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序:最近吳辰伯先生把《聞一多全集》的稿子從北平給我寄了來,我費了兩個禮拜的功夫細細地校讀了兩遍,校補了一些謄錄上的錯誤和奪落,填寫了一些古代文字,更把全部的標點統(tǒng)一了。全稿的字數我沒有過細計算,大約總在一百萬字以上吧。在這里面關于文化遺產的部分要占四分之三,關于近代學識,特別是參加民主運動以來的著述,僅占極少數。因此從這整個的遺稿上便給了我一個這樣的印象:一棵茁壯的向日葵剛剛才開出燦爛的黃花,便被人連根拔掉,毀了。
“千古文章未盡才”,這是夏完淳哭他的內兄錢漱廣的一句詩,這兩三個禮拜來老是在我的腦子里和口角上盤旋著。聞一多先生的大才未盡,實在是一件千古的恨事。他假如不遭暗害,對于民主運動不用說還可以做更大的努力,就在學問研究上也必然會有更大的貢獻的。
一多對于文化遺產的整理工作,內容很廣泛,但他所致力的對象是秦以前和唐代的詩和詩人。關于秦以前的東西除掉一部分的神話傳說的再建之外,他對于《周易》、《詩經》、《莊子》、《楚辭》這四種古籍,實實在在下了驚人的很大的工夫。就他所已完成的而言,我自己是這樣感覺著,他眼光的犀利,考察的賅博,立說的新穎而翔實,不僅是前無古人,恐怕還要后無來者的。這些都不是我一個人在這兒信口開河,凡是細心閱讀他這《全集》的人,我相信都會發(fā)生同感。我現在姑且舉兩個例子在這兒。
第一,他有一篇《詩新臺鴻字說》解釋《詩經邶風新臺篇》里面“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的那個鴻字。兩千多年來讀這詩的誰都馬虎過去了,以為是鴻鵠的鴻,但經一多先生從正面?zhèn)让鎭碜C明,才知道這兒的“鴻”是指蟾蜍即蝦蟆。古人曾叫蝦蟆或蟾蜍為“苦蠪”(見《廣雅·釋魚》和《名醫(yī)別錄》),苦蠪就是鴻的切音了,苦蠪為鴻亦猶窟窿為孔,喉嚨為亢。而更巧妙的是有一種草名叫屈蘢的,別名也叫著鴻。《淮南子·墜形篇》“海閭生屈蘢”,高誘注云“屈蘢,游龍,鴻也。”這確實很重要的發(fā)現。要把這“鴻”解成蝦蟆,然后全詩的意義才能暢通。全詩是說本來是求年青的愛侶卻得到一個弓腰駝背的老頭子,也就如本來是想打魚而卻打到了蝦蟆的那樣。假如是鴻鵠的鴻,那是很美好的鳥,向來不含惡義,而且也不會落在魚網子里,那實在是講不通的。然而兩千多年來,差不多誰都以這不通為通而忽略過去了。
其次,再舉《天問釋天》里面解釋“顧菟”的一條吧!耙构夂蔚,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這是問的月亮的情形。向來的人都把顧和菟分開來,認為顧是顧望,而菟就是兔子。到了清代的毛奇齡,認為顧菟不能分開,是月中的兔名,算是進了一步。直到聞一多先生,才又舉了十一項證據來,證明顧菟就是蟾蜍的別名。蟾蜍一名居蠩,與顧菟實一音之轉。同一轉語則為科斗為活東,與蟾蜍實為一體!稘h少室神道闕》刻月中蟾蜍四足一尾,宛如科斗后期之形,故知顧菟亦即科斗。聞先生舉了十一個例以證成其說,雖然他還在浩嘆“既無術以起屈子于九泉之下以為吾質,則吾雖辯。其終不免徒勞乎?噫!”但我敢于相信,他的發(fā)現實在是確鑿不易的,并不是“徒勞”。
像這樣細密新穎地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的勝義,在全稿中觸目皆是,真是到了可以使人瞠惑的地步。這樣一位富有發(fā)明力的天才,我隱隱地感覺著,可惜是用在文字或文獻學這一方面來了,假如是用在自然科學或技術科學方面,不會成為更有益于全人類的牛頓和愛迪生嗎?我固然無心要在文獻學和自然科學或技術科學中定出軒輊,用科學的方法來治理文獻或文字,其實也就是科學,但如站在功利的立場,那價值的廣狹,的確是大有由旬的。雖然在中國也侭有的是這樣的功利學者,認為一個古字古義的發(fā)明實不亞于天文學家發(fā)現了一個星球。或許是吧,但我并不想那樣夸張地看,我相信聞一多先生也不會那樣夸張地看的。
聞先生治理古代文獻的態(tài)度,他是繼承了清代樸學大師們的考據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學的緻密。為了證成一種假說,他不惜耐煩地小心地繙遍群書。為了讀破一種古籍,他不惜在多方面作苦心的徹底的準備。這正是樸學所強調的實事求是的精神,一多是把這種精神澈底地實踐了。唯有這樣,所以才能有他所留下的這樣豐富的成績。但他的澈底處并不是僅僅適用于考據,他把考據這種工夫僅是認為手段,而不是認為究極的目的的。請看他在《楚辭校補》的《引言》上所說的這樣的話吧:
