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不幸雁蕩幸 
——序《民國雁蕩山游記》 
傅國涌 
 
        故鄉(xiāng)雁蕩山傲然屹立在帝國的漫漫長夜中，有記憶痕跡的也至少在一千年，甚至一千五百年以上，自我少年時代起，我就不斷地讀到雁蕩到底是晉代發(fā)現(xiàn)、唐代發(fā)現(xiàn)還是宋代發(fā)現(xiàn)的討論文章，而與我挨得最近的并不是帝國雁蕩，而是民國雁蕩，雖然我生時，民國在大陸謝幕已有十八年，但民國的氣息仍充滿了整座山，民國短暫的數(shù)十年間，雁蕩才真正廣為人知，不僅因為晚清時就進了小學國文教科書，更是因為解甲歸來的蔣叔南，近二十年致力于雁蕩的建設(shè)，大量的文人名流、顯貴名將入山游覽，雁蕩開始為世人矚目，學生的足跡也多有抵達，我家所在的謝公嶺腳、東石梁洞、迎客僧那時也是人們必到之處。出現(xiàn)在許多作家、畫家的筆下。自清康熙年間，我的祖先從福建長汀移居此地，二百多年過去了。故鄉(xiāng)依然貧瘠而荒涼，唯有青山秀水、石頭綠樹，年復(fù)一年滋養(yǎng)著一代代山民。我是石頭之子、雁蕩山之子，我與民國的對話，其實早在少年時就已開啟，只是當時沒有自覺的意識而已。 
        卓永君是一九八一年生人，比我年輕多，我們同在一山卻方言不通，他是芙蓉嶺底人，對雁蕩山有著深厚情感，篳路藍縷，用力多年，收集了大量民國時期的雁蕩山游記，搜羅之廣，在我有限的視野中，似乎尚無人可及。他囑我寫幾句話，我想到的即是雁蕩山之子與民國的對話。我生于雁蕩山，長于雁蕩山，又在民國史中浸了二十多年，民國和雁蕩幾乎都與我的生命融為一體。雖然如此，我讀民國時代那么多游山客寫下的游記，依然心存感念，如果不是他們的蒞臨，將山外大世界的氣息帶進來，也將雁蕩山水之間的呼吸帶回去，或化為筆下的文字，山中的小世界將是何等寂寞，仿佛一年年寂寞地開了又謝、謝了又開的躑躅花，或是秋天里會開放的桃花，那些花為元代文學家、與我鄰村的李孝光見過，也被明代大臣章綸見過，寫下了《牡丹亭》的湯顯祖見過，或許徐霞客他們也見過。 
        令我感到親切的是，我筆下的人物張元濟、高夢旦、蔣維喬這些商務(wù)印書館的出版人，都曾來過我的故鄉(xiāng)，蔡元培、李書華，先后兩任北大校長來過，晚清民國史上不可忽略的人物阮元、傅增湘、康有為、林紓、屈映光、吳稚暉、莫德惠、孫科、邵元沖……陳誠、顧祝同、羅卓英等將軍，還有植物學家胡先骕、教育家黃炎培、作家郁達夫、《大公報》記者蕭乾、畫家黃賓虹、張大千、潘天壽他們都來過。我小時候盤桓在山中，常常在石頭上摸到他們刻下的字，或大或小，仿佛歲月都磨損不了他們的字跡。 
        一九二四年，康有為經(jīng)過我出生的山村，為東石梁洞留下了“天然第一”四個字，與他同行的屈映光寫了“石虹洞”三個隸書大字，就刻在洞口，是我自幼就熟悉的。以翻譯西方小說名噪一時的林紓林琴南，為東石梁洞留下了一幅美好的青綠山水畫。我為此還專門去買了一巨冊大開本的《林紓書畫集》，可是并沒有這一幅，只有靈峰的北斗洞。 
        絲絲縷縷，所有的一切都慢慢連在了一起，我生于斯的小世界、石頭世界是與外面無比遼闊的大世界連在一起的，我活在一九六七年以后的時空中，我也活在未曾親歷過的民國，甚至更遙遠的農(nóng)耕帝國時代，一如沈括來時、徐霞客來時，或者李孝光、章綸在世的時空也是我所擁有的。愛默生說歷史，有一神來之筆，心靈為“一”，同為人類，我與古人、近人心意相通。當我讀他們的文字、觸摸他們的石刻，時間從來不是障礙。我讀林紓、黃炎培、蕭乾、陳適等人的文字，他們筆下的迎客僧、石梁洞、二靈一龍都與我童年、少年的軌跡幾乎重合。他們走過的石子路，登過的謝公嶺、馬鞍嶺，他們撫摸過的石頭，注視過的奇峰秀水，對于我都是生命中與生俱來的。 
