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時光如同濾紙，濾掉的大多是那些看似習以為常的平常。這就如同我們得病時需要吃藥，而往往鮮少知道這個藥是何人發(fā)明的；而那些救活人性命的神奇的手術，又是由何人首創(chuàng)？隨著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中國的中醫(yī)藥走向世界的現(xiàn)狀，以及院士遴選制度，一時間都成了社會的焦點。

其實，我們整個社會幾十年來嚴重地忽視了醫(yī)學界的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這一批真正可以用“愛國”與“卓越”來形容的老知識分子，他們的命運走向和所取得的豐碩成果長期被忽視，這對中國乃至世界都是莫大的損失——假使我們有一個適合科學家發(fā)展的環(huán)境和向世界推介、宣傳我國科學家成果的機制，中國大陸絕不會拖到21世紀才獲得了一個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

這是我負責的團隊歷經(jīng)兩年有余，對這些可敬的“兩院”院士做口述歷史的過程中最直接的感受，甚或是一直憋悶在心底里的憤懣與嘶喊。

2002年，中國醫(yī)學界健在的“兩院”院士共有40余位，我們先后接觸、訪問了37位，他們當時的年齡從60到90多歲不等，在整個訪問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他們最大的共性有二：

其一，他們一致愛國。像首批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胸部及心血管外科奠基人吳英愷，作為美國一家大醫(yī)院的首位華裔外科主任，當全面抗戰(zhàn)開始，他拋棄“高官厚祿”毅然回國——冒險坐上裝滿彈藥的船先到好望角，穿過納粹深藏在大海里的潛艇防線，然后再一路跋涉到印度，乘坐軍用機飛越“死亡航線”駝峰線到重慶。臨行前，美國的院長竭力挽留：“你留下了就可以接我的班了，再說中美都是盟國�！眳怯�愷說：“中國的抗日戰(zhàn)爭更殘酷，那里是我的國家�！�

在訪談時，老人絕少談在重慶給蔣介石、宋子文這些顯要人物治病，談的多是如何醫(yī)治傷兵和平民。都到了92歲高齡了，吳院士仍堅持每周兩次到醫(yī)院看普通門診。須知，吳院士在世界范圍內，有30多種手術的首例都是由他實施的，他是一位“讓院士們崇拜的院士”。

第二批像周同惠、王世真、薛社普、梁植權、吳階平等院士，他們都是20多歲在美國取得了博士學位并從事著待遇優(yōu)渥的研究工作。1949年，他們集體向美國總統(tǒng)艾森豪威爾寫信強烈要求回國。由于他們中不少人是從事核醫(yī)學等前沿學科研究，一直拖到20世紀50年代才由周恩來斡旋，用朝鮮戰(zhàn)爭的美軍戰(zhàn)俘交換回到了國內。

第三批像吳旻、劉耕陶、巴德年、于德泉、朱曉東等院士，都是20世紀50年代后或是出國留學或是長時間在國外從事研究工作。

其二，他們這個群體的共同點是“鮭魚返鄉(xiāng)”式的決絕歸國。鮭魚嗅覺靈敏，能從800萬升的海水中分辨出自家鄉(xiāng)水的味道，一旦嗅到家鄉(xiāng)水的味道，即刻就逆流而上數(shù)千里洄游返鄉(xiāng)。那種壯行是真正的赴死舍生——成功返鄉(xiāng)的鮭魚的比例只有千分之四，其目的就是回到祖先聚居的那片礫石灘孕育繁衍。而這些決絕歸國的科學家們，心心念念的無外是：報效國家，服務同胞！

我有幸親近院士這個偉大的群體，并按照國際口述史協(xié)會的訪談規(guī)則完成了部分院士的口述歷史。我們開展這項工作的目的是：為科學家立傳，為科學研究立言，為倡導科學精神立德。

關中民諺有云：日子好過，遇合難。就是說再好的事情，碰不上合適的協(xié)作伙伴都是枉然。從這項工作的開始至今，我算是有幸之人：開始籌劃這個項目時，就巧遇了時任華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的負責人劉剛和李德福，是他們這間民營公司慷慨地為訪談工作提供了經(jīng)費支持，才使得我們這個工作小組在國內第一次用口述史的方法完成這一頗具規(guī)模的訪談工程，首先感謝他們。其次要感恩我們這個團隊，他們在這個過程中經(jīng)歷的種種境遇非親歷者實難感知。顧因明這位親如家人的老大哥，用他的學識與睿智親力親為，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訪談；像“睡在下鋪的兄弟”一般的張興杰，一邊要訪談，一邊還要掌機拍攝所有的訪談對象；而無論平素工作多苦多累，總是一臉笑瞇瞇的藝術家舒陽老弟，我至今記得他背著一個大包匆匆奔忙的身影。特別要感謝的是負責溝通、聯(lián)絡院士們的張俊敏博士，她的負責認真令我動容——訪談開始時她剛身懷六甲，而現(xiàn)在書要出版了，她的寶貝女兒也要上高中了。她留給我的記憶則是：平日里拖著日漸沉重的身子，上車下車、風來雨往……

這本書能順利面世，更要感謝老友郭銀星博士和她的同事曾輝以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正是大家拾柴，方為這個多舛的“新生兒”煨起一堆溫馨的篝火。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