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人類還沒有鑄造出鐵劍，最初的文字尚未誕生；那時候，人類剛剛結束了游牧生活，在定居的營地里為最初的文明打下根基；那時候，基督和佛陀還沒有出生，畢達哥拉斯和阿基米德尚不存在—就在那時候，居住在如今土耳其境內的人們修建了一座廟宇，也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哥貝克力石陣”（GÖbekli Tepe）。在土耳其語里，這個詞的意思是“大肚子山”，它是地球上已知最古老的宗教遺址。直到今天，我們仍能看到數(shù)十根巨大的石灰?guī)r柱屹立在那里；1萬多年前，虔誠的信徒靠赤裸的雙手將這些石柱運到這里豎立起來，他們沒有任何可供驅使的役畜，甚至連輪子都沒有。不過你會發(fā)現(xiàn)，這些神圣石柱上雕刻的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取而代之的是，古代的藝術家決定用自己最珍視的東西來裝飾圣廟：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動物，包括毒蛇、蜘蛛和蝎子。

毫無疑問，有毒動物與人類的關系悠久而深遠，精彩紛呈。在我們的生活中，它們無處不在：對某些有毒動物的恐懼深植于人類的本能之中，哪怕剛剛誕生的嬰兒也不能幸免；它們恐怖的形象鮮活地存在于各個部族和文明的神話傳說里；從有文字記錄的歷史以來，它們早已被人類織入了文化的經緯之中。從某種程度上說，本書是我奉獻給這些古老神祇的祭禮，是為它們恐怖的力量和不可思議的科學潛力譜寫的一曲頌歌。

從記事起我就迷上了有毒生物。小時候我住在夏威夷的凱盧阿，離家不遠的海灘上經常會出現(xiàn)一堆藍色的泡泡，那是被海浪沖上岸的僧帽水母（Portugueseman-of-war）。它們看起來那么漂亮，那么脆弱，我情不自禁地用手邊任何能找到的東西去戳它們半透明的藍色身體。僧帽水母的螫刺給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但我的熱情并未因此而減退，哪怕螫刺帶來的疼痛讓我明白了它們的危險。隨著時間的流逝，我變得越發(fā)執(zhí)著。后來我家搬到了佛蒙特州，看到我從后院捉來的蛇，我媽差點兒暈過去。上大學的第一年，我迷上了大家為無脊椎動物學實驗室抓回來的仙后水母（upside-down jellyfish）。整整四個小時，我一直不知疲憊地輕輕拍打水母，看著它在玻璃缸里載沉載浮。我無法抑制觸摸它的欲望，哪怕水母溫和的毒素讓我的手指開始變得有些僵硬，最后徹底麻木。直到今天，路過水族館觸摸池的時候，我也總是忍不住要伸手去摸�？�（anemone）的觸手，感覺它用魚叉般的棘刺徒勞地攻擊我的手指，卻無法刺穿皮膚上厚厚的角質層。我可以花好幾個小時輕撫魟魚（stingray）光滑的雙翼，我甚至決定將有毒的蓑鲉（lionfish）作為博士論文的主題—我的導師覺得這很好玩�！拔覀儎倓傋鐾暄芯繜釒Шｖ牐╩orayeel）的項目，”他的眼睛里閃爍著淘氣的光芒，“只有三個人被咬。你的項目又會怎么樣呢？我簡直迫不及待�！�

回望過去，我很高興自己選擇了毒素作為研究主題，這個領域里的同行是這個世界上心態(tài)最開放、最可愛、最有激情的人（不過這里面或許有我的一點兒偏見）。根據(jù)我的經驗，研究毒素的科學家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我們不妨稱之為“實驗室小鼠”，他們感興趣的不是有毒動物本身，而是那些有毒分泌物的復雜分子。格倫?金（Glenn King）是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的化學及結構生物學教授，他領導的科研項目正在努力尋找能入藥的動物毒素；作為一位訓練有素的核磁共振（NMR）結構生物學家，他之所以會進入這個領域，完全是因為一位同事請他幫忙確定一種毒素的結構。現(xiàn)在，他在毒素生物勘探的前線奮戰(zhàn)，努力將有害的毒素轉化為治病救人的化合物。肯?溫克爾（Ken Winkel）曾是墨爾本大學澳洲毒素研究中心（Australian Venom Research Unit）的負責人，他坦率地承認，自己不是什么“蛇類愛好者”。肯開始研究毒素幾乎出于偶然，他最初感興趣的領域是藥物免疫學。和這兩位一樣，美國猶他大學的巴爾多梅羅（托托）?奧利韋拉[Baldomero（Toto）Olivera]鉆研的主題是神經元和癱瘓，而芋螺（cone snail）的毒素只不過恰好能產生這種效果。

