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印刷術、火藥和指南針，這三樣東西改變了全世界所有事物的面貌和狀態(tài)。

弗朗西斯·培根　《新工具論》（1620年）

1999年底的一個晚上，我在家看電視新聞。女主持人播報完當天的主要新聞后，本應開始扼要回顧12個月以來的重大事件，以往每到歲末，電視上都這么做。不過，這一年，主持人卻對整個20 世紀做了回顧。她說道：我們即將走完這個世紀，這個世紀經(jīng)歷了比以往任何一個世紀都多的變化……我細心聆聽著電視的播報，不斷回味著，并開始思考那些變化。我們對變化究竟有何認識？為何主持人那么自信地說20世紀的變化比其他任何世紀都要多？其實很多其他世紀變化也很大，比如19世紀，鐵路的修建曾改變了世界；而16世紀，哥白尼提出了地球圍繞太陽旋轉(zhuǎn)的理論，馬丁·路德則引起了基督教會的分裂。后來，黑白電影、蘑菇云、宇宙飛船、汽車和電腦不斷出現(xiàn)在電視屏幕上。主持人的20世紀多變之說其依據(jù)很明顯是將變化視為技術進步的同義詞了，而20世紀的技術發(fā)展確實是其他世紀無法比擬的。

那天之后的若干年里，我和很多人聊過變化的事。當我問哪個世紀變化最多時，幾乎所有人都同意那位主持人的說法：那當然是20世紀。一些人甚至嘲笑我有不一樣的想法。當我要他們進一步解釋時，他們通常會舉出20世紀的幾個發(fā)明作為例子：飛機的出現(xiàn)、原子彈試爆成功、登月成功、互聯(lián)網(wǎng)和手機的普及。他們似乎相信這些現(xiàn)代社會的成就使得以前任何發(fā)明都黯然失色，而且，比較之下此前任何一個世紀的變化都微不足道。但是，我認為，現(xiàn)代科技成就引起的變化最大而過去則缺乏變化之說，是一種錯覺。20 世紀一些領域的發(fā)展達到巔峰，但這并不意味著其在這個世紀的發(fā)展速度最快。另外，我們也本能地認為我們目睹的變化無論是在現(xiàn)實生活中還是在電視中比我們沒能看到的變化更重要，這種本能加深了我們的錯覺。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會提出，20 世紀以外也有一些存在著巨大變化的時代。這些人一般學有專長，他們能夠敏銳地感覺到早先技術發(fā)展的影響，比如馬鐙的使用、畜力拉犁、印刷術的傳播和電報的發(fā)明。我沒有準確的數(shù)字，但是以下的估算大體不會離譜。當我提問哪個世紀變化最大？時，95%的人會從技術進步的角度回答說20世紀，其余提出不同答案的人中大多數(shù)也是出于技術發(fā)展的理由，只有個別人提到1900年以前與技術進步無關的事件，比如文藝復興或女權運動。我不記得有人提及過公元1000年以前的任何世紀，盡管人們可以輕易指認西羅馬帝國分崩離析的5世紀是個多變的世紀。

還有一些人在回答問題時反問：你所說的變化指的是什么？表面上，這是個自然的反應，卻也是個恰當?shù)膯栴}。每個人都知道何謂變化：狀況的改變。但當問及哪個世紀變化最大時，很多人卻不能把握這個詞的含義。在漫長的歷史中人類集體經(jīng)驗所涉范圍極其廣闊，人們對其中各種變化難以全面審視，而變化中的諸多因素，性質(zhì)不一，殊難相互參較。我們可以對若干世紀的某些具體變化進行考量，比如，出生預期壽命、出生率、實際壽命、身高、人均熱能攝取、勞動力平均報酬等；而對于過去一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我們可以查到這樣的資料：教堂出席情況、暴力發(fā)生頻率、相對財富多少和識字率高低等。當對其中某項內(nèi)容進行精確研究時，我們往往將其與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隔離開來。但是，我們不能對生活方式的差異進行測量，就如同我們不能對愛情進行測量一樣。

