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本序
　　一九三六年初秋到一九三九年春的西班牙內戰(zhàn)早已成為歷史陳跡，今天已不大為人們所提及。然而它實際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歐洲戰(zhàn)線的序幕，是全世界進步力量和德意法西斯政權之間的第一次較量。由于種種復雜的歷史原因，進步力量在這場斗爭中失敗了。以文學形式來反映這一頁歷史的作品為數(shù)不多，而今天尚被人推崇、廣泛閱讀的恐怕就只有這一部《喪鐘為誰而鳴》了。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當時的歷史：
　　一九二九年席卷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大恐慌，對經濟落后的西班牙打擊極為沉重。在強大的群眾運動的推動下，共和黨、社會黨和一些資產階級政黨于一九三一年四月組成聯(lián)合政府，建立了共和體制。當時工人階級處于分裂狀態(tài)，其中以推行溫和的改良主義的社會黨勢力為最大，而無政府工團主義也吸引了不少群眾。年輕的共產黨不得不在對這兩股勢力作不斷斗爭的情況下逐漸成長起來。
　　共和國初期，執(zhí)政的社會黨人和共和黨人不能堅決貫徹最起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反而逐漸被右派政黨組織占了上風。一九三三年秋，右派政黨在大選中獲勝，新政府倒行逆施，工人以大規(guī)模的罷工和示威游行來回答，農民也展開了奪地運動。西班牙共產黨純潔了隊伍，建立了以伊芭露麗等為首的戰(zhàn)斗的領導班子，迅速壯大起來，在第二年十月各地工人總罷工及武裝起義中起了骨干作用，但結果被政府的優(yōu)勢兵力所鎮(zhèn)壓，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一九三五年，人民陣線在法國大選中獲勝，在這種形勢的鼓舞之下，西班牙進步勢力各派克服了分歧，團結起來組成人民陣線。共產黨又轉為公開活動，積極參加人民陣線的工作。一九三六年二月國會選舉中，人民陣線獲勝，在四百七十三席中得到了二百六十席，著手組成聯(lián)合政府。共產黨只得了十四席，因此總理和各部部長基本上由左派共和黨人及社會黨人擔任，成分復雜，矛盾不少，這是導致最后失敗的原因之一。
　　這時國內的反動勢力不甘心于失敗，陰謀叛亂。西班牙的軍隊一向掌握在貴族地主資本家的子弟之手，共和國成立后，僅僅要求他們宣誓對之效忠，沒有改組。因此，佛朗哥將軍于那年八月十四日在西屬摩洛哥發(fā)動叛亂，立刻得到各地駐軍及法西斯組織長槍黨等右派集團的響應，很快就占領了西北部及西南部，使位于全國中央的首都馬德里處于三面受敵的境地中。一開始形勢就對共和政府不利。
　　西班牙的法西斯分子早就和納粹德國和墨索里尼獨裁政權勾勾搭搭，這時德意兩國公然以飛機、大炮、坦克等軍用物資源源不絕地支援佛朗哥，并派教官及軍隊參戰(zhàn)，殘酷地屠殺西班牙人民，激起了進步人類的公憤。但英法等國卻對希特勒采取所謂的綏靖政策，害怕西班牙人民陣線的勝利會影響自己國內的政局，在不干涉政策的幌子下對西班牙實行可恥的封鎖。以各國共產黨人為中堅的工人階級以及知識分子中的先進分子，紛紛以實際行動來聲援西班牙人民，把共和政府的事業(yè)看作全體進步人類的事業(yè)。