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序

2010 年初，西班牙《國家報》（El País）報道，1850 個未標記的公墓被繪制在了西班牙近一半的國土上。輿論認為，公墓埋葬的絕大部分遺骨，是西班牙內戰(zhàn)期間及戰(zhàn)爭剛剛結束后，因為政治主張、意識形態(tài)或宗教信仰被暗殺的人。內戰(zhàn)結束已經過去七十年，這個消息讓人不寒而栗。但實際上，這代表了執(zhí)政黨社會黨做出的努力根據(jù) 1997 年以《歷史記憶法》之名而為人熟知的議會法案，政府終于準備讓戰(zhàn)爭中逝去的靈魂安息。這項法案在特定情況下允許對遺體進行挖掘，內戰(zhàn)雙方實行的暗殺皆適用于此。事實上，此舉辯白了那些支持 1936 年合法當選的共和派政府的人的權利包括左翼工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共產黨人、社會黨人，以及左派共和黨成員和反對反動叛亂的軍官。這一權利被佛朗哥政權剝奪了四十年。當年共和派政府與導致內戰(zhàn)加速爆發(fā)的武裝叛亂進行了對抗。根據(jù)最新歷史研究，叛軍為了鏟除反西班牙的破壞分子并恐嚇民眾，總共謀殺了十萬人。內戰(zhàn)最初幾個月遭到槍決的那些人，被遺棄在了他們倒下的地方，一起埋葬在無標記的非神圣之地。 這項法案規(guī)定，如果愿意，逝者的子孫最后終于可以將他們的遺骨改葬，或者至少了解他們目前的埋葬之地。

盡管我了解整件事的背景和龐大的被暗殺人數(shù)，但寫下這些的時候，這個消息仍然帶給了我極大的沖擊：僅在西班牙半片國土上就有如此多的無名之墓全國由社會黨單獨治理或與其他政黨聯(lián)合管理的十七個自治區(qū)即占了八個。如果本書的兩位主人公之一曼努埃爾科特斯（Manuel Cortés）不是如此聰明機智，他的遺體如今很可能就躺在這其中一個無名之墓里。在由獲勝的佛朗哥支持者掌控的米哈斯（Mijas），等待他的幾乎必然是這種命運。這個安達盧西亞村子是他的家鄉(xiāng)，內戰(zhàn)之前他是這里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社會黨村長。但他逃脫了這種命運，因為戰(zhàn)爭結束回鄉(xiāng)后，他在父母及其妻子的家里藏了三十年。他以理發(fā)師為業(yè)，終生秉持社會主義和工會主義信念；他家境貧窮，基本依靠自學，而且熱衷政治；他堅信村里目不識丁的無土地散工和小戶佃農必須先接受教育并學會合作，然后才能肩負起迫在眉睫的民主社會主義革命，以使農村從反動地主階級手中解脫出來；他極 力反對暴力，包括回應武裝叛亂而在后方進行的暗殺行動勞工們著手的革命事業(yè)，使得大約五萬五千名資產階級因為政治或宗教理想被大肆槍殺。作為村長，曼努埃爾在那段危機四伏的時期挽救了許多政敵的性命。他從大多數(shù)人那里贏得的感激，卻是他們盼著看到他被槍斃在那條干枯的河道旁，而他的一些同伴已經在那里送命。

有兩年時間，曼努埃爾整日藏在一個不過兒童椅寬的空間里。倘若沒有他的妻子朱莉安娜（Juliana）的支持，他不可能幸存下來。從多個意義上而言，她是這場磨難的另一位主角。因為她必須不斷應對外部世界，在戰(zhàn)后嚴峻的形勢下抵擋國民警衛(wèi)隊的搜查和盤問，以及好事的冤家對頭和愛管閑事的街坊鄰居。她通過嚴厲的告誡確保了三歲的女兒對曼努埃爾藏在家的事只字不提，正如多年后她的女兒瑪麗亞為同樣的原因讓自己的兩個孩子保持沉默。兩代年幼的小女孩被媽媽逼迫絕不許把家人知道的秘密向外透露這是她們的父親和外祖父存活下來的條件。在一個人們相互熟知的小村子里，做到這樣絕非易事。但這些年幼和年長的女人做到了，誰也不知道她們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除了保護丈夫，朱莉安娜如今還要養(yǎng)家。讀者會看到，她對這件事變得游刃有余。她帶著對利潤的精明考慮擴大了生意，曼努埃爾說這是他自己在幕后指導的結果。事實的確如此，但只說對了一部分，因為這否認了朱莉安娜在執(zhí)行決定時發(fā)揮的作用。不過平心而論，曼努埃爾十分克制地未將自己的政治理想強加給朱莉安娜和瑪麗亞，也不對她們參加教堂活動和她們的宗教信仰評頭論足。他自己則對這些事情毫不關心。但在更世俗的層面上，他對妻子和女兒便沒有這么寬容。對于一個 1969 年時已六十多歲，并且剛剛從漫長的躲藏中走出的村夫而言，這并不讓人意外。