事實上，對生活方式進行測量甚至難于對愛情的測量。至少愛情行為有個衡量標準和范圍，從考慮寄出一張情人節(jié)卡片，到派出千艘戰(zhàn)船贏回美人心，程度由低到高。而生活方式卻沒有衡量的標準。歷史上任何一個可量化的明顯變化都可以找到另一個變化個案與之相匹。比如，人類的出生壽命預期肯定在20世紀有很大提高：歐洲大多數(shù)國家提升了60%。但是，與此相對應，也有依據(jù)表明20世紀以前就有個別男女長壽的例子。在中世紀，一些人的壽命就已經(jīng)達到90歲，甚至更高。1189年，當塞普林罕（Sempringhan）的圣吉爾伯特（St Gilbert）去世時，他已106歲；約翰· 德蘇利爵士（Sir John de Sully）1387年辭世，享年105歲，即便是現(xiàn)在也很少有人活到這么大的年齡。的確，中世紀耄耋老人相對較少，50%左右的嬰兒都活不到成年。但是就個體可能達到的最長壽命而言，近十個世紀卻無多大變化。當人們試圖尋找可衡量的事件來回答最大變化的問題時，總有一些類似的可衡量個體事件成為障礙。為什么選擇這個事件而非其他事件呢？正如出生壽命預期和可能達到的最長壽命這對例子所示，那純粹是個人偶然的選擇。

這就意味著，我們提出的問題可能不過是一個猜謎游戲：一種類似誰是英國最偉大的國王好奇而逗樂的辯論。但實際上，這是個嚴肅而有意義的問題。正如我在《時間旅行指南》（Time Travellers Guides）中所示，對于不同歷史時代的人類社會的理解，能夠使我們對人類的本質(zhì)有更加深刻的認識，這種認識不是基于我們對今天日常生活方式相對膚淺的印象。作為一個物種，歷史幫助我們認清我們?nèi)�部的能力和不足，這絕非僅僅是一種對于過往歲月的浪漫回顧。不懂得歷史，就不能得到對現(xiàn)在的正確認識。例如，回顧14世紀，我們才知道當面臨黑死病這樣的大災難時人類具有怎樣的韌性；通過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這類事件的回顧，我們才能夠知道當面臨巨大危機時人類有何等的創(chuàng)新、生產(chǎn)和組織能力；同樣，過去幾個世紀的西方政府發(fā)展史使我們認識到身處當今的西方民主制度中我們是多么短視，我們的政治家們在迎合社會的狂熱，對社會問題也只滿足于暫時的解決，獨裁者卻有謀求長治久安的千年計劃。正是歷史使我們懂得這個社會曾經(jīng)充斥著的暴力、性別歧視和殘忍可能還會卷土重來。從探討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到研究我們?nèi)绾巫晕見蕵�，歷史研究有多種目的。然而，歷史研究最深刻的目的在于揭示所有人類極端行為的本質(zhì)和內(nèi)涵。

這本書是我對1999年12月電視新聞節(jié)目主持人間接提問的一份遲到回答。但是，我可以說，在哪個世紀變化最多這個問題上，我制定了某些參數(shù)。首先，我有意保留了變化一詞含混不清的定義，這樣做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將每個世紀中可能有過的進步包括進來。僅僅在結(jié)論部分，我才試圖分解這些變化，并對它們進行等級評估。其次，我的研究只包括十個世紀，即2000年之前的1000年。這樣做并不是為了否認更早時期的重要性，而是為了保持本書對西方文化的專注，我無意將這本書寫成另外一本世界史大事記。第三，本書的內(nèi)容主要是西方文化中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大體上是中世紀基督教國家的產(chǎn)物。我的研究有時延伸至更廣闊的地域，這種情況都發(fā)生在拉丁語使用者的后裔們將疆土擴張至海外的時代。因此，本書中的西方一詞不是一個地理方位概念，而是一個不斷擴大的文化網(wǎng)，而這張網(wǎng)最初的中心是中世紀歐洲那些基督教王國。顯然，我并無意小看歐洲以外的中世紀文化。這本書研究的是變化，而不是討論誰最杰出。如果我的話題從人類成為一個物種開始的話，那么，非洲就顯出了重要作用；如果我用最后一個冰河時代結(jié)束作為本書的開篇，中東地區(qū)就顯得格外重要；如果我對那些人類文明起源中所有重要事件都進行描繪，那么工具的使用、對火的控制、車輪和船的發(fā)明，以及語言和宗教發(fā)展都將有所涉及。但這些都不在本書討論范圍之內(nèi)。