他們放棄了自己的工作，有的志愿參加醫(yī)療隊，搶救傷員，有的直接參加作戰(zhàn)，如著名的國際縱隊，在第一年冬季馬德里保衛(wèi)戰(zhàn)中，和英雄的首都軍民并肩作戰(zhàn)，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有不少人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例如英國年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拉爾夫·福克斯及克里斯托弗·考得威爾。其他在內戰(zhàn)期間親赴西班牙的知名人士有白求恩大夫、荷蘭電影大師伊文斯、智利詩人聶魯達、蘇聯(lián)作家愛倫堡等，而本書作者海明威也是非�；钴S的一個。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末期在意大利北部前線經受戰(zhàn)火洗禮并受了重傷的海明威，對西方文明的傳統(tǒng)價值觀念感到幻滅。戰(zhàn)后，于二十年代初在巴黎從通訊記者成為專業(yè)作家，在第一部重要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常升起》(1926)中，形象地刻畫了一些在精神和肉體上受到戰(zhàn)爭創(chuàng)傷的英美青年男女，浪跡巴黎、西班牙等地，在酒吧間、斗牛場等等場合尋找刺激及解脫。海明威就此被公認為這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一九二九年出版的著名作品《永別了，武器》寫主人公不堪忍受戰(zhàn)爭的殘酷，毅然向武器告別，做了逃兵，和愛人逃到風光旖旎的瑞士，過著田園詩式的生活，但好景不長，愛人在難產中死亡，使主人公不得不向愛人的懷抱告別。作者表達了強烈的反戰(zhàn)立場及對人生命運的絕望態(tài)度。
　　但是時代在前進。經濟大恐慌激化了階級矛盾。三十年代美國出現(xiàn)了無產階級文學的高潮。不少有良心的作家通過思考，開始向左轉。這時海明威早已回國，因不喜歡跟紐約等大都市的文藝界人士來往，定居在美國東南端佛羅里達州南端的基韋斯特島，和古巴首都哈瓦那僅一水之隔。他出入于那一帶海濱小酒店、碼頭等場所，經常和漁民打交道，觀察社會眾生相。他筆下的人物開始起變化，覺悟到一個人單槍匹馬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以基韋斯特島和哈瓦那為背景的小說《有錢人和沒錢人》中主人公亨利·摩根語)，這反映了他本人當時的思想。
　　這時西班牙正面臨著一場生死搏斗。海明威二十年代初任駐歐通訊記者時，就和西班牙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愛上了這片浪漫的土地和熱情的人民，尤其愛上了斗牛賽。他在作品中歌頌這種在死亡面前無所畏懼的斗牛士，充分體現(xiàn)了他提倡的硬漢子精神：人終有一死，但不能死得窩囊，在緊急關頭要保持尊嚴和體面。他精通西班牙語，作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于一九三二年發(fā)表了關于斗牛和斗牛士的長篇專著《死在午后》。當法西斯魔爪企圖扼殺西班牙人民的革命成果時，海明威挺身而出，寫文章，作講演，撻伐法西斯主義。他以記者身份于一九三七年初來到被圍困中的馬德里，借了錢買救護車支援共和國政府。他出入百花旅館和蓋洛德飯店，廣泛接觸政府軍人士、國際縱隊的軍官、各國記者和普通的西班牙士兵。第二年，為影片《西班牙大地》撰寫腳本并發(fā)表了他唯一的劇本，以馬德里為背景的《第五縱隊》。由于缺乏武器和糧食，加上內部敵對分子的破壞，政府軍的防線于那年年底被叛軍突破，一九三九年一月下旬不得不放棄東北部濱地中海的大城市巴塞羅那，二月底，英法即迫不及待地承認了佛朗哥政權，英雄城市馬德里終于在三月底陷于敵手，人民陣線的政府就此被葬送了。