盡管重獲行動自由后曼努埃爾沒有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但他晚年一直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讓我好奇的是，他會如何看待《歷史記憶法》？我確信他會欣然接受對那些反對武裝叛亂的人的權利進行平反，同時再次譴責交戰(zhàn)雙方犯下的暴行，并且一定會指責中間偏右的人民黨（Partido Popular，PP）借口法案只會重揭內戰(zhàn)傷疤而拒絕通過的行為。他可能不會像歷史學家一樣感激立法者的決定將與內戰(zhàn)有關的眾多西班牙文獻單獨集中在薩拉曼卡的檔案室里。但他也許會和我一樣，對這項法案的名稱感到困惑。歷史記憶？想必這里合并了兩種記憶。我們通常所說的記憶是個人親身經歷的產物，對每個個體而言都是主觀而獨特的。從這層意義來說，歷史的記憶必然有許多版本。而且即便有些記憶有重疊之處，它們帶來的影響 也會因人而異。所謂的歷史記憶只可能指代對過去的集體意識，是通過教育、影像、傳說、書籍、電影、新媒體等形成的一種后驗，因而無需個人的親身經歷，并且受制于操控歷史的爭議，以及它對現(xiàn)在的投射。正如人民黨做出的反應，這種現(xiàn)象在內戰(zhàn)問題上一直存在。對于20 世紀 30 年代導致國家分裂三年的戰(zhàn)爭，西班牙國內尚未達成共識。

我們能否認為個體記憶在其所屬階層或社會群體中具有代表性？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每個人始終遠不止他代表的某一件身外之事。那么，記錄個體的回憶我們都知道其客觀描述難免經常出錯用途何在呢？我想，只在于這些回憶最能告訴我們的那些親歷歷史事件者的主觀感受。

最后我想以自己的觀點結束。在我有幸認識的所有人中，曼努埃爾是最不同尋常的幾位之一。他對民主社會主義的信念堅不可摧；他早從少年時代起便為改善周圍世界所做出的努力是令人欽佩的；他對包括其政敵在內的其他生命的尊重，體現(xiàn)了一種在其同時代的人身上少有的對生命的敏銳情感。我十分感激他提供的現(xiàn)代西班牙歷史和政治知識。他是一個真誠的人，果敢而沉著，但卻對自己和自己的成就表現(xiàn)得異常謙遜，毫無夸大之詞。我很榮幸成為他的朋友，并和他共同著述此書。

羅納德弗雷澤

2010 年 3 月于瓦倫西亞

序

1969 年 4 月，曼努埃爾科特斯西班牙一個小村莊在內戰(zhàn)時期落入佛朗哥勢力之前的最后一任共和派村長在躲避當權政府三十年后重返社會。在他的妻子朱莉安娜和女兒瑪麗亞的幫助下，他從內戰(zhàn)結束后便一直躲在村子里。在他獲釋的幾天前，為了慶祝內戰(zhàn)勝利三十周年，政府宣布了一項特赦令，赦免內戰(zhàn)期間犯下或涉嫌犯下的罪行。三十年過去了，曼努埃爾科特斯，這位以理發(fā)師為業(yè)并終身秉持堅定信仰的社會主義者，第一次覺得可以毫無顧忌地走出躲藏。