這本書既不是整個世界的歷史，也不是一些國家或地區(qū)的全面歷史。許多民族的重大歷史事件，我沒有花費太多的筆墨，有時只是順便一提。雖然有些侵略戰(zhàn)爭明顯地標志著對于一個民族的重大變化比如諾曼人對英格蘭的征服，或美國人培里（Perry）將軍1853年率船隊進駐東京灣但相對而言這些都是地方性事件。從地理上來看，具體事件也可以構成主要故事的一部分（例如，意大利文藝復興和法國大革命），但大部分這樣的事件在本書都不占據(jù)中心位置。德國的統(tǒng)一對葡萄牙人并不重要，而西西里人對諾曼人入侵英格蘭不太感興趣，因為他們自身也受到過諾曼人的侵犯，其程度完全不遜于英格蘭。同樣，美洲和加勒比地區(qū)奴隸制問題只在關于17世紀的那個章節(jié)里有所涉及，這是因為奴隸制的再度興起僅發(fā)生在當時西方的邊緣。17世紀的歐洲人更多地受到白人奴隸貿(mào)易的影響，而白人奴隸貿(mào)易相較于歷史上臭名昭著的黑奴交易規(guī)模較小。當時，成百上千的西歐人被巴巴里海盜劫掠，賣到北非，淪為奴隸。但是，在這一章里，即便是白人奴隸貿(mào)易也沒有其他五個主要變化對西方文化的影響大。奴隸制的死灰復燃，像許多民族戰(zhàn)爭一樣，應該在世界史著作中得到詳盡描述，但這本書并不是這樣一本著作。本書是對西方發(fā)展所做的綜合性思考，是為了回答一個具體的問題。

本書對這個具體問題的關注，意味著某些歷史人物和話題在一般的歷史著作中地位突出，但在本書中卻沒有得到重視。一些朋友和同事曾問你怎么能忽略萊奧納多·達· 芬奇？或你怎么可以省略音樂？。萊奧納多雖然天賦過人，但是他的專業(yè)思考幾乎沒有對同時代任何人產(chǎn)生影響，很少有人讀過他的筆記，也沒有人實踐過他的發(fā)明。他唯一的重要遺產(chǎn)就是他的畫。但是，坦率地說，就算文藝復興時期少出生幾個畫家，我也不會覺得現(xiàn)在我的生活方式會受到很大影響。沒有人畫肖像畫會有什么后果，這是另一個問題，不過，與路德或哥白尼相比，某個藝術家的影響相對來說就顯得無足輕重。至于音樂，每個國家都有，而且一千多年來都是如此。樂器、音調(diào)與和聲可能在形式上都已經(jīng)歷諸多變化，而錄制音樂的能力也可以視為變化的一個重要例子。但音樂創(chuàng)作是人類生活中始終存在的一部分，音樂生產(chǎn)的有趣之處在于它隨處可見，而不在于它對我們的生活方式有所改變。

不言自明的是，最重要的變化應是那些超越國界、娛樂和精神價值的變化，最有意義的變化是那些影響力遠遠超出本專業(yè)的變化。一個僅在專業(yè)范圍內(nèi)有影響的科學家，在本書中會顯得不那么重要；同樣，對于那些僅僅改變我們對過往理解的歷史學家，或是那些僅僅影響了業(yè)內(nèi)思想家的偉大哲人，本書也做如是處理。我有一位哲學功底深厚的朋友，他在閱讀本書時感到很意外，他覺得書中對伏爾泰和盧梭關注過多，但對休謨和康德這樣的哲學大師卻幾乎不怎么提及。但他欣然承認，這不是一本哲學史。本書關注伏爾泰和盧梭，是因為他們的思想傳播對18 世紀的政治思想產(chǎn)生了直接的影響�？档聨缀鯖]有被提到與莫扎特沒有出現(xiàn)在本書出于同樣的原因：他的精神遺產(chǎn)并沒有直接觸及近三個世紀中任何一個重要變化。1789 年巴黎的革命者們攻占巴士底獄時并沒有要求貴族們服從康德的絕對命令，他們的領袖是從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中得到啟發(fā)的。