　　海明威這時在哈瓦那郊區(qū)觀景莊別墅里開始埋頭寫作《喪鐘為誰而鳴》。該書于第二年問世，得到批評界和讀書界的一致好評。
　　這是海明威篇幅最大的一部小說，但全書情節(jié)局限于三天之內(一九三七年五月底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到星期二上午)，寫得緊湊非凡。那時候，由于三月中政府軍在首都東北瓜達拉哈拉城附近大敗意大利侵略軍，首都已轉危為安。戈爾茲將軍這時正準備在首都西北向瓜達拉馬山區(qū)叛軍山上防線發(fā)動進攻，為了切斷敵人的增援路線，派美國志愿人員羅伯特·喬丹到敵后深山中和游擊隊接上關系，等戰(zhàn)斗一打響，炸毀一座鐵橋。本書即從老向導安塞爾莫帶喬丹到橋頭哨所偵察寫起，接著兩人就向游擊隊的營地進發(fā)。老人喚來了小組頭頭巴勃羅，喬丹和他立刻進行了交鋒，矛盾就一步步展開了。巴勃羅當年原是馬販子，給部隊和斗牛場供應馬匹，后來在斗牛場做幫手時結識了和斗牛士菲尼托同居的比拉爾，菲尼托被牛挑傷死去后，她跟巴勃羅待在一起。革命爆發(fā)時，巴勃羅率眾在家鄉(xiāng)小鎮(zhèn)包圍了民防軍的兵營，逮捕了所有的法西斯分子，把他們都處死了。三天后，遭到反動軍隊的反攻倒算，撤至深山中打游擊，一年來，襲擊了幾次敵人的據(jù)點，炸了一次火車，弄到了幾匹馬，開始酗酒，意氣消沉，只求能在這山區(qū)混下去。他得悉了喬丹的來意，當場提出他所謂的狐貍的原則：要在一個地區(qū)待得下去，就只能到別的地區(qū)去活動，不然會被敵人趕走。比拉爾是個直爽熱情的婦人，和幾個苦出身的斗牛士生活過來，多少嘗到了些人間的歡樂，因巴勃羅當初富有男人氣概而傾心于他，但如今年近半百，看他墮落成個鼠目寸光的酒鬼和膽小鬼，心里非常懊惱，和那些苦大仇深的游擊戰(zhàn)士一樣，正苦于無法為他們所熱愛的共和國作出貢獻。在這節(jié)骨眼上，共和國派來了爆破手。當晚大家聚集在山洞里，比拉爾帶頭反對巴勃羅，贊成炸橋，大家一致表態(tài)支持她，她豁出去說：這兒我作主。在這劍拔弩張的關頭，喬丹不由得伸手按在手槍上。巴勃羅屈服了，但后來出爾反爾，處處只從他個人的安危出發(fā)，喬丹不得不在比拉爾和大家的幫助下，克服了他的破壞活動以及敵機敵騎兵的干擾所帶來的困難，于星期二早晨及時完成了炸橋任務，但不幸以身殉職。
　　海明威發(fā)揮他獨特的敘事藝術，以細致入微的動作描寫及豐富多彩的對白，緊緊環(huán)繞著羅伯特·喬丹的行動，一氣呵成地把這故事講到底，同時，插入了大段大段的內心獨白及回憶，使這個主人公的形象非常豐滿。這位美國蒙大拿大學西班牙語系的青年講師，十二年來，常常到西班牙度假，尋訪名勝古跡，走遍了全國，對西班牙人民有著深厚的感情。他痛恨法西斯主義，一九三六年夏，向校方請了一年假，志愿赴西班牙，懷著為全世界被壓迫的人們鞠躬盡瘁的感情，反對所有的暴政，為你所信仰的一切，為你理想的新世界而斗爭。他投入了馬德里保衛(wèi)戰(zhàn)，后來轉到西部敵后搞爆破，炸火車和鐵橋。他從小受他祖父，南北戰(zhàn)爭中的北軍騎兵軍官的熏陶，愛好軍事，自以為在西班牙干得不錯，事實上也確實如此。