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chǎn)黨努力尋求新的社會整合方式和途徑，通過建立單位體制以實現(xiàn)資源調配和行為控制。單位制是城市社會結構最基本的組織方式與整合制度，單位組織是中國社會主義再分配體制下的組織核心。在單位社會中，國家通過單位組織實現(xiàn)對社會控制和社會管理。單位組織滲透到社會成員的日常社會生活之中。如果社會成員離開了單位組織的認可和證明，那么他的許多社會活動將無法正常進行。在婚姻對象選擇上，體制內身份是社會成員比較中意的對象，他們均希望能找一個“有單位”的作為伴侶。隨著單位社會終結，中國特色的婚介模式發(fā)生了斷裂，政府從私人情感領域退出，婚介問題已轉入市場化。改革開放以后，社會分層的標準逐漸由政治中軸轉向經(jīng)濟中軸，經(jīng)濟資本在社會分層中的地位日益凸顯。同樣，社會成員在選擇婚配對象時，亦更加關注對方的經(jīng)濟資本。當下青年在擇偶過程中追求“白富美”“高富帥”，中間的“富”字就是指經(jīng)濟資本，這或多或少折射了人們擇偶標準的經(jīng)濟取向�？梢�，經(jīng)濟標準主導的社會分層，也影響著社會成員婚配對象選擇。
　　隨著城鄉(xiāng)一體化進程的加速，以往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壁壘正被侵蝕并打破，城鄉(xiāng)之間的人口流動越來越頻繁，此趨勢正在消弭過去城鄉(xiāng)之間的鴻溝，而兩地通婚率的攀升印證了城鄉(xiāng)關系的融合。兩地通婚達成是雙方共同協(xié)定之事，相關研究表明，城市一方主要是男性，他們大多數(shù)處于城市社會結構中的較低的位置①。外來女性嫁人的城市家庭類型主要有四種：第一，相對貧困家庭；第二，單親或父母雙亡的家庭；第三，兒子有身體或精神殘疾的家庭；第四，在外地賺了錢的富裕家庭。因此，他們在同城婚姻市場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從而被擠壓到兩地婚姻市場上，他們可以通過城市戶口贏得外來女性的青睞。而且，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外來人口與城市本地人口的交往日益深入，雖然城市本地人口與外來人口依然存在緊張、沖突，但外來人口也逐漸被城市本地人口所認同。對于外來一方而言，他們的婚戀觀念開始發(fā)生變化，通婚地域也開始有所突破，遠距離婚姻特別是跨省通婚開始增加。外來一方特別是女性，她們希望通過婚姻遷移跳出“農門”，實現(xiàn)生活的改變。
　　兩地通婚與社會流動。從動態(tài)的流動來看，兩地通婚既是跨地域流動，又是跨文化流動，與此同時，兩地通婚又存在跨階層流動。因為兩地通婚人群的階層地位不對等，因此，對于婚姻當事人而言，必然存在階層向上婚和階層向下婚。上海相對于其他地區(qū)，擁有更多的發(fā)展機遇和更多的社會政策福利，因此一部分外地女寄希望于與上海人通婚實現(xiàn)社會階層的向上移動。在兩地通婚市場上，外地女可以交換的籌碼是什么？對于上海男，外地女能夠吸引他們與之結婚的理由是什么？對于外地女，上海男能夠提供交換的誘因主要與經(jīng)濟資源有關�；橐鲞_成是當事人相互選擇的結果，其背后具有社會階層匹配的意義。就中國史實而言，在內婚制一外婚制問題上，實以族系階級兩標準為主，且能概括一切�！胺灿鲭A級存在之場合，彼此不通婚姻，實為其主要鴻溝之一，故從階級之標準言，率以內婚制之采取為常也�！雹倩橐銎ヅ洳粌H是個體的生活選擇，也是一種社會基本設置，婚姻關系的結合并非簡單的隨機匹配，而是社會成員在特定的社會制度和社會環(huán)境下的綜合選擇。在傳統(tǒng)中國社會，社會流動性小，社會階層之間的壁壘較深，不同階層之間具有封閉性，而婚姻匹配則主要在階層內婚配。“鳳凰男”與“孔雀女”討論的本質上是婚戀的階層匹配問題，反映了婚戀匹配過程中情感與經(jīng)濟之間的沖突。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中國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價值觀念發(fā)生了重要變遷，那么，社會成員的擇偶范圍是否不再局限于同一階層內，而實現(xiàn)了“自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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