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代是被史家稱為古代出版事業(yè)壯大和興盛階段。在印書技術(shù)方面,突破陳規(guī),大有創(chuàng)新,重要的標志之一就是活字印書的廣泛應用。
作者依據(jù)文獻記載以及個人見聞所及,編纂了《江蘇活字印書》。書中匯集了江蘇省在明清兩代及民國時期所出版的銅、木、泥、鉛各種活字版本的書籍,共收錄一千八百種,對每一種,均記錄其名稱、卷次、作者、版本、形制等信息,內(nèi)容非常豐富。通覽本書,可得明清兩代以至民國江蘇地區(qū)活字印書之大概,為我們提供了豐富、詳盡、精確的佐證。其意義和作用值得我們重視。
本書曾于20世紀90年代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再版,除對舊版加以校訂外,配以新書影,在保存原貌的基礎上,達到圖文并茂的效果。
明清兩朝的江蘇,由于是全國出版事業(yè)十分活躍而興旺之地,對于這一歷史時期江蘇出版史跡的探究,無疑是中國古代出版史研究的一大課題。江澄波先生的《江蘇活字印書》,為我們提供了豐富、詳盡、精確的佐證。
序
蘇州的古籍版本專家江澄波同志,近兩年費了心血,搜遺集秘,考訂核正,整理寫成了《江蘇活字印書》和《古刻名抄經(jīng)眼錄》二稿,字數(shù)不過數(shù)十萬,但學術(shù)價值很高。我作為一個出版工作者,拜讀之后,十分高興。
在中國悠久的古代出版史上,明清兩朝是被史家稱為古代出版事業(yè)壯大和興盛階段的后期,它上繼宋元出版繁盛的脈絡,而又發(fā)揚光大,不僅出書數(shù)量巨大,品種繁多,內(nèi)容豐富,而且在印書技術(shù)方面,也突破陳規(guī),大有創(chuàng)新,重要的標志之一就是活字印書。當然,對于近現(xiàn)代出版事業(yè)的發(fā)展,明清兩朝的出版實績又起到了促生、萌芽和發(fā)育成長的歷史作用。明清兩朝的江蘇,由于是全國出版事業(yè)十分活躍而興旺之地,對于這一歷史時期江蘇出版史跡的探究,無疑是中國古代出版史研究的一大課題。江澄波同志的這部著述,為我們提供了豐富、詳盡、精確的佐證。其意義和作用值得我們重視。
19世紀末上海商務印書館創(chuàng)辦,開現(xiàn)代出版業(yè)的先聲,但成為一個有規(guī)模的出版行業(yè),還得在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五四”運動前后。因此,從近代出版向現(xiàn)代出版轉(zhuǎn)化的過程中,必然會有一個過渡性時期。在版本方面,這個過渡時期也就出現(xiàn)了用木活字、鉛活字分別印制的各類線裝圖書,也存在用刻版印書和石印技術(shù)印書等現(xiàn)象。這個演變中的時期不長,但在中國出版史的研究方面卻是不能漏掉的。
這個資料也告訴我們,在清末民初這段時期,僅用鉛活字排印的線裝書,在江蘇(包括尚未單獨建市的上海)就有近650部之多。其中,除上海外,吳縣(蘇州)、常熟、吳江、無錫、武進、江寧等縣數(shù)量品種更多。長江以北,通揚一帶,遠至徐淮地區(qū),出版也趨興旺,如泰縣即是。這是江蘇從近代出版向現(xiàn)代出版發(fā)展的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再者,從這些書目可以看出,鉛字排印的線裝書并不限于地方性典籍,許多圖書部頭不小,是超越江蘇地區(qū)、面向全國的著作。說明當時江蘇各地的出版業(yè)是有開闊的眼光和胸懷的,這種精神也值得我們重視。
出版史的研究還在延續(xù)。我們相信,江澄波同志煥發(fā)老而不倦的光與熱,這種精神將會鼓舞后來者,繼續(xù)奮發(fā)有為地孕育、促生新的研究成果。我們充滿信心地期待著。
高斯1996年9月20日
江澄波,1926年出生于蘇州的古書店世家。他本著“為書找讀者,為讀者找書”的信念,從業(yè)七十余年,經(jīng)其挖掘、尋訪、收購的古舊書籍難以數(shù)計,為書籍的流通、保存,為文化的傳承做出極大的貢獻。深厚的家學和多年的實踐經(jīng)驗使得先生練就了一身真本領,他在古籍鑒別修復、版本研究領域深有建樹,被稱為“書界一寶”和舊書業(yè)的“活字典”。著有《吳門販書叢談》《江蘇活字印書》等,均具有較高的學術(shù)價值和文獻價值。
序
概述
明代銅活字印書
明代木活字印書
清代銅活字印書
清代泥活字印書
清代木活字印書
清代鉛活字印書
民國木活字印書
民國鉛活字印書(線裝本)
代后記
公私木活字印書
據(jù)王重民撰《中國善本書提要》載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明崇禎時木活字印本《壬午平海記》二卷,內(nèi)容為永豐程峋任蘇松兵備道時平定海軍時往來文書和檄揭,頗具史料價值。
以后婁東(今太倉市)人以木活字排印宋人鄭虎臣所輯《吳都文粹》十卷,歷來各家著錄,均憑康熙六十年施天麒跋文定為康熙時婁東施氏木活字本。經(jīng)過核查,這部書的文字內(nèi)容,不僅“胤”字缺筆,“曆”字亦避清高宗諱作“厤”。因此可以確定為乾隆時婁東木活字印本。
