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論新文學及其源流

舒蕪

周作人作為“五四”新文學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平生發(fā)表過許多對這個運動的看法，晚年尤其愛對運動的情形進行回憶和分析。他的看法自成一套，這里想稍稍加以清理，供研究“五四”運動史的參考。

一

“五四”運動究竟是什么性質的運動，這是首先要碰到的問題。

本來，如果在“是什么”的意義上，這里并無多大問題。因為，說起“五四”運動，首先自然是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放大范圍來說又是指其前其后的新文學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事實清清楚楚，沒有什么可爭論的。問題其實是在“應該是什么”的意義上提出的。胡適早就力說“五四”的精神是文學革命，不幸轉化而成為政治運動。新時期以來，又有“救亡壓倒啟蒙”之論。這都是說的“應該是什么”，或者說是“本應如何如何，不幸而竟如何如何”，問題就出來了。周作人沒有看到“救亡壓倒啟蒙”論，不知道他會有什么意見，他對胡適的看法，則明顯表示不同意道：“雖然五四的老祖宗之一，那即是胡適之博士，力說五四的精神是文學革命，不幸轉化而成為政治運動，但由我們旁觀者看去，五四從頭至尾，是一個政治運動，而前頭的一段文學革命，后頭的一段新文化運動，乃是焊接上去的。若是沒有這回政治性的學生對政府之抗爭，只是由《新青年》等二三刊物去無論如何大吹大擂的提倡，也不見得會有什么大結果，日久，或者就將被大家淡忘了也說不定。這因有了那一次轟動全國的事件，引動了全國的視聽，及至事件著落之后，引起了的熱情變成為新文化運動，照理來講該是文學革命加上思想革命的成分，然而熱鬧了幾年，折扣下來，所謂新文化也只剩了語體文一種，這總可以說是根基已固，通行很廣的了。”這個“焊接”說是一個形象的比喻，它的主要意思是反對胡適的“不幸轉化而成為政治運動”之說，認為不是不幸，而是幸事，新文學運動是幸賴學生愛國運動，才擴大影響，獲致成功。周作人這個看法，比胡適的看法近于實際。從清朝末年起，一些先覺的維新愛國之士已經(jīng)提倡白話，用白話文宣傳新思想，陳獨秀就主編過白話報，胡適學生時代就在白話報刊上發(fā)表過文章，這也可以說是新文學運動的先聲，可是影響一直很小。到了《新青年》出版，陳獨秀、胡適舉起“文學革命”的大旗，起初也只有錢玄同、劉半農、傅斯年等三數(shù)人來應和，有《每周評論》來聲援，總的看來還是孤軍奮斗的形勢。然后才是“五四”學生愛國運動，喚醒了一代青年，帶著新的文化要求登場，形成新的讀者群，新文學運動才有了自己的基礎，影響才迅速擴大，這是很明顯的事實。胡適很愛夸耀白話運動的迅速成功，卻看不到使之迅速成功的政治社會條件，不能不說是偏見。

至于“五四”學生愛國運動之后的新文化運動的起來，周作人說是由于學生運動所引起的熱情的推動，也是符合事實的。這種熱情，蘊含著積累著辛亥革命以來幾次三番的中國歷史大倒退所刺激起來的徹底改革中國的要求，周作人強調指出洪憲帝制和張勛復辟兩個事件的刺激，他說：“民國初年的政教反動的空氣，事實上表現(xiàn)出來的是民四（1915）的洪憲帝制，民六（1917）的復辟運動，是也。經(jīng)過這兩件事情的轟擊，所有復古的空氣乃全然歸于消滅，結果發(fā)生了反復古。這里表面是兩條路，即一是文學革命，主張用白話；一是思想革命，主張反禮教，而總結于毀滅古舊的偶像這一點上，因為覺得一切的惡都是從這里發(fā)生的。”這里是將文學革命與思想革命并提。進一步他又說：“經(jīng)過那一次事件（指張勛復辟�！�—舒蕪）的刺激，和以后的種種表現(xiàn)，這才翻然改變過來，覺得中國很有‘思想革命’的必要，光只是‘文學革命’實在不夠，雖然表現(xiàn)的文字的改革自然是連帶的應當做到的事，不過不是主要的目的罷了�！边@就是說，思想革命比文學革命更重要，是文學革命的深化，思想革命任務一提出來，便把文學革命推到了次要地位。促成這個發(fā)展的是張勛復辟事件的刺激，把這個刺激的反應變?yōu)閷嶋H行動的是“五四”愛國運動所引起的熱情。所以，從文學革命到思想革命的發(fā)展過程中，愛國政治運動這一段實是承上啟下、貫通上下的一段，它使新文學運動和新文化運動都包容在改革中國的大運動里，都具有革命的政治性。周作人正是這樣看法，他非常自信地指出：“總之這一個婦孺皆知的五四運動發(fā)起于北平（當時還叫北京），以學生為之主動，因此北京學界的聲名自然也隨之而四遠傳播，隱然成為全國的重心了。中國是在革命時期，所謂學術文化的中心也脫離不了這個色彩，所以北平學界的聲名總是多少帶著革命性或政治性的，不是尋常純學術的立場，雖然我這說法或者是非正宗的，不免與好些學者的意見很有距離�！苯�些年來，我們常常聽到“純學術”的呼聲，其舉為“純學術”的榜樣的常常是過去的北京學術界，而周作人則認為北平學界不是尋常純學術的立場，其價值正在于此，這種完全不同的看法，我們也應該知道。

