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憲章運動所體現(xiàn)的政治意識的興起，到1880年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在米德洛錫安(Midlothian)競選后重返唐寧街，并試圖通過展示比肯斯菲爾德勛爵(Lord Beaconsfield)（即“迪斯雷利”——編者注）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失敗來證明其墮落時，英國人的生活幾乎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盡管貧窮、疾病、無知、骯臟和不公正遠未消除，但在這40年左右的時間里，它們受到的打擊比英國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多。一個可能被工業(yè)變革、快速擴張和社會動蕩壓垮的國家，反而看到了現(xiàn)代化的挑戰(zhàn)，并欣然接受了它們。

這本書一部分是社會史，一部分是思想史，一部分是那些年的政治史。嚴格來說，它并不是對1838年至1880年間事件的線性描述：它以那個時期的偉大主題為例，試圖用它們來說明一種精神或一種心態(tài)，這種精神或心態(tài)把一個普遍存在著不人道、原始和野蠻的富裕國家，轉變成一個包含著普遍存在的文明和民主的萌芽，并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文明和民主廣泛傳播之例證的國家。19世紀中期英國的許多政治家、知識分子和公民都有一種認真、公正的道德目標，這種道德目標驅使他們尋求改善整個社會的狀況。在這一時期最偉大的知識分子之一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的著作中，有一個永恒的主題貫穿全書，這也是當時許多受過教育的人都認同的一個觀點。這就是，即使人類的完美狀態(tài)永遠�裏o法企及，但對它的追求也許是基督徒靈魂(在某些情況下是非基督徒靈魂)所能從事的最崇高的事業(yè)。即便這種追求沒有達到目標，但至少一切都變好了。

19世紀中葉是宗教儀式衰落的時代，但在那個時代，宗教仍然支撐著幾乎所有偉大的國家機構，主導著教育和各種豐富多彩的學術討論。這是階級涇渭分明的時代，只有那些極具才能和好運，且不斷努力的人，才能夠超越階級，實現(xiàn)社會流動，最終，國家把民主的特權授予了許多工人階級的成員。這是一個重視教育的時代，但令人遺憾的是，要確保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大多數(shù)人都能接受教育，花費了很長的時間——蘇格蘭在這方面遠遠領先于其他國家——并且要看到偉大的公立學校和文法學校提供的教學與現(xiàn)代工業(yè)國家教育的要求是一致的。它鼓勵私人的慈善事業(yè)，但也為福利國家奠定了最初步的基礎。它熱切地展望未來，但它的鄉(xiāng)土建筑屬于封建中世紀。地主和富裕家庭控制著統(tǒng)治階級，但改革了諸如軍隊和公務員系統(tǒng)等偉大的機構，創(chuàng)造了以功績晉升的機會。這是一個系統(tǒng)地拒絕婦女享有政治、法律和財產權利的概念，并對她們接受教育的企圖表示譴責的社會，然而，一位女王作為國家元首，時不時地以獨裁的方式行事，這與當時所闡述的君主立憲制理念相去甚遠。

這本書省略了19世紀英國經歷的兩個方面，帝國和外交，這兩個方面本身將各自單獨成書——盡管這兩個詞在當時的大部分時間里幾乎是同義詞，本書也未涉及愛爾蘭的動亂(除了馬鈴薯饑荒對廢除《谷物法》的影響)。它所描述和討論的新思想在英國極為盛行，盡管這本書所關注的某些潮流——如對英國教會39條信綱的質疑所引起的宗教懷疑浪潮，以及為大眾提供教育的動力——在英語語境中是必然的，但蘇格蘭教堂是一種不同的存在，自17世紀以來，這個民族樹立了一個向所有人普及教育的榜樣。蘇格蘭也是離婚的先驅，直到19世紀50年代英格蘭和威爾士才迎頭趕上。在對英國社會、知識分子和政治生活的探索中，��這本書大量依賴于那些要么激勵、影響，要么促成變革的男男女女們的日記、信件和演講。它表明，民眾而非政府才是那個時代的主要參與者，盡管政府通過了法律，使有干勁和精力的人們能夠做出文明且滿足的社會所需要的變革。在這本書所涵蓋的幾十年里，有三次——1842年、1848年和1866至1867年——英國政治的不穩(wěn)定如此嚴重，以至于在一些人看來，似乎革命即將來臨。然而，革命被避免了——而且每次都比以前少一點威脅——這不僅是因為開明的政府采取了措施，打破了狹隘的統(tǒng)治階級對國家的控制，而且它還找到了與那些人在經濟和政治上進行接觸的方法，否則他們很容易成為革命者。這一時期的啟蒙運動來自于一批知識分子、思想家和作家，他們言論和思想的自由表達慢慢地改變了相關人士的態(tài)度，這對國家大有裨益。

