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新文學學會主辦的文學評論集刊，本期設有“作家語錄”、“文學新勢力”、“詩人檔案”、“新文學史家訪談錄”、“燕園論壇”、“批評前言”，邀請各方學者和作家對現(xiàn)當代文學評論、文學史發(fā)展、現(xiàn)當代舊體詩詞等領域，或撰文抒發(fā)己見，或參與訪談剖析心聲。
作家語錄
我要給你看恐懼在一把塵土里
文學新勢力·王十月
主持人語
閱讀王十月
抗拒荒野——論王十月的意義
作為時代在場者的見證文學——論王十月的小說
一部“軟硬兼濟”的科幻作品——論王十月的《如果末日無期》
詩人檔案·孟原
主持人語
先鋒寫作：承擔與見證
“先鋒”就是“傳統(tǒng)”——孟原訪談
選一只古典的鶴飛進我的詞語——關于孟原的詩
在詞的高音區(qū)里——孟原詩歌詩學特點管窺
新文學史家訪談錄·吳俊
登高臨深，不可為而為之——關于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的研究及史著撰寫答問
燕園論壇·現(xiàn)代小說經典再闡釋
主持人語
“這也就是戰(zhàn)時生活”——論蕭紅的《馬伯樂》
論趙樹理小說中的農民改造——以《三里灣》為中心
作為“寫者”的涓生——論魯迅《傷逝》
被書寫者的命運——從子君形象看《傷逝》對書寫行為的反思
體驗與記憶：有情的家國書寫——論蕭紅的《北中國》
聚焦新學人文學
主持人語
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虛無病——李陀《無名指》中人物與生活場景
房偉文學書寫的精神向度與詩學立場
英雄敘事中的歷史與文化——評劉保昌的長篇歷史小說《楚武王》
小鎮(zhèn)傳奇、“流浪”敘事與人文尋思——丁伯慧論
批評前沿
主體的行動哲學——論木山英雄的《野草》研究
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對張愛玲后期小說創(chuàng)作的影響
古典氣與現(xiàn)代性交融的張棗詩學理想——以《鏡中》《何人斯》為例
今天我們如何寫女性——左小詞《棘》閱讀隨筆
評《浪漫的中國：性別視角下激進主義思潮與文學（1890—1940）》
中國現(xiàn)當代舊體詩詞研究
文體代償：舊體詩之于魯迅的特殊意義
俞平伯晚年舊體詩詞創(chuàng)作心理解讀
學術交流
評論家、作家暢談劉醒龍近作與新世紀文學發(fā)展趨勢
《新文學評論（2019.2）》：
完稿于1925年10月的小說《傷逝》是魯迅創(chuàng)作序列中構思時間較長且“最為難解”的作品之一。在已有研究中，涓生與子君兩個主要人物形象的個性特征、結構關系、塑造手法及其背后折射的作者對個人境遇、時代文化的思考得到了研究者的廣泛關注。其中，子君形象的意涵也從多個角度獲得了闡釋：有學者將其視為對啟蒙話語、個人主義思潮的反省及對“娜拉走后”時代議題的思考；有學者從修辭手法的角度探究這一形象體現(xiàn)的文本反諷性特征：也有研究結合魯迅自身的經歷與思想脈絡，將子君形象視為作者本人的某種鏡像和寄托。而本文試圖以“書寫”這一概念為核心，將子君定位為“被書寫者”，并將《傷逝》看作兩位“作者”（手記作者涓生與《傷逝》作者魯迅）對書寫這一行為的梳理與反思，從而尋找子君形象意涵的一種闡釋可能，并借此再度審視這部作品在魯迅創(chuàng)作序列中的定位。
一、回憶性寫作建構的子君形象
多數(shù)研究者都已注意到，作為第一人稱手記文本的描寫對象，作為涓生已然死去的愛人，子君在文本中幾乎不具有獨立完整的人格和真正言說自己的能力。她的言語、行為、思想與感情近乎都被控制在涓生的話語邏輯下，這樣的存在境遇與文本中子君直接說出的唯一完整的語句“我是我自己的”形成了鮮明對照。
