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成都城市史》修訂本即將出版，距離初版問世的時間已有二十多年。隨著時光推移，驚人的考古新發(fā)現(xiàn)、典藏文獻資料的整理出版、研究成果不斷涌現(xiàn)、海量信息的傳播與交流、個人學識的積累與深化，舊日的著述亟須增補和修訂，使其更具參閱和借鑒價值。 　　即使從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在成都仿成陽建制建城算起，成都城市的歷史也有2300年之久。如果要從近年發(fā)掘的十二橋遺址、金沙遺址存續(xù)的年代（前3150-前2600）算起，成都應(yīng)是擁有四千年以上歷史的古城。從古及今，城市雖代有興衰而城址從無變遷，亙古延續(xù)至今，生命力無限，是世界名城歷史中的一個典范，值得深入探討。南宋大吏袁說友在《成都文類序》中說： 　　益，古大都會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之盛。奇觀絕景，仙游神跡，一蘋一木，一丘一壑，名公才士，騷人墨客，窺奇吐芳，聲流文暢，散落人間，何可一二數(shù)也！ 　　這是從總體意義上來概括成都城市文化價值的，說明成都是一座充滿人文歷史勝跡、令人神往的城市。無怪乎袁說友在南宋慶元間（1195-1200）任四川安撫制置使兼成都知府時，那么重視成都地方文化；為了保護和存續(xù)成都歷代地方文獻，他聚集有識之士編撰慶元《成都志》和《成都文類》兩部巨構(gòu)。 　　像袁說友這樣重視成都歷史文化價值的士大夫，遠的可以追溯到漢晉時期八位史家編撰的蜀中紀實：趙寧《鄉(xiāng)俗記》、來敏《本蜀論》，五家《耆舊傳》，王崇《蜀書》，王隱《蜀記》，常寬、杜龔《蜀后志》和常璩《華陽國志》。其中最有成效的是東晉的常璩，他以一己之力，完成了《華陽國志》這樣具有不朽價值的鴻篇巨制，這部書被人稱為后世方志之鼻祖，詳審精要，史料價值甚高。 　　晚唐（唐宣宗大中六年）西川節(jié)度使白敏中囑“從事”盧求撰寫《成都記》五卷（《蜀中著作記》）。隨后，杜光庭撰寫了《續(xù)成都記》。宋初《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和《益州名畫錄》所引《成都記》，都出自盧求編撰的《成都記》，足見其可靠性。北宋慶歷（1041-1048）至熙寧（1068-1077），趙抃四度奉詔守蜀，知蜀事甚詳，他延聘蜀中飽學之士編撰《成都古今記》三十卷，舉凡成都重要史事均囊括其中，是為信史。而主持慶元《成都志》和《成都文類》總纂的袁說友，確定以唐白敏中主纂的《成都記》和北宋趙抃主纂的《成都古今記》為基礎(chǔ)，編撰《成都志》；同時搜尋匯集漢代至南宋淳熙間詩文，編纂《成都文類》，“其文凡一千有奇，類為十一目，為五十卷，益之文于茲備矣”。前者開成都編修方志之先例，后者集西漢以來與成都相關(guān)的詩類與文類，以饗后世，功在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