本書記錄了他和妻子及女兒對這些年的描述。他們講的是自己的故事，喚起親歷過的艱難考驗、死里逃生的危險，以及似乎失去一切的絕望。躲在一個人們愛多管閑事的村子里正如世界上所有的村子一樣本身就是巨大的成就。除此之外，還要面對搜查和審問、經濟困境和對生病的極度恐懼曼努埃爾躲起來的時候三十四歲，出來的時候六十四歲做到這樣更顯得了不起。其中的許多功勞要歸于他的妻子。是她在漫長的三十年里擔負起保護丈夫的責任，養(yǎng)家糊口，教導自己的女兒和外孫女對家里的秘密保持沉默而這些都是在大多數(shù)親人不知情的情況下做到的。這是一個有關個人的堅韌、才智以及犧牲的故事。在重歷這個故事，提醒自己三十年在人的一生中有何意義時，我們除了引用朱莉安娜的感嘆，大概也沒有更合適的話了：三十年說起來容易，但你要親身經歷才能知道個中滋味。

但他們的故事不僅僅是對這么多年躲藏的描述。尤其是曼努埃爾，他的敘述是對西班牙近代歷史最關鍵的那幾年生動的回憶錄：君主制的瓦解、共和國的到來、人民陣線、武裝叛亂、革命以及內戰(zhàn)。1930 年到 1939 年是見證這些事件的十年，這十年大概是當代歷史中記錄最為詳盡的時期之一：相關著作已有一萬多本，每年還有新的作品問世。但關于西班牙尤其是鄉(xiāng)村的勞動階層是如何親歷這些事件的，這一點卻鮮有作品涉及。

不能忘記的是，當時的西班牙以農業(yè)為主（事實上直到 20 世紀60 年代都是如此）。20 世紀 30 年代的農業(yè)無產階級群體（多數(shù)為無土地散工）大概與工業(yè)無產階級相當各有兩三百萬人。除此之外，還有兩百萬佃農、租地農以及小土地擁有者同時，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人數(shù)也不過兩百萬。除卻他們所有人，五萬大地主卻擁有超過西班牙一半的土地。在安達盧西亞這樣典型的大莊園主地區(qū)，情況更為極端：例如在塞維利亞，5% 的地主創(chuàng)造了全省農業(yè)總財富的 72%。

土地問題幾乎是所有政治問題的根源，它數(shù)百年來懸而未決，以至于開始讓人覺得會永遠存在。在成百上千的村子里，農民期待共和國能用一場有意義的土地改革解決問題然而等待換來的是失望。共和黨中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未能鞏固革命并創(chuàng)造穩(wěn)定的議會制民主，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于他們解決土地問題的失敗。厭倦了等待的農民階級投奔左派，占領了大莊園主的土地。1936 年的武裝起義觸發(fā)了 20 世紀西方最大的革命狂潮。其結果無須重復：勞動階級和農民革命失敗，同時迎來內戰(zhàn)；軍方、寡頭政體和教會成功打敗他們的敵人并采取獨裁統(tǒng)治，除了已逝的薩拉查，這是 20世紀歐洲持續(xù)時間最長的獨裁。土地問題繼續(xù)存在，直到 60 年代才終被解決數(shù)以百萬的農民隨著西班牙工業(yè)擴張而離開農村到城市變成了新的無產階級，其他人則到西歐的六個國家從事非技術勞動。

曼努埃爾是隨著對土地和農民受剝削問題的深入認識投身到了20 世紀 30 年代的社會主義運動中。要理解他的立場，必須對他所在的村子和其土地有所了解。

米哈斯是距離馬拉加西面約二十英里的一個小村莊。它面朝一條山脈而臥，俯瞰地中海。村里起伏的地勢一直延伸到豐希羅拉兩側的沿海平原，流經豐希羅拉的河流也將平原一分為二。在山丘和低洼處，白色的農莊隨意散落。倘若俯視其白墻紅瓦環(huán)繞在種類繁多但并不集中的樹木之間橄欖樹、杏樹、角豆樹、無花果樹種在通常不過幾步寬田邊，你會想象這里住的都是擁有土地的農民：每個農莊都是一小片天地這塊田里種這個，那塊田里種那個， 什么都種一點。幸運的話，每一樣莊稼都足夠支撐一年的生活。

這是一幅具有誤導性的景象。雖然這片并不肥沃的土地比其他地方分配得更平等，而且有些農莊歸農民所有，但大部分土地屬于少數(shù)幾個地主。他們的地由農民租種或以佃農的身份耕種。如果是后者，地主將拿到一半的收成。農莊的規(guī)模剛好支持一個家庭度過豐收之年；要是遇上收成不好的年頭這種情況經常發(fā)生，如果父親不出去，那么當兒子的就必須出門找事做。