具體而言，在涓生的回憶性書寫中，子君的形象由涓生兼具抒情與反思意味的寫作話語建構，并隨著涓生在寫作過程中心態(tài)的變化而改變。在整個手記文本中，涓生的書寫語言對子君的建構基本潛在地吻合于他的書寫意圖和策略：手記創(chuàng)作伊始，涓生立意寫出自己的“悔恨與悲哀”，并似乎希望在對過去時光的捕捉中慰藉自己此時的“寂靜和空虛”，于是子君以一系列意象符號的形式出現(xiàn)——清響的皮鞋聲、帶著笑窩的蒼白的圓臉，以及象征著新生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⑤。這些意象激活了人物涓生的感官體驗，也使得子君的形象具有了女神般神秘幻美的特質。對于涓生而言，這個美好的形象是可知可感的，而這些美好的記憶似乎也可以被自己的書寫語言召喚回來。
然而，涓生的寫作意圖在行文過程中逐漸發(fā)生著變化：隨著寫作的進行，情感逐漸冷靜的涓生自認為體察到了這段愛情的“盲目”或“虛無”。最終他認識到，這次寫作活動不應該是對“過去”的捕捉和耽溺，而應該是向著“未來”的“新的生路”邁進的起點與契機。這樣，反思二人的情感裂變過程并從中得到某種教訓和“真理”，以此作為對“過去”的交代和為“未來”行動尋找的依據(jù)就成為涓生手記創(chuàng)作的潛在目的，于是，書寫子君之“變”勢在必行。手記中，涓生針對子君的描寫逐漸出現(xiàn)了更多的否定乃至嘲諷成分，子君的形象也逐漸失去了神秘浪漫的色彩，變得“泯然眾人”：她終日汗流滿面、短發(fā)都粘在腦額上，兩只手又是這樣地粗糙起來。與之相伴的意象也從皮鞋、畫像、紫藤變成了油雞、飯菜和狗。涓生試圖從子君的“變化”中總結某種有關人生與愛的“真理”，如“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chuàng)造”“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甚至最終生發(fā)出關于真實和虛偽、生與死這樣哲學命題的探討。這些頗具抽象色彩的語句穿插在涓生對二人情感經歷的具象回憶里，顯然已經偏離了他對于子君之死的懺悔和悲痛之情。
值得玩味之處在于，作為寫作者，涓生在這番寄托自己“悔恨和悲哀”的回憶性書寫中似乎既不試圖美化逝去愛人的形象，也不試圖掩飾自己對于子君之“變”的驚訝和不滿。在這次寫作中，他仿佛立意背負“真實的重擔”，這也就造成了手記文本在情感基調乃至話語邏輯上的種種矛盾裂隙。試想，如果涓生的寫作策略足夠圓熟，如果在回憶往事時的反復懺悔取代了“冷漠的鎮(zhèn)靜”和對書寫對象稍嫌刻薄的反諷（如對子君“功業(yè)”的反諷）.涓生的手記會是一個更為光滑的文本。然而在手記創(chuàng)作中，涓生采取的恰恰是相反的做法。有賴于這樣的“真實”態(tài)度，涓生的讀者最終所能看到的是“熱烈純真的愛”逐漸變成了“虛偽的謊言”，為涓生的話語所感召的子君又逐漸失去了與涓生攜手同行的能力。對此，普遍的解釋是涓生在子君身上逐漸發(fā)現(xiàn)了啟蒙話語建構愛人世界觀的無效性，也即從一開始，他所愛上的就僅僅是自己的“語聲”，而當他逐漸意識到子君沒有聽懂或并不相信他的話，意識到“她所磨練的思想和豁達無畏的言論，到底也還是一個空虛”時，這樣的愛人便逐漸成為向往個人主義式奮斗生活的涓生新生道路上的怯弱無知的拖累者，于是涓生以“真實”之名將子君驅逐到“無愛的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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