星期一清晨突然出現(xiàn)敵騎兵巡邏隊時，他能沉著應付，領導大家布置陣地，排除險情。雷管和引爆器被巴勃羅偷走后，他想出用手榴彈引爆來解決問題。但他畢竟入世未深，不脫書生本色，因此對革命隊伍里的一些落后現(xiàn)象的態(tài)度有時不免有些偏激。當深夜得悉引爆裝置被盜后，回到睡袋里，跟自己大發(fā)脾氣，怨天尤人，把巴勃羅和所有的西班牙人都罵到了，活像個任性的孩子。作者還特意在書中加上一段愛情插曲。喬丹頭天下午到達營地，小姑娘瑪麗亞端來飯食時，兩人彼此就產生了好感。這苦命姑娘親眼看到父母親被民防軍槍殺，自己隨后被長槍黨匪徒們鉸掉了頭發(fā)，然后被糟蹋了。后來被解往南方，半道上火車被炸，比拉爾吩咐把她帶回營地，做了她的保護人。老于世故的比拉爾知道只有真摯的愛情才能治療瑪麗亞心靈和肉體上的創(chuàng)傷。她成全了他們倆。喬丹那年輕的心靈渴望著愛情，想不到在這奇突的環(huán)境中找到了。他明知道這次任務艱險，而且認為只要炸掉橋，送命不送命關系不大，然而這一來使問題復雜化了。他憧憬著和瑪麗亞一起到馬德里度假，甚至戰(zhàn)后帶她回蒙大拿，做他的妻子。作者通過喬丹的內心獨白，淋漓盡致地探討了生與死的問題、愛情與職責的問題、個人幸福與人類命運的問題。憑著堅強的政治信念，喬丹勝利地解決了這些問題。當炸橋后撤離現(xiàn)場時，他不幸受傷，大腿骨折斷了。他不愿帶累同志們，決意獨自留下，想起和瑪麗亞兩情繾綣時，感到心靈溝通，合二為一，這時就堅決勸姑娘跟大家一起撤走，因為這是她的責任，她走就等于他們倆一起走。喬丹一心以集體利益為重，要求最后走的游擊隊員把那支子彈剩下不多的機槍留下，因為其他那兩支能弄得到子彈。他獨自等待敵人前來。當屠殺另一個游擊小組的劊子手，騎兵軍官貝侖多中尉終于露面時，他激動地感到心臟抵在松針地上怦怦地跳。喬丹以他最后的一些行動深刻地體現(xiàn)了本書的題旨：人們的命運息息相關，因為每個人都與人類難解難分。
　　作者在本書中還塑造了一系列活生生的西班牙人的形象，其中著墨最多的為比拉爾和巴勃羅。比拉爾熱愛生活，熱愛共和國。她爽朗潑辣，嫉惡如仇，眼看巴勃羅一天天沉淪下去，恨鐵不成鋼，沖著他就罵醉鬼!喬丹長得壯實，生氣勃勃，她一見就打心眼里喜歡。她看出瑪麗亞對喬丹的愛意，就要求他愛護這姑娘，炸橋后把她帶到共和國去。她全力成全他們，但看到他們相親相愛，不禁有些妒忌。她緬懷自己過去的好時光。她自稱曾和西班牙三個收入最少的斗牛士生活過九年。當年輕的游擊隊員輕蔑地說菲尼托沒什么了不起，患著肺病，長得矮小，本來就不該做斗牛士時，她沉不住氣了，滿懷激情地講述菲尼托這苦孩子如何為了出人頭地，發(fā)憤苦學，好歹當上斗牛士的經過。她當他孩子似的疼他，一直侍候到他悲慘地死去。她巴不得到共和國去，為此和喬丹爭吵。多虧她的幫助，喬丹完成了任務。
　　巴勃羅當初拿下了民防軍的兵營，親手槍殺四個俘虜，后來組織群眾，在廣場和鎮(zhèn)公所內把逮住的二十多個法西斯分子都活活打死，做得未免太過分。但內戰(zhàn)期間法西斯分子干下的暴行罄竹難書，令人發(fā)指。例如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納粹飛機瘋狂地屠殺了西班牙北部濱海小城格爾尼卡的幾千手無寸鐵的平民，畢加索為此創(chuàng)作了巨幅油畫，向全世界控訴敵人對他祖國的暴行。出于對剝削階級的深仇大恨，巴勃羅當年的作為似乎還情有可原，但當他在山中待了一年，滋生了茍安保命的思想，他竟拿了喬丹的爆破裝置出走，但又舍不得自己的人馬，才到別的小組去招了五個弟兄和五匹馬，及時趕回來。喬丹炸橋后，巴勃羅帶那五人拿下了公路下段的哨所，但在向斷橋靠攏的半途，他返身一梭子殺了那五人，為了把那五匹馬給自己人騎著撤走。小私有者的思想使他干出了傷天害理、背叛革命的行為。