當維多利亞女王于1837年6月登基時，英國是一個日益繁榮的國家，一個不斷壯大的帝國，新興的中產階級因工業(yè)化而變得更加富裕。然而，它也受到可怕的、破壞穩(wěn)定的社會問題的困擾。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試圖規(guī)范公共衛(wèi)生�；魜y頻繁爆發(fā)，原因在于沒有處理污水，沒有人知道霍亂是一種通過水傳播的疾病。為窮人提供的醫(yī)院和住房既簡陋又骯臟。由于進口關稅，食品價格極為昂貴，而且經常摻假，容易致病。飲用水不安全。城市里到處都是妓女，女孩們因為饑餓的威脅而墮落。男孩和男人經常犯罪，與中世紀相比，他們受到的懲罰野蠻程度略有下降。

窮人住在濟貧院里，家庭被拆散。1834年的《濟貧法》(Poor Law Act)將極端貧困定為犯罪。精神病患者仍然受到殘酷的對待。婦女是丈夫的財產。只有一小部分成年男性可以投票。對于有選舉權的少數(shù)人，沒有無記名投票。進入公務員隊伍和在軍隊中晉升為軍官通常必須花錢。在工業(yè)革命擴張所及的許多城市，幾乎沒有正式的地方政府來提供或監(jiān)督基本服務，也沒有市政或公民自豪感。旅行很慢，費用很高，大多數(shù)人從沒有離開家?guī)子⒗镞h。ⅩⅤ直到1840年5月便士郵政問世之前，即使是書信交流(對于那些會寫字的人來說)也是不穩(wěn)定且昂貴的。除了少數(shù)例外，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只有富有的男性才能上學，他們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上大學。許多窮人目不識丁，沒有辦法提升自己——幾乎沒有什么圖書館、博物館或美術館允許他們進入。英國的制造業(yè)工廠也許才剛剛開始規(guī)范工人們的勞動：當時8歲的孩子每天工作12小時。煤礦的情況更糟，那里的婦女和女孩在野蠻的條件下與男人和男孩一起工作，為英國的火爐提供煤炭。稅收限制了報紙的可獲得性，因此限制了言論自由，與此同時，對既定秩序的反對也在增長。作家和評論家們抨擊了英國的治國無方——那個時代最重要的辯論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稱之為“英國狀況問題”。憲章運動為英國提出了六點改革計劃，如果它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它似乎承諾要進行革命。

然而，工業(yè)化創(chuàng)造了財富，刺激了創(chuàng)新，鼓勵了教育，最重要的是，它刺痛了那些因工業(yè)化而致富的人的良心。知識精英尋求將思想從宗教教條中解放出來，并推動教育、住房、公共衛(wèi)生、法律和憲法方面的改革運動。受過教育的階層試圖讓越來越多未受過教育的人進入共同文明的范圍，共同文明植根于對古典世界的理解，以及從更現(xiàn)代的意義上說，源于不斷發(fā)展的民主的好處。在1841年至1881年的人口普查中，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人口從2700萬增加到3500萬，盡管在馬鈴薯饑荒之后的移民潮中，愛爾蘭的人口減少了300萬。1880年，大多數(shù)男性擁有選舉權，女性不再是丈夫的財產，所有孩子都有上學的機會。英國是世界上領先的強國，在繁榮的同時也發(fā)展了強大而獨特的時代文化。

但在這40年左右的時間里，英國發(fā)生的最大變化是顯而易見的：整個郊區(qū)的住宅、市政廳、博物館、音樂廳、美術館、學院、大學、醫(yī)院、圖書館、火車站、市場大廳和哥特式復興教堂，似乎都在訴說著這個國家的決心——有共同的方向，把新獲得的財富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思想和靈魂。對完美的追求可能是理想主義的，但它仍然結出了碩果。這本書將描述這一令人敬畏的轉變，并將頌揚促進這一轉變的男男女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