村民靠土地生活。村里有一些當?shù)氐闹匾�人物：兩三個地主、一名醫(yī)生、一名校長、鎮(zhèn)書記、一兩個商店老板、一名牧師，以及任國民警衛(wèi)隊指揮官的下士或中士。這個小型資產階級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控制村里命脈的統(tǒng)治集團。過去，偶爾會有其中一個重要人物組建自己的支持群體，從并不限于他自己的階層中吸收成員。當時這一群體被稱作黨徒。在更早些時候，每個黨魁，或者說政治老板，會有聽命于自己的黨徒集團。

在這個小型資產階級中，國民警衛(wèi)隊指揮官無疑在其準軍事性的農村警力駐扎的任何地方都擁有極大的權力。他是當?shù)亟y(tǒng)治集團的一部分，但他不依賴于它，因為他通過自己的指揮鏈來接收命令。他是外來人任何警衛(wèi)隊員不得在自己的出生地任職，必須與之保持距離，這是他樹立威信保持獨立的必要條件，但同時他又不能完全與之疏離。統(tǒng)治集團也許能給新上任的指揮官施加壓力，但他也同樣有責任和義務抵抗會危及其自主能力的其他勢力，因為他的威信仰賴于此。讀者會看到這些模糊之處是如何在曼努埃爾的事例中上演的。

在這個小資產階級之下，還有一個階層的手藝人和自雇者：幾個水泥工、一兩個木匠、幾名理發(fā)師和修鞋匠、一個打鐵匠、編茅草的人、騾夫以及魚販。這些人在村里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剩下的人靠土地而生，但土地并不能為所有人提供事做。許多無土地的散工只有在農場需要額外勞動力的時候才能找到活干，否則在長達半年不需要額外勞動力的時期，他們就要去山里搬柴火或者搬刺手的茅草回來�；蛘咭谎圆话l(fā)地坐在酒吧前的空桌子旁，如同那些在噴泉邊身著黑衣服的女人一樣，眼神空洞地盯著零星走過的路人。

這是幾十年前。如今的米哈斯是地圖上推薦的必游之地，太陽海岸的一部分：成千上萬的游客在 20 世紀 60 年代如雨后春筍般興起的酒店、別墅和公寓大樓里度假。他們擁擠在混凝土修建的鄉(xiāng)村街道上，注視著為他們開設的旅游商店，騎在觀光毛驢上看風景，在村莊里拍照留念，然后坐著大巴滿載而歸。每個人都有工作，而且很少有人再依靠土地生活。但在這張旅游面具之后，米哈斯的今天藏著它的過去。

*

當我在倫敦看到曼努埃爾走出躲藏的消息時，我并不感到十分驚訝。我對米哈斯已經有幾年的了解，而且每當談話轉為閑聊時，人們經常會揣測他的妻子朱莉安娜的舉動她總在周圍有人的時候把家里的門關起來。偶爾會有人說曼努埃爾藏在屋子里。我相信大多數(shù)人和我一樣，心里覺得這不可能。但是，無疑有很多人想過他可能藏在那兒；同樣肯定的是，沒有人能確定他就在那兒。

曼努埃爾出現(xiàn)的三個月后，我在一次去米哈斯的拜訪中見到了他。我發(fā)現(xiàn)他個子不高，頭發(fā)灰白。皺紋和天花留下的傷疤在臉上交織成一張錯綜復雜的網(wǎng)，一雙好奇的眼睛嵌在上面。蒼白的膚色是他三十年不見天日僅有的明顯痕跡。他很機警，也很小心。包括世界各大媒體代表在內的許多人都來看過他，他是因為此次特赦而走出躲藏的六個人中第一個出來的。幾天之后他才同意他人記錄自己的人生。