　　另一游擊小組的領導人，聾子圣地亞哥，和巴勃羅構成鮮明的對比。他對革命忠心耿耿，喬丹找他談時，他語簡心長，實事求是地擺了情況。當他知道事后撤走時馬匹不夠，就二話不說，主動連夜去搞馬，哪知偏偏雪停了，敵騎兵巡邏隊追蹤他的腳跡，把他和四個部下逼到一個山頭上。他們據(jù)險固守，聾子機智地誘敵暴露自己，殺了一個軍官，但最后被敵機炸死在山頭上，被敵人割下腦袋回去報功。老向導安塞爾莫心地善良，殺了敵人也感到內疚，想不出戰(zhàn)后該怎樣來贖這份罪，因為對天主的信仰已經被否定了。作者在小說中不止一次地寫到天主教對西班牙人根深蒂固的影響，但對安塞爾莫來說，與其說這是宗教思想的烙印無法磨滅，還不如說是這無邪的心靈在被最基本的道德問題所折磨。最后炸橋時，他伏在白色的石路標后面，被碎鐵片擊中，默默地死了，手腕上仍然挽著那圈引爆的電線。喬丹痛心地想，如果用引爆器的話，這個好人是不致犧牲生命的。除了比拉爾，全書中只寫了一個女人：瑪麗亞。她生性溫柔，天真無邪，和比拉爾適得其反。身心受到了粗暴的摧殘，她遇到了喬丹這樣的好人，毫無保留地以身相許。聽到了聾子手下的青年哨兵華金的悲慘家史，她摟著他說，我把你當哥哥，……你有家啦。我們都是一家人。喬丹感動地也摟著他說，我們都是兄弟。她告訴喬丹，她父親喊著共和國萬歲被槍殺，她母親接著高呼我丈夫，本村村長萬歲而從容就義。想到此事，喬丹吻著熟睡中的瑪麗亞，小聲說，我為你的家庭感到非常自豪。在斗爭中，喬丹和這些普通的西班牙人民打成了一片，心甘情愿地為他們獻出自己年輕的生命。海明威用這一系列感人肺腑的小故事構成了一幅波瀾壯闊的同仇敵愾地抗擊法西斯匪幫的歷史畫面，奏出了一支人類兄弟情誼的贊歌。
　　海明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先后到我國和歐洲當戰(zhàn)地記者，在歐洲時屢次親身參加戰(zhàn)斗。一九四六年初回到觀景莊，聲稱正在寫一部關于陸地、海洋和天空的長篇小說，但直到一九六一年七月自殺身亡，沒來得及定稿。在他晚年發(fā)表的兩部小說及由他妻子發(fā)表的兩部遺作中，只有中篇小說《老人與海》(1952)博得了一致的好評，并使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獎金(1954)。從海明威所有作品的主人公身上，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到作者本人的影子。羅伯特·喬丹說自己不是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反法西斯主義者，這實際上正表達了作者本人的立場。但是，從《永別了，武器》中在不正義戰(zhàn)爭中幻滅的美國青年軍官弗瑞德里克·亨利，到《喪鐘為誰而鳴》中為人民的事業(yè)獻出自己的青春的美國志愿人員羅伯特·喬丹，再到《老人與�！分性谀�西哥灣一葉扁舟上單身和大自然搏斗的古巴老漁民圣地亞哥，海明威的主人公似乎經歷了一個從小我到大我再回到小我的心靈探索過程，而《喪鐘為誰而鳴》作為作者本人投身有關人類前途的大搏斗的見證，可被看作他的代表作而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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