在寫這本書時，我屢次遇到一個特別的問題很多最重要的西方文化的發(fā)展不單單局限于一個世紀，我們應如何考慮這種變化的時代歸屬問題呢？是發(fā)展伊始，抑或是其影響最大之時？我們是將一項發(fā)明定位于其創(chuàng)始之時，還是普及之日？這些問題很難回答。一方面，很顯然一項發(fā)明只有被廣泛使用時才會改變世界，因此，人們將內(nèi)燃機與20世紀相聯(lián)系，而不是19世紀。然而另一方面，如果等某項發(fā)明有了廣泛的影響才開始論述它，就又會忽視它早期的影響。19世紀前很多西方人不會閱讀，但忽視早期的教育發(fā)展卻是個嚴重的錯誤，尤其是13和16世紀的教育發(fā)展。而且，如果對一些發(fā)明在其普遍展開之后才給予討論，與它們相關的很多內(nèi)容就會成堆出現(xiàn)，造成前一個世紀悄然無聲而后一個世紀改變突然到來的假象。例如，把工業(yè)革命完全描述為19世紀的現(xiàn)象，就會減少人們對18世紀產(chǎn)業(yè)變革的印象，同時，這也會忽略當時的人們對工業(yè)革命相關的其他技術進步的認知狀態(tài)，他們對技術進步的認識肯定比他們自己開始穿上機制衣服要更早，所以我們需要一定程度的靈活性。為了回應1999年那位電視新聞主持人的斷言，我認為，重要的是使讀者看到過去許多世紀里發(fā)生的一系列變化，而非隨意訂立寫作規(guī)則，導致歷史受到曲解。

2009年，我受邀做了一次演講，慶祝英國西南部�？巳�特教區(qū)建立1100周年。我把這本書的核心問題變化作為當時演講的主題：過去11個世紀中，哪個世紀的變化最大？那時我就覺得，我不僅需要說明從909年開始發(fā)生的各種變化，還需要得出一些結(jié)論。在準備演講的過程中，我的研究逐漸顯現(xiàn)出一種規(guī)律。我認為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在某些階段跨過了一些門檻，進入了新的高度，而這些飛躍將會持續(xù)性地影響整個人類和人性。這本書的結(jié)論是以上見解的展開與延伸。我相信，若人類再能存在1000年，我在本書中選取的那些最深刻的變化會被視為人類歷史發(fā)展的原始契機，它與造就了我們文化的古代發(fā)明語言、書寫文字、火的使用、輪船、車輪和宗教一樣重要。

2009年以來我反復思考這個問題，為了更好地研究和寫作，我穿行在書架間，駐足于圖書館的大廳內(nèi)。我被我們社會已經(jīng)取得的學術成就所折服，尤其是最近60年的成就。在某個圖書館里，我一度陷入驚愕之中，感覺自己知識匱乏，難以合格地完成這樣一本書的寫作。有好幾個世紀的內(nèi)容像巨大的陰影籠罩著我，似乎在威脅我，要將我壓垮。我曾面對著一排排關于十字軍東征的高大書架，感覺自己像1099年耶路撒冷的大街上那些被砍殺的人們一樣，無足輕重。我也曾進入一個充滿關于18世紀法國的書籍的房間，我對閱讀完那么多的材料感到希望渺茫。面對浩如煙海的證據(jù)，任何一個歷史學家若不保持一定程度的謙遜，那肯定是在自欺欺人；任何人若回避自身歷史知識的欠缺，認為可以隨意在這樣一本書的寫作上發(fā)揮權威性，那他或她肯定是騙子。當然，我非常想弄懂每件事情，這樣就有可能為我提出的問題提供最周全和博洽的答案，但人類大腦只能容納這么一點點信息。至于我，我自青少年時期就開始研究英國歷史，起初只是業(yè)余愛好，然后成為歷史專業(yè)的學生、歷史檔案保管員，最后成了專業(yè)歷史學家和作家，因此在此領域稍有優(yōu)勢。因為30年來我的研究重點是英國歷史，所以這本書難免有些不平衡，我引用的很多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都與英國相關，但是我選擇的變化事件卻并不僅圍繞英國，而是那些部分或全面地影響過西方國家的話題。我采用英國的事件和數(shù)據(jù)來闡釋社會發(fā)展在現(xiàn)實中的意義，或體現(xiàn)歷史變遷中地域間局部與整體的關系。這么做似乎比忽略我的英國史專業(yè)，而一味追求面面俱到地討論各個國家的情形為好。

你可能不認可我心目中變化最大的那個世紀，你也可能堅定地確信過去所有的戰(zhàn)爭、饑饉、瘟疫和社會革命都沒有用上手機或每周網(wǎng)上購物那樣重要。不過這都不要緊。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引起我們的討論：我們是什么，我們在過去1000年的歷史中都做了什么，我們?nèi)祟愑惺裁礉撃埽�以及我們能力的極限在哪里。其目的還包括估量過去十個世紀中那些非凡的經(jīng)歷對人類意味著什么。如果有更多人來討論這些問題，因而認識了漫長歷史中人類的本質(zhì)，并將思考所得應用到未來，那么本書就達到了它的目的。

伊恩·莫蒂默

莫頓漢普斯特德，德文郡

2014 年6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