的書上選講一些，作為補充。這種補充教材，由學生自己抄下來，各自匯訂成冊，詩古文都要求背誦，但不要“小總”“大總”，只是一次背誦通過就行。
上面說過，過去教私塾的老師，有的并不會講解，只會把課文一句一句地念出來，叫學生跟著念。我們家里聘請的老師都能講解，能把書上的古奧文句換成口頭說的白話，講出一個大概來。我最愛聽講《左傳》，因為那里面有歷史故事，特別是歷時較長的連貫性故事，例如晉公子重耳流亡在外十九年，經(jīng)歷各種艱難險阻的故事，我聽了就很同情這個人物，關心他的命運，希望他得到好結(jié)局，終于很高興地看到他回了晉國，繼承了國君之位，是為晉文公，他并且建立了霸業(yè)，成為赫赫有名的“春秋五霸”之一，提起來我好像同他認識似的。《詩經(jīng)》是韻文，盡管古今音韻頗有變遷，讀起來大致仍能朗朗上口，所以讀得也還有興趣，這主要是指“風”和“小雅”而言，“大雅”和“頌”可不好讀。更有興趣的是讀漢魏以下的五七言詩，淺顯易懂，音韻調(diào)諧，寫景抒情能打動孩子們的心，都是原因。最難讀的是佶屈聱牙的《尚書》，最難懂的是講性論道、談仁說義的儒家哲學理論，最無味的是唐宋八大家那些有意“作”出來的文章，當時雖然都硬讀強記下來，以后很快便忘了。
五六年時光的背誦教育，不能說是完全白費。后來看人家的文章，聽人家的談話，遇著引用到“四書”“五經(jīng)”里的文句、典故、格言、成語之類的，或者議論到這些書中的事情和道理的，我多少能夠知道一些，不會完全茫然，必須翻書查考時大致有個方向，有些線索，這恐怕是最顯著的收獲了。中國兩千年來，獨尊儒家，儒家的經(jīng)典是讀書人個個要熟讀要尊重的。于是文字語言中，自然會大量地引用這些書，涉及這些書，讀書人的立身行事的準則，言談議論的繩尺，也多不言而喻地出自這些書，所以背誦過這些書的，理解起來自然會比沒有背誦過的方便些。但是，用了五六年死記硬背的代價，換來這些收獲，我看代價是太大了，何況假如不是要同中國古典文史多打交道的人，那么他根本不太需要這種收獲哩。
但有一點，我一向主張：凡是有志于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人，應該盡可能多地熟讀背誦古典詩文的名篇，不能僅以翻翻看看為滿足。只有熟讀背誦，還得加上自己動筆學著寫一些文言文和舊體詩，方才能夠涵泳其間，知其淺深甘苦，否則總不免于“隔”。這不是就一般中小學生而言，因為他們將來只會有極少數(shù)人去研究中國古典文學。至于作為國民必備的文化知識，要求一般中小學生都能背誦若干最有名的古典詩篇，我也是贊成的，那分量一定極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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