較古的文學作品所以難讀,大概不出三種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時代背景與作者個人的意識形態(tài),因年代久遠,史料不足,難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語言文字,尤其那些“約定俗成”的白字(訓詁家所謂“假借字”),最易陷讀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產生的傳本的偽誤,往往也誤人不淺!冻o》恰巧是這三種困難都具備的一部古書,所以在研究它時,我曾針對著上述諸點,給自己定下了三項課題:(一)說明背景,(二)詮釋詞義,(三)校正文字。
凡是古書,這三種困難都是具備著的,事實上并不限于《楚辭》,因而他所規(guī)定的三項課題,其實也就是研究古代文獻上的共通課題;尤其是第一項,那是屬于文化史的范圍,應該是最高的階段。但中國自秦漢以來兩千多年,實在還沒有產生過一部好的文化史。專家的研究也是同樣的。漢儒的研究是在第二第三階段上盤旋,宋儒越躐了第三階段,只是在第二階段的影子上跳躍。清儒又回到第二第三階段上來,然而也只在這里盤旋,陶醉于訓詁名物的糟粕而不能有所超越。這是當然的,要想知道“時代背景”和“意識形態(tài)”,須要超越了那個時代和那個意識才行!安蛔R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不能超越那個時代和意識,那便無從客觀地認識那個時代和那個意識,不用說是更不能夠批判那個時代和那個意識。就像孩兒期中孩兒自身不明白自己的處境和意識一樣,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的停滯也就必然地匯成了封建意識的污潴。要澄清這污潴,今天正是時候了。
我們再看一多先生的《楚辭校補》的《引言》中敘述著他的苦衷吧。他認為他所擬定的三項課題,最好是同時交卷,然而為情勢所迫,他一時不能夠全部完成,“只好將最下層,也是最基層的第三項——校正文字的工作,先行結束,而盡量將第二項——詮釋詞義的部分容納在這里!彼J為這是“權變的辦法”,是他所極不愿做的。然而為了“可以騰出時間來多作點別的事”,他終于這樣做了。這《引言》是寫于民國三十年的十二月八日,也正是民主運動開始發(fā)動的時候,我們看他這急急于想“騰出時間來多作點別的事”的苦心,不可以看出一多先生以后的活動是早有部署在心的嗎?但我在這兒注意地引用到這段文字的用意倒側重在他對于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具有全般的計劃,而且在完成計劃的各個步驟上的評價他是絲毫也沒有陷于自我陶醉的!靶U淖帧焙汀霸忈屧~義”的工作,這些正是考據家們的所兢兢焉樂道的事業(yè),而在他只是基本的準備工作,而且“校正文字”還只是“最下層”。這不明顯地表示著,他絲毫也沒有把自己的工作做過分的夸大嗎?他的《楚辭校補》在他自己看來既只是第二第三階段上的作品,我們準據著這同一的自白,也可以知道,他對于他的《周易證類纂》、《詩經新義》、《詩經通義》、《莊子內篇校釋》、《離騷解詁》等,這樣一連串的在文字訓詁上極有價值的文字,在他自己也不過是視為第二第三階段的工作吧了,其實這些著作,當代的考據家們,假使能有一篇,也就盡足以自豪的。事實上他們一篇也沒有,已經就在自豪了,一些舊式的或新式的衛(wèi)道者,不是根本連字都不認識,便在那兒以仲尼復活、墨翟再生自命嗎?聞先生不是這樣的糊涂蟲,他雖然在古代文獻里游泳,但他不是作為魚而游泳,而是作為魚雷而游泳的。他是為了批判歷史而研究歷史,為了要揚棄古代而鉆進古代里去刳它的腸肚的。他有目的地鉆了進去,沒有忘失目的地又鉆了出來,這是那些古籍中的魚們所根本不能想望的事。
三十三年的五月三日晚上,在昆明的聯大新舍南區(qū)教室里,曾經舉行過一次五四歷史座談,據記錄,在周炳琳、張奚若等先生發(fā)言之后,聞一多先生發(fā)言。他曾經這樣說過:
剛才張先生說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懷。但是你們現在好像是在審判我,因為我是在被革命的系——中文系里面的。但是我要和你們里應外合!