        他們是游山客，而我是山中所生，山中長大，山中的日月星辰、風云雨霧都與我同在。郁達夫筆下天柱峰頭的月亮，豈不是我千百次浸在其中的山中月亮，一次次照亮過我夜行路的月亮。日兵犯境時，一代詞學家夏承燾先生和他的學生陳適曾在山中長住，體驗更深，他們是溫州人、樂清人，與雁蕩近在咫尺，也沾了山的靈氣，如同南宋狀元、詩人王十朋和“永嘉四靈”之一的翁卷也算半個雁蕩山人�？上Я�，朱自清到溫州不足一年，向慕甌江的潮、雁山的云，也只能在溫州中學校歌的開頭寫一句“雁山云影”。他只到過瑞安的梅雨潭和永嘉的白水漈，未能親睹雁山云影。而我自幼時起，朝朝暮暮與雁山的云影為伴二十來年。即使出生在溫州瞿溪的琦君，雁蕩山對于她也一直只是一個名詞，她念念不忘恩師夏承燾先生對她念叨過的“春游天臺，秋游雁蕩”。直到晚年，她才悄悄地來了一趟雁蕩，她對陪同的人說，她想在雁蕩住上半年，寫出已構(gòu)思好的一部小說。這個意愿也太奢侈了。 
        與他們相比，我又何幸，將近五十二年前那個隱晦、寒冷的冬天，我在山中降生。離蔣叔南歿于石門潭已三十三年，那一年我父親六歲，我母親要到次年才出生。那也是郁達夫、黃炎培他們進山的年份，離抗日戰(zhàn)爭的爆發(fā)僅僅三年，離民國的花在老大陸的歷史舞臺上凋謝不足十五年。 
        雁山宕水之間，到處是民國留下的刻痕，摸一摸石頭就知道。我小時候，深恨生在石頭叢中，什么也沒有，滿眼都是石頭。雁蕩，是就水而言。如果就石而言，則可稱雁宕。宕者，石也。與其稱為大雁的故鄉(xiāng)，不如說是石頭的故鄉(xiāng)�，F(xiàn)在我才明白，有了石頭就夠了。 
        嗚呼，石頭。石頭可以建造金字塔、石頭城，石頭可以鋪就通向羅馬的條條大道。更重要的當然是石頭可以補天，石頭可以釋放出米開朗基羅的《大衛(wèi)》，石頭可以孕育出足以傳世的文學和哲學作品《西游記》《紅樓夢》，以及加繆的《西西弗的神話》。 
        雁蕩的石頭不一樣，雁蕩山的石頭可以刻下沈括的名字，可以刻下康有為、張元濟、蔡元培他們的名字，也刻著許多我不知道的人名，即使未能刻上名字的販夫走卒，與王侯將相、文人墨客在石頭的面前也是一律平等。有的人只是用身體和心靈觸摸過這些石頭。陳誠將軍一九三七年春天從故鄉(xiāng)青田來到雁蕩，只是匆匆一瞥，這些石頭并未在他日記中留下神奇的記載。 
        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則給雁蕩留下了一段極高的評價：  
  奇峰怪石，不可勝數(shù)，散布于平疇雜嶺之間，占廣大之區(qū)域者，雁蕩是也。 
  奇峰怪石，不可勝數(shù)，高下矗布，翕聚而為崇高之大山者，黃山與華岳是也。 
  奇峰怪石，不可勝數(shù)，夾江列陣，亙數(shù)百里，如岳家軍之不可撼者，三峽是也。 
  奇峰怪石，不可勝數(shù)，如泰西人之象戲，植高蹲之子棋，布局于郊原者，桂林陽翔是也。 
  關(guān)以外與滇之邊不與焉，域中山岳之至奇者，盡于此五矣。古人所謂此實造化小兒糖擔中之玩物，非尋常丘陵峰巒比也。 
  若夫號稱名山者，自皆各有其一得之奇：如天臺之石梁崩瀉，匡廬之五老屹峙，峨眉之蛇倒退，方山之云水洞，諸如此類，亦竟他山無兩；然未嘗能稱奇峰怪石，不可勝數(shù)也。 
  雁蕩多數(shù)以二靈為最勝；靈巖區(qū)域之上折瀑，以余所目擊，似在大小龍湫以上。 
