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細說中國歷史叢書序言
鄧廣銘
人們大概都知道,蘇軾在《東坡志林》中,載有涂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大概也都知道,南宋詩人陸游有一首詩說道: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后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說蔡中郎,當然就是說三國史當中的一個片段。
南宋晚年吳自牧的《夢粱錄》則記有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鑒、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zhàn)之事(耐得翁《都城紀勝》所載略同)。這里所說的通鑒,絕不是指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或朱熹的《通鑒綱目》而言,而是略似通史之意,與下文之漢唐歷代是一樣的意思。
舉述以上三事,我是想用來說明,到了宋代,一般社會人群的文化水平,在當時商品經濟日益發(fā)展的自然形勢走向的推動下,也正企求逐步提高,故不論城市的市肆、涂巷,或是百姓聚居的村落,都有以講說史事為專業(yè)的人(包括盲人)。但是,這些以講說史書為業(yè)的人,全都是并不真正讀過史書的人,他們只是在從某些讀書人聞知某一階段的歷史(大都是戰(zhàn)亂最多的時期)的粗略梗概之后,再加以演義和穿插,增加一些熱鬧的、傳奇的場面,寫成文本,口耳相傳。有許多盲人也成為這類傳承人物的一個組成部分,藉以用為謀生的一種技藝。這許多講史的文本,經過長時期和千百人(包括一些真正讀過史書的人)的充實修改,最后便結集為《三國志演義》、《五代史平話》、《水滸傳》等書,成為現今多數人喜讀的古典小說。
在《三國志演義》等書已經廣為流行之后,在各大城市以及鄉(xiāng)村市鎮(zhèn)的市場或廟會上,一直還有人在繼續(xù)講說三國的群雄和梁山泊英雄好漢的故事,也仍然能吸引一些聽眾,這說明,由并不閱讀史書的人向社會人群講說歷史故事的風習,在繼續(xù)了千百年之久而并未改變。
可是,在抗日戰(zhàn)爭期內,在當時作為臨時首都,并成為人文薈萃之地的重慶,卻有一位真正的歷史學家,挺身而出,要向這個山城的社會人群,講說真正的歷史事實。他找定了一個可以容納大量聽眾的會場,作為他演說的固定場地,按一定的日期和一定的時間,到那里進行演講,聽眾則須買票入場。這真稱得起是一支異軍突起,然而這支突起的異軍,一上陣
卻收到了橫掃千軍的效果。前一期的講題是說三國,后一期的講題是說武則天,聽眾與日俱增,在重慶這個山城,確實引起了一大陣轟動。我當時身居北碚的復旦大學,距重慶百多華里,竟也經常有為這番講史的叫好聲傳來耳邊,經常為這一轟動效應所震動。
若問:主講人何以具有如此這般的魅力? 何以能使他的講史引起如此這般的轟動? 我的答復是:因為他是洞曉古今中外的歷史學家黎東方教授。那時他的正式職務,是在國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員會,并在中央大學歷史系兼任教職。
黎東方教授所講說的三國史或武則天的歷史,全都大異于從宋代以來,出現在城市或村鎮(zhèn)中那些說書人和講史人所講說的內容,他既不虛構任何一個人物,也不虛構任何一樁事件,以增其傳奇性質,藉以吸引聽眾;他只是廣泛地從各種體裁的史冊當中,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加以貫串,然后做出他的講詞。照這樣做,按常理而論,則他的講說,較之那班職業(yè)的說書、講史人,便應顯得枯燥乏味,難以引發(fā)聽眾的興趣,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異軍,橫掃一切職業(yè)的說書、講史人員,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既已把所要說的史事熟蘊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原,而通過他的逸趣橫生的詞鋒加以表述,既顯示出踏踏實實,決不浮泛;所表述的史事,又都生動活潑,引人入勝,則其取得那樣的成功,豈不正是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嗎?
在重慶演說上述兩段歷史,引起了一大陣轟動之后,黎東方教授又飛往昆明,把這兩段歷史又全都重講一番,其所引致的盛況,一如在重慶講說時。他是否又到另外的地方講述過,我卻記不起來了。但單就渝、昆兩地來說,只因黎教授的講演而接受到真正的歷史教育的,正不知已有若干千百人次了。
黎東方教授于1949 年離開大陸之后,經常往返于臺灣與美國。但不論何時何地,他一直還在操其舊業(yè),或則是執(zhí)教于某一大學或學院,擔任某種歷史課程,或則是在某個研究機構專心致志于某一歷史課題的研究?傊,他是無往而不是以歷史學科這一領域作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的。
在黎東方教授離開大陸,直到目前的這四十多年內,我雖然也曾接到過他的來信,當他于80 年代末來北京探視朋友時,雖也曾有過短暫的晤談,而對他在此四十多年的生活情況,除上面所概述的諸事而外,卻并不詳知,只是在進入90 年代以來,我從臺灣刊行的幾種雜志上,特別是從《傳記文學》所刊載的書刊報道上面,才得知悉,這四十多年,乃是黎東方教授在歷史學的論著方面最為豐收的時期。他既在各種報刊上發(fā)表了不
計其數的史學論文,更先后出版了《細說先秦史》、《細說三國》、《細說元
朝》、《細說明朝》、《細說清朝》,一直細說到民國的肇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