他這就是說鉆進“中文”——中國文學或中國文化——里面去革中文的命。他說“封建社會的東西全是要不得的。我相信,憑我的教書經驗和心得,它是實在要不得的。中文系的任務就是要知道它的要不得,才不至于開倒車。”今天搞中文的人誰個是這樣的抱負?舊式的衛(wèi)道者不用說他了,就拿現在一些搞“國文”的新式學者來說,不是月月都在那兒祖述桐城,甚至還在贊揚八股嗎?那些君子不用說不是中文的革命叛徒,簡直是唐宋盛世的輔命功臣了;要說猗歟休哉,也的確是值得說一聲猗歟休哉的!
然而一多先生卻不是這樣的功臣!他搞中文是為了“里應外合”來完成“思想革命”,這就是他的治學的根本態(tài)度。為著要得虎子而身入虎穴,決不是身入虎穴去為虎作倀。他在寫考證文字的時候照例使用文言,但他認為“未能免俗”,他夢想著要用白話文來寫考證文字。這也是見于《楚辭校補·引言》里的話,可見他在迫不得已使用文言時,都沒有忘記要揚棄文言。但他在第一階段的工作——即最上層的批判時代背景與意識形態(tài)上,他是斷然把文言揚棄了的。這段工作,他雖然做得不多,但已經開始在作,而且在作的過程中,他自己的意識形態(tài)已經有了變遷和改進,也是可以明白地看出的。這可以把他的《莊子》和《人民詩人——屈原》兩篇文章拿來做證明。
一多先生不僅在《莊子》的校釋上做了刻苦的工夫,他另外有一篇題名就叫“莊子”的論文,直可以說是對于莊子的最高的禮贊。他實在是在那兒誠心誠意地贊美莊子,不僅陶醉于莊子的汪洋恣肆的文章,而且還同情于他的思想。請看下面的這些摘錄吧。
有大智慧的都會認識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實有,卻不想莊子那樣熱忱地愛慕它。
是詩便少不了那一個哀艷的“情”字!度倨肥莿谌怂紜D的情‘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莊子的情可難說了,只超人才載得住他那種神圣的客愁。所以莊子是開辟以來最古怪最偉大的一個精神。
讀《莊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層的愉快。你正在驚異那思想的奇驚,在那躊躇的當兒,忽然又發(fā)覺一件事,你問那精微奧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樣湊巧的曲達園妙的辭句來表現它,你更驚異;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那是思想那是文字了,竟許甚么也不是,而是經過化合作用的第三種東西,于是你尤其驚異。這應接不暇的驚異,使你加倍地愉快,樂不可支。這境界,無論如何,在莊子以前,絕找不到,以后,遇著的機會確實也不多。文中之支離疏,畫中的達摩,是中國藝術里最特色的兩個產品。正如達摩是畫中有詩,文中也常有一種“清丑入圖畫,視之如古銅古玉”(龔自珍《畫金伶》)的人物,都代表中國藝術中極高古、極純粹的境地;而文學中這種境界的開創(chuàng)者則推莊子!@種以丑為美的興趣,多到莊子那程度,或許近于病態(tài);可是誰知道,文學不根本便犯著那嫌疑呢!
這和《死水》中所表現的思想有一脈相通的地方。你看他那陶醉于莊子的“樂不可支”的神情!他在迷戀著“超人”,迷戀著“高古”、“神圣”、“古銅古玉”、“以丑為美”(《死水》的主要傾向便在刻意于此),甚至于迷戀于莊子的“道”,“認識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實有”的是“有大智慧的”人,意在言外地憧憬著要“像莊子那樣熱忱地愛慕它”。莊子的“道”是什么?那是我們中國古代的黃老學派所懸擬的宇宙萬匯的本體。眼前的宇宙萬匯是可視可聞可臭可觸的感官界,但這感官界的來源是有一個超越于感官的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臭不可觸的實質的本體;那本體的名字就叫著“道”。宇宙萬匯都是這“道”的化身,一切變化都是“道”的活動!暗馈笔怯钪嫒f匯的創(chuàng)化者,也就是宇宙萬匯的真正的主宰者(“真宰”)。所以“道”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前一個時代的所謂“上帝”的混沌化,“上帝”是有眼耳口鼻的人形,“道”是沒有眼耳口鼻的混沌而一。萬物都是“道”,也就是說萬物都是神。莊子的思想在我們中國古代本是一種泛神論的思想。這種思想和印度的古代和希臘的古代某些形而上學家的想法是共通的,在反對神、反對宗教、反對建立在教權上的統(tǒng)治方式上,很有足以使人迷戀的地方,而加以莊子的古今獨步的文章,的確是陶醉了不少的人。我自己在年青的時候也就是極端崇拜莊子的一個人,就是晚年來反對莊子最力的魯迅,他也很稱贊莊子的文章,甚至于也沾染過莊子的思想。魯迅自己說過:“這在思想上,也何嘗不中些莊子和韓非的毒,時而很隨便,時而很峻急!保ā秾懺趬灥暮竺妗罚┑斞甘菑那f子思想中蛻變了出來,聞一多也同樣把莊子思想揚棄了。
