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典的研究難，越是古老的經(jīng)典就越是如此。
難，有各種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研究者在具體研究之前，必須面對千百年的經(jīng)典研究史。像《詩經(jīng)》這樣一部民族文化誕生時期產(chǎn)生的經(jīng)典，有兩千多年漫長的學術史。欲了解之，就仿佛要進入一座富藏的礦井，先得穿越曲折崎嶇的巷道，才能到達礦藏的掌子面。不經(jīng)過這一步，靠一點個人的聰明和時下學術的流行知見，也可以弄出些“科研成果”。然而，所謂溝澮之盈，其竭可待。浮皮潦草、吠影吠聲的學術，很容易落入前人已有知解的范圍而不自知。常言道“皓首窮經(jīng)”，要想真正為經(jīng)典研究添一塊磚、加一片瓦，閱讀、吸收和辨別前人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這需要耗長時間、花大力氣。
由此，就說到這部“清代詩經(jīng)要籍叢刊”的用處了。簡單地說，經(jīng)由點讀校勘，將一些重要的《詩經(jīng)》研究著作出版，可以方便讀者了解前人著作，可以令《詩經(jīng)》研究史中的一段巷道走起來更順暢些。這部“叢刊”所以選擇這幾部清人著述，也有其用心。幾部著述的年代在清朝早期、中期，像姚際恒的《詩經(jīng)通論》、崔述的《讀風偶識》，借筆者老師夏傳才先生《詩經(jīng)研究史概要》的說法，都屬于“獨立思考派”。此外像陳繼揆《讀風臆補》、牛運震《詩志》，則屬于《詩經(jīng)》“點評”的一路。它們的共同之處，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文學性”強，或者說對于今天從文學的路數(shù)進入《詩經(jīng)》的學術殿堂有較直接的幫助，它們在《詩經(jīng)》研究史中，自有其特定的位置。
兩千多年的《詩經(jīng)》研究，經(jīng)歷了漢唐經(jīng)學時代、宋元至明的理學時代、清代的考據(jù)時代，近代以來又興起了新式的文學研究（至今還在延續(xù)）。經(jīng)學的研究重視師法、家法。因為經(jīng)學對包括《詩經(jīng)》在內(nèi)的“五經(jīng)”有一個預設：“經(jīng)”是孔子為后世所立下的大法，必須遵照實行。經(jīng)生認為，這些大法的微妙之義，從字面往往看不出，因為限于時局，孔子曾把微妙的大義口授給一些門徒，因此讀經(jīng)必須有師，這就是所謂的“師道尊嚴”之所在。據(jù)載，當年曾子責備同門子夏，就有一條：講學西河卻言不稱師（孔子）。后來漢代立經(jīng)學為官學，考試答題要遵循師法、家法。例如學《詩經(jīng)》，學的是哪家之說，就照著哪家講法答題，出了所學之師說的范圍，就算錯。這樣的尊師法、家法，表現(xiàn)為經(jīng)學著述就是“疏不破注”，如唐代人的“五經(jīng)正義”，循的就是這樣的做法。
可是，師法、家法說法不一，例如《詩經(jīng)》在西漢就流行魯、齊、韓三家的師說，說法之間差異頗大，那么讀《詩》到底尊崇誰？這樣的問題，在漢唐實際已經(jīng)存在，但“官學”之下的學者只管各守師說，不理會那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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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經(jīng)典難，所以要“皓首窮經(jīng)”，要實實在在地面對漫長的學術史，了解汗牛充棟的著述。這幾本書的點校，當然是想在這方面為有志于解讀經(jīng)典之人提供幫助。同時，幾本著作本身可讀性強，對一般喜歡《詩經(jīng)》的讀者，也是頗為不錯的讀物。
這里還要說一下，幾本書的點校者都是年輕的《詩經(jīng)》學者，據(jù)我所知，其中有人還寫過不錯的《詩經(jīng)》論著。校點之事非品格方正、做事踏實者不辦，這幾位都是合乎要求的。再加上幾位老前輩的審讀，書的學術質(zhì)量，當有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