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新時期文學理論東搖西擺地走過了近四十年的風雨歷程。當年那些叱咤風云、無比真誠地探尋“文學本質”“美的本質”“文學規(guī)律”以及“創(chuàng)作的奧秘”的領軍人物們?nèi)缃穸家讶腚ｑ笾�年，其中許多人已經(jīng)逝去了。而當年那些初出茅廬，被《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激動得臉頰潮紅的熱血青年們，如今也大都滿臉褶皺、兩鬢斑白，盤算著退休后的日子了。時光如水，思之令人心顫！然而文學理論向何處去以及相連帶的中西問題、古今問題等當年曾經(jīng)糾纏過老一輩們的困惑，卻像服了長生不老藥一樣依然健在著。莫非困惑注定是當代中國學人的“宿命”嗎？
　　對文學理論近四十年來走過的道路，學界早就開始反思了�，F(xiàn)在我們對當年圍繞“審美本質”“審美意識形態(tài)”“主體性”“方法熱”“向內(nèi)轉”等話題的討論已經(jīng)清楚地明了其緣由與得失。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研究、日常生活審美化等也早成了令人生厭的老話題，甚至連“理論之死”“后理論時代”等提法，也很難吸引人們的眼球了。新一代學人越來越注重對各種當下文學與文化現(xiàn)象進行具體而細致的分析，而不再熱衷于純理論概念的炒來炒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文學理論似乎更加困惑了：這門學問真的還有存在的合理性嗎？這就意味著，反思與批判依然是當今文學理論研究的重要任務。走過了近四十年的歷程，我們的文學理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西化”了？中國古代文論在中國今日的文學理論話語體系中占有怎樣的位置？我們的文學理論有沒有屬于自己的文化身份，這種文化身份是必要的嗎？如果是必要的，那么如何才能建立起來？這些問題都只有通過反思才有可能找到答案。
　　我的老師童慶炳先生曾多次給我打電話，囑我一定要組織一套叢書，專門探討新時期中國文學理論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他說我們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是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有責任對當下文學理論領域重大問題展開研究并做出回應。他甚至幫我策劃這套叢書的具體內(nèi)容，還親自幫我邀請了一批作者。在老師的一再催促下，我擬定了十五個選題，分別確定好作者，并且于2015年上半年申請到北京師范大學的自主科研項目支持，工作有條不紊地展開了。按照童老師的設想，這套書2015年初布置下去，作者們用三個月時間收集資料，三個月時間撰寫初稿，再用三個月的時間修改潤色，到年底就可以完成。他老人家想得過于樂觀了，時至今日，整整兩年過去了，我們僅僅完成了六部。而且據(jù)我所知，這六部書的作者幾年前在這方面就已經(jīng)有了相當?shù)难芯�。可以說，這六部書都是厚積薄發(fā)的產(chǎn)物，并非急就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