  雁山旅社居二靈之間，去上折瀑又僅隔尺咫，可謂居一山之勝矣；而起居之適，食飲之美，
  取值之廉，尤令人快意，真不負雁蕩而足為東道主矣。 
 這番話寫在李書華的筆記本上，與德國人畢士敦所言幾乎吻合。 
 民國三十八年，確乎太短了。 
 于民國十四年謝世的孫文未及來，不過他兒子孫科來了，同行的有傅秉常、梁寒操這些人，在靈峰真際寺前，孫科種了一片桂花在石頭之間，石頭中開不出桂花，人心中總是能開出花來。蔣中正沒有來過，卻在戎馬倥傯中將昔日袍澤蔣叔南的游記作為枕邊書。他們在辛亥革命時同在上海陳英士的麾下。 
 民國不幸雁蕩幸。 
 民國雁蕩，鼎盛時期是在一九三四年前的十七八年，那是蔣叔南建設(shè)雁蕩、從事名山事業(yè)的時代。在他身后延續(xù)到一九三七年，雁蕩道上，各界名流、畫家、作家、教育家依然絡(luò)繹不絕。年輕的詩人卞之琳和小說家?guī)熗右苍�到山里寫作。《大公報》年輕記者蕭乾的雁蕩行，可以說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結(jié)束。他奉胡政之之命，悄悄以普通游山客的身份進山，為《大公報》上海版采寫長篇山水通訊。 
 民族不幸名山幸。 
 因雁蕩山高谷深、地瘠民貧，在日寇兵鋒未臨前，這里成了世外桃源，杭州、溫州、樂清等地的學校，以此為避寇之處，夏承燾先生本來在浙大龍泉校區(qū)執(zhí)教，也來山中避寇，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四年，雁蕩山意外地迎來了一個教育的黃金時代。夏承燾日記和吳鷺山的《雁蕩詩話》，特別是陳適的長篇散文《雁蕩十月》留下的痕跡皆足以證明。戰(zhàn)爭曾讓雁蕩山的游客幾乎絕跡，接待過許多名流貴人的雁山旅社因此關(guān)門，卻沒想到隨之而來的是莘莘學子，讀書聲響徹山間，從此旅社做了學校。宗文中學從杭州搬來，甌海中學分部、樂清師范學校等也相繼搬來，夏承燾、陳適以及年輕的王伯敏，在山水之間讀書填詞、作文彈奏，我的歷史老師盛篤周先生一生不忘他是宗文中學的學生，在他的舊體詩詞中不斷回望戰(zhàn)時雁蕩歲月，他的少年讀書時光�？箲�(zhàn)歲月的盛況隨勝利而消失，而我少年的生命卻因老師的緣故直接與那個時代連接在一起。 
 胡蘭成的《今生今世》中有一篇《雁蕩兵氣》，則因我高二的語文老師滕萬林先生是他當時的學生，而多了幾分親近感。他的《山河歲月》初稿油印本即在此問世，就是梁漱溟、鄧子琴他們讀過的那個版本。從一九四八年的春天到秋天，他在私立淮南中學（我的母校雁蕩中學前身）教國文。其時，三五支隊時有出沒，淮南中學也因“赤化”嫌疑遭到浙江省保安司令部解散。胡蘭成目睹了異樣的風景。那已是民國時光的尾巴。巴黎大學留學歸來，曾任浙江省民政廳長、浙大法學院院長的阮毅成，一九四九年七月離開大陸前留下的《浙江名山紀游：雁蕩山》，似乎就是為了告別——  
 我第一次在雁蕩，適逢月半。秋高氣爽，月光圓滿。坐在小龍湫前面，聽瀑布的水聲。那時正值東南半壁，陷于敵手。兄弟朋友，散處四方。因月思人，獨多懷想。第二次在雁蕩，則適逢大風大雨。我從靈峰走往靈巖，因為是春天，雨淋在身上，并不難受。雨后看大龍湫，水勢特大，真有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fù)回的氣概。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初稿， 
十一月十四日改于杭州國語書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