第二種自然就是布賴恩?弗里（Bryan Fry）式的人物了。呃，當然，世界上只有一個布賴恩?弗里。昆士蘭大學毒素演化實驗室的這位負責人相當有個性，《美國國家地理》雜志說他是“一位天馬行空的腎上腺素癮君子”；在我心目中，他是毒素科學家里的“壞男孩”。布賴恩可不是那種能夠冷眼看著別人獨占所有樂趣的人，他走遍世界，捕捉各種各樣的有毒動物，提取它們的毒素，然后用一整套現(xiàn)代工具從一切可能的角度研究這些東西。鑒于布賴恩的努力，他一共被26條毒蛇咬過，骨折過23次，還感受過3條魟魚、2條蜈蚣和1只蝎子的螫刺。當我追問他被多少昆蟲咬過的時候，他大笑起來�！半y道蜜蜂也能算數(shù)？那你要不要數(shù)數(shù)我遇到過多少見鬼的紅火蟻（fireant）？”

布賴恩坦率而直接，甚至近乎冒犯。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學家，也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毒素專家。我和他已相交多年，剛認識他的時候，我還是一名年輕的研究生，正開始研究有毒的蓑鲉。我去澳大利亞近距離觀察鴨嘴獸（platypus）的時候，順道前往昆士蘭大學拜訪了他的實驗室，我們在學校里的紅房子酒吧一起喝了杯啤酒。我發(fā)現(xiàn)，盡管我們一直在聊各種各樣的技術性話題，但我卻從未認真問過他，是什么促使他開始研究有毒動物的。

“這是我一直以來的夙愿。”他說。布賴恩很快就承認，他研究毒素的動力來自對動物的熱愛。他在自己的網(wǎng)站上公開坦承，盡管他的研究在藥學領域意義重大，“但這不過是個高尚的借口，好讓我有機會擺弄這些了不起的生物”。早在4歲的時候，布賴恩就驕傲地宣稱，自己以后一定要找一份跟毒蛇打交道的工作—他是認真的。從那以后，布賴恩的興趣不斷拓展：他的研究對象包括�？�、蜈蚣、昆蟲、魚、蛙、蜥蜴、水母、章魚、火蜥蜴、蜂猴（slow loris）、蝎子、蜘蛛等，甚至有毒的鯊魚。不過，盡管他開始研究毒素是出于對這些動物的興趣，但毒素本身卻不斷激發(fā)出他的好奇心。用他的話來說，現(xiàn)在毒素最吸引他的地方在于，“它到底能讓你感受到多少種暈頭轉向的感覺”。

和布賴恩這樣的科學家一樣，我之所以會研究毒素也是出于對動物的熱愛。不過，對這些動物制造出來的錯綜復雜的“化學雞尾酒”了解得越多，毒素本身就越令我著迷，我也愈加迷戀這些危險而致命的物種。哪怕從最樂觀的角度來看，我對有毒動物的這份癡迷也必將帶來一段痛苦的學習體驗，但任何有價值的東西都必然伴隨著風險。這些動物將引領我們了解生態(tài)系統(tǒng)和各物種之間的互動，它們制造的毒素能讓我們進一步了解自己的身體，通過這些動物，我們得以探尋最基本的演化過程，這些知識都是無價之寶。為了一窺這些動物藏在基因里的秘密并將它們分享給全世界，我甘愿承擔出入幾次急診室的風險。我走遍全球，近距離接觸過各種各樣的有毒動物，不過迄今為止，我仍毫發(fā)無損。

好吧，除了被猴子咬的那次……不過那次只不過打了8針免疫球蛋白和4針狂犬病疫苗。然后還有被海膽螫的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