他說話的方式從容而冷靜，沒有安達盧西亞人常見的虛夸。他最關注政治他年輕時候的政治，他參與過的社會主義運動。20世紀 30 年代的農村社會主義（或其他人民陣線）領袖沒有多少人活下來。他們有的在戰(zhàn)場上陣亡，有的在鎮(zhèn)壓中死去。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在那些幸存下來的人中，對于動蕩時期村里的生活和政治，沒有誰能記得像曼努埃爾這樣清楚。在被迫與世隔絕的泛黃的三十年里，他的記憶一直保持得非常好，內戰(zhàn)前的生活和政治幾乎沒有什么遺漏。毫不夸張地說，在許多方面，他的記憶比眼前的生活對他而言更為真實。傾聽這些回憶仿佛傾聽一個來自過去的聲音一個有幸活下來的人回憶任何歷史作品都無法詳細描述的事情：那個年代的民間生活。

隨著他對地方、國家乃至國際事件的詳細回憶，我聽到了在這個村子前所未聞的事情。不過，我此前確實沒有機會像這樣直接對其他人提問。他對于自己在躲藏中的苦難表現(xiàn)得很含蓄：我們交談了二十四小時后，他才提起自己如何度過了最初幾個月的躲藏。

有兩件事只要我們提起，他的聲音都會變得很激動：朋友和同志遭到處決，以及革命期間當?shù)氐刂鞯谋缓�。回憶這兩件無可辯解的事令他感到痛苦。他曾盡己所能挽救生命，這些人的死顯然至今對他仍有很深的影響。

他所說的一切體現(xiàn)出了他的穩(wěn)健。他是組織者和仲裁者，也是領導者和調解人小時候他是一幫孩子的頭目，少年時期自己選擇當足球隊的裁判加之反叛的天性，這些就是他身上具備的多種特質。

隨著曼努埃爾講述自己的人生，尤其在他躲藏期間，朱莉安娜的重要角色變得越來越明顯。要使故事得以完整，就必須加入她（和其女兒）的陳述。盡管猶豫不決，但曼努埃爾還是同意說服妻子。朱莉安娜比丈夫高，外表看上去比他更強健。我很快發(fā)現(xiàn)村里人對她舉止嚴厲的評價有失偏頗（對于一個三十年來必須保護丈夫安全并養(yǎng)活一家人的女人來說，這絲毫不讓人意外）。回憶過往事件時的情緒常常讓她難以承受，禁不住失聲痛哭。這種情況下，曼努埃爾在采訪中的陪伴能給她帶來安慰。但其他時候，她明顯在他不在場時表述得更加自 由。

采訪過程中我問了成百上千的問題。鑒于提問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回答，我需要明確自己的立場。我對米哈斯的近期歷史非常了解，但對西班牙歷史并非如此。采訪過程中，我同時在向曼努埃爾和與此主題有關的作品廣泛了解情況。我的主要角色無疑是進行調查：鼓勵曼努埃爾、朱莉安娜和瑪麗亞回憶給他們的人生帶來影響的所有細節(jié)。與此同時，隨著曼努埃爾和我深入交流，對 20 世紀 30年代的政治熱情和辯論開始將我掌控。然而我還太年輕，在那個年代只是個孩子，沒有親身的體會。我們的采訪經常轉變成對話，我逐漸打算將這本書圍繞這些對話的發(fā)現(xiàn)展開。我仍然認為這是正確的做法，因為我不想裝作自己是以價值中立的態(tài)度進行采訪。我所關注的話題必然奠定了我們交流的基調，但我相信這并未從根本上改變曼努埃爾給出的回答。不論我的提問多么刁鉆，他總是對自己表達的政治信仰做出幽默而堅定的回應。

我沒有在書中加入這方面，是因為我認為這會畫蛇添足地將整個故事復雜化。而這個故事的價值，在于對一個人半個世紀的人生和安達盧西亞農村生活的歷史敘述進行了獨特的融合。我轉而附加了一些注解和章節(jié)標題這些都是我的主意，書中的主人公沒有參與，希望這樣有助于從國家層面對他們講述的地方事件進行澄清和充實。

因此，這是他們的書。我重點安排了（在分量或順序上）藏身最初幾年的描述和革命及內戰(zhàn)因為它們固有的歷史和戲劇價值的部分。除此之外，我的介入僅限于調整時間順序、刪除贅 述內容，以及盡量忠實地翻譯他們的陳述。

感謝幫助我完成此書的所有人。特別感謝對錄音帶進行抄錄的各位，尤其是瑪麗亞艾奇遜女士（Mrs Maria Acheson）。若有人想查閱采訪的原內容，我可以提供錄音帶。

羅納德弗雷澤

倫敦

米哈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