聞一多揚棄了莊子思想,這表現在什么地方呢?這表現在他日后一轉爾痛罵道家了。
一個儒家做了幾任“官”,撈得肥肥的,然后撒開腿就跑,跑到一所別墅或山莊里,變成一個什么居士,便是道家了。(《關于儒·道·土匪》)
他斥墨家是土匪,儒家是偷兒,道家是騙子。他說:“講起窮兇極惡的程度來,土匪不如偷兒,偷兒不如騙子,那便是說墨不如儒,儒不如道!边@是把道家思想清算得很痛快的。
如其從對于文化史的貢獻上來說,這層思想的轉變可以說很具體地表現于他的由莊子禮贊轉而為屈原頌揚。
我們在上述《莊子》一文中看見他以屈原和宋玉并稱,說“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沒有莊子偉大,這完全是一種舊式的看法。但在《人民詩人——屈原》里面,看法便完全不同了!笆鞘裁词沟们蔀槿嗣竦那钡?他舉出了四種原因。第一,屈原雖然是楚國的同姓,卻“早被打落下來,變成一個作為宮廷弄臣的卑賤的伶官!@樣,首先在身分上,屈原便是屬于廣大人民群中的!钡诙,“屈原最主要的作品——《離騷》的形式,是人民的藝術形式!我淖髌贰毒鸥琛,是民歌!钡谌,“在內容上,《離騷》無情地暴露了統(tǒng)治階層的罪行,嚴正地宣判了他們的罪狀!萌嗣竦男问,喊出了人民的憤怒。”第四,“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緒提高到爆炸的邊沿,只等秦國的大軍一來,就用潰退和叛變方式,來向他們萬惡的統(tǒng)治者,實行報復性的反擊。歷史決定了暴風雨的時代必然要來到。屈原一再地給這時代執(zhí)行了‘催生’的任務!
這四種條件,在他認為,若缺少了一件,便不能成為真正的人民詩人。“盡管陶淵明歌頌過農村,農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頌過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為他們既不屬于人民,也不是為著人民的。杜甫是真心為著人民的,然而人民聽不懂他的話。屈原雖沒有寫人民的生活,訴人民的痛苦,然而實質的等于領導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報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有充分條件成為人民詩人的人!
就這樣,聞一多先生由莊子禮贊變而為屈原頌揚,而他自己也就由極端個人主義的玄學思想蛻變出來,確切地獲得了人民意識。這人民意識的獲得也就保證了《新月》詩人的聞一多成為了人民詩人的聞一多。假使屈原果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有充分條件成為人民詩人的人”,那么有了聞一多,有了聞一多的死,那“唯一”兩個字可以取消了。屈原由于他的死,把楚國人民反抗的情緒提高到了爆炸的邊沿,聞一多也由于他的死,把中國人民反抗的情緒提高到了爆炸的邊沿了。替人民報仇者,人民亦必為之報仇;為革命催生者,革命亦必為之催生——催生永生的路上行進。
聞一多毫無疑問是永生了。他真真是“求仁得仁”,他不僅在做學問上獲得了人民意識,而在做人上更保障了人民意識的確切獲得。然而話又得說回來,他的很快地便被催向永生,在一多自己雖然是一種至上的成就,在人民也就是一種歷史的收獲,然而很痛苦地是伴隨了一個過高的代價。假如在一多獲得了人民意識之后,再多活得十年,讓他在事業(yè)上,在學問上,更多多地為人民服務,人民的收獲想來也不會更微末的吧?在他把文化史的批判工作的準備剛好完成,正好有充分的資格來擔當批判過去、創(chuàng)造將來的時候,卻沒有讓他用筆來完成他的使命,而是用血來完成了,不能過分矯情的說,這不是重大的損失。
“千古文章未盡才”,在今天我讀著一多的全部遺著,在驚嘆他的成就的卓越之余,仍不能不為中國的人民,不能不為人民本位的中國文化的批判工作,懷著無窮的隱痛。“一個人倒下去,千百萬個人起來!”在革命工作上我虔誠地希望能夠這樣,在為人民服務的學術工作上我也虔誠地希望能夠這樣。
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