周作人不僅用這個觀點看“五四”新文學新文化運動，而且用這個觀點看中國后來幾次的文學和文化上的斗爭。他指出，“五四”時期林紓的捍衛(wèi)古文，反對白話，以及后來幾次的古文復興運動，都有政治背景：“古文復興運動同樣有深厚的根基，仿佛民國的內亂似的應時應節(jié)的發(fā)動，而且在這運動后面都有政治的意味，都有人物的背景。五四時代林紓之于徐樹錚，執(zhí)政時代章士釗之于段祺瑞，現(xiàn)在汪懋祖不知何所依據(jù)，但不妨假定為戴公傳賢罷。只有《學衡》的復古運動可以說是沒有什么政治意義，真是為文學上的古文殊死戰(zhàn)，雖然終于敗績，比起那些人來又更勝一籌了。非文學的古文運動因為含有政治作用，聲勢浩大，又大抵是大規(guī)模的復古運動之一支，與思想道德禮法等等的復古有關，有如長蛇陣，反對的難以下手總攻，蓋如只擊敗文學上的一點仍不能取勝，以該運動本非在文學上立腳，而此外的種種運動均為之支柱，決不會就倒也。”他不是有意往政治上拉，《學衡》派沒有什么政治背景他就說沒有，很實事求是，而此外的古文復興運動，如他所指，都有明顯的政治背景，這是我們經(jīng)歷過來的人能夠證明的。至于他說的大規(guī)模的思想道德禮法的復古運動，即對于新文化運動的反攻，更是政治上反動的一部分。例如，一九二八年國民黨政府規(guī)定孔子紀念日，這是蔣介石政權在文化上復古倒退的一個信號，是對于民國元年孫中山臨時政府下令廢除祭孔的翻案，周作人當即予以揭露道：“正如前三四年前遠遠地聽東北方面的讀經(jīng)的聲浪，不免有戒心一樣，現(xiàn)在也仿佛聽見有相類的風聲起于西南或東南，不能不使人有‘杞天之慮’。禁白話，禁女子剪發(fā)，禁男女同學等等，這決不是什么小問題，乃是反動與專制之先聲，從前在奉、直、魯各省實施過，經(jīng)驗過，大家都還沒有忘記，特別是我們在北平的人。此刻現(xiàn)在，風向轉了，北方剛脫了復古的鞭笞，革命發(fā)源的南方卻漸漸起頭來了，這風是自北而南呢，還是仍要由南返北而統(tǒng)一南北的呢，我們驚弓之鳥的北方人瞻望南天，實在不禁急殺恐慌殺�！币晕恼铝η蠛推降�靜的周作人，而說出“不禁急殺恐慌殺”這樣的話，實在是當時的現(xiàn)實教訓，太血淋淋的了，容不得你自居超脫。

我們近些年來，常常聽到一種論調，責怪中國近代以來一代一代的知識分子沒有守住“純學術”“純文學”之宮，而過于靠近現(xiàn)實政治，卷入現(xiàn)實政治。今天這樣說說很容易，但在當時，眼看文學和文化上的反動大都是總的政教反動之一部分，你想不管它，它卻來管你，你想專談文學文化，它那邊政治、思想、道德、禮法等等連成的長蛇陣卻向你卷過來，你還想超脫，還想守住“純學術”“純文學”之宮，可不是容易的事。周作人都不免于“急殺恐慌殺”，其情可想，其事可知了。所以，他認為，“五四”學生愛國政治運動，居中貫串著前后兩頭的新文學和新文化運動，并賦予新文學新文化運動以革命的政治意義，事實如此，而且這是好的，應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