乾隆五十六年(1791)和五十七年(1792),南京程偉元的萃文書屋先后二次用木活字排印過《紅樓夢》,前者稱程甲本,后者稱程乙本。由于其內(nèi)容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喜愛,翻閱頻繁,易于損壞,至今已絕少流傳。
乾隆五十八年(1793)甫里(今吳縣甪直)易安書屋主人周秉鑒輯晚明至乾隆時當?shù)厝嗽,編成《甫里逸詩》和《假年錄》,用木活字印成。姓氏后有“印一百部,五十分送四方,五十待售,紋銀二錢”。可見是半送半賣性質(zhì)。
常熟著名藏書家張金吾,從無錫購得木活字十萬多個,用以排印自著《愛日精廬藏書志》四卷,及宋人李燾編的史學巨著——《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五百二十卷,目錄后有“嘉慶己卯(1819)仲夏海虞張氏愛日精廬印行牌記”。
道光二十年(1840)吳縣潘奕雋三松堂用木活字排印無錫鄒一桂所著《小山畫譜》二卷,由著名藏書家黃丕烈之子黃壽鳳篆書封面。潘奕雋,乾隆進士,官戶部主事,曾典試黔中不久歸里,與黃丕烈、袁廷梼等優(yōu)游林下,賞書品畫,頗多倡和之作。其三松堂藏書中精抄名校,經(jīng)黃丕烈校跋的約有百種以上。道光二十八年(1848)元和(今蘇州市)韓崇寶鐵齋曾用木活字印其先人韓是昇《洽隱園文鈔》四卷,翌年又排印明人杜瓊《東原文集》二卷,皆不多見。道光三十年(1850)金陵津逮樓主人甘福用木活字排印路鴻休輯《帝里明代人物略》,封面后有“道光庚戌夏五月,甘氏津逮樓集印”兩行牌記。甘福字德基,號夢六,江寧人。嗜學慕古,家有津逮樓,積書十余萬卷,其中,很多是宋元佳本。建國初期在南京市上所見散出的宋本《金石錄》全本即其舊藏。咸豐七年(1857)吳門徐立方以木活字排印明僧道恂所輯《獅子林紀勝集》二卷,及其自輯《續(xù)集》三卷,一向罕見。咸豐八年(1858)吳縣馮芳緝獨善兼善之齋以木活字排印元和張京度《通隱堂詩存》四卷,前有其父馮桂芬序文稱:“芳緝以借讀者眾,購得活字版,先印《通隱堂詩》四卷,請余校定!蓖瘟辏1867)江寧藩署用活字校印《欽定科場條例》六十卷,又印《續(xù)增》一卷,供參試考生備用。與此同時,金陵書局除了大量用木版刻書之外,也試用活字排印過陳壽《三國志》、宋吳仁杰著《兩漢刊誤補遺》十二卷、清人吳榮光撰《吾學錄初編》二十四卷,
光緒十三年(1887)蘇州靈芬閣書坊主人徐明甫,以木活字重印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三十六卷、《續(xù)志》四卷,二年以后流寓蘇州肖家巷的大藏書家姚覲元,以集福懷儉齋名義用木活字排印唐人虞世南《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該書雖印成至今僅百年時間,但傳世絕少。吳中公私藏家未見,國家圖書館著錄亦僅有殘本,不知究竟是何原因?宣統(tǒng)年間蘇州江蘇存古學堂用木活字排印梁鼎芬、曹元弼同輯的《經(jīng)學文鈔》十五卷首三卷,共訂三十冊。
編印家譜之大盛
清代用木活字排印家譜,以常州、無錫、鎮(zhèn)江一帶最盛。其中冠以毗陵、晉陵、延陵、武進、陽湖、常州者約一百四十余種,而以錫山、梁溪、無錫、金匱名者約六十多種。以古潤、潤州、京江、京口、鎮(zhèn)江、丹徒名者約九十余種。在清代常州所印家譜中,偶然也發(fā)現(xiàn)過一種用銅活字印的《毗陵徐氏宗譜》三十冊(現(xiàn)藏日本東洋文庫),而絕大多數(shù)仍是用木活字印的。常州的排印工在清代最負盛名,書法家包世臣曾經(jīng)說過:“常州活版字體差大而工最整潔,始維以供修譜,間及士人詩文小集,近且排《武備志》成巨觀。而講求字劃,編排行格無不精密!卓潭鎸憴z校為易。其法以細土鋪平,版背拆歸皆便!庇捎谟」ぜ夹g(shù)高明,所以安徽人把省立的官書局——曲水書局,設立在常州龍城書院先賢祠內(nèi)。醵金招募梓人,自備聚珍。錫、常、鎮(zhèn)地區(qū)民間多聚族而居。當時族權(quán)發(fā)達,幾乎村村有祠堂,每姓有家譜。有專門從事排印家譜為職業(yè)的工人,俗稱“譜匠”或“譜師”。每當秋收以后,他們就挑著字擔與行李,到各個鄉(xiāng)鎮(zhèn)去做譜,字擔上的木字只有二萬多個,分大小二號,大都是用梨木雕成的宋體字。遇缺字則臨時補刻,字盤用杉木制成,為了把字排得更好更快,又把字盤分為常用字盤和生僻字盤兩類,亦稱內(nèi)盤與外盤。內(nèi)盤放置常用的皇帝年號,天干地支,年月日時,長次幼,男女諱字號行,娶配適葬,一二三四……數(shù)字及之乎者也等虛字。外盤則為便于記憶,編成“君王立殿堂,朝輔盡純良……”等五言詩二十八句。把頭腳偏旁同類的字,排在詩句的每一個字下,例如:君(群)王(弄理圣王)立(產(chǎn)端)殿(殳)堂(尚掌)只要記住詩句,揀字就比較迅速。他們由五六人或七八人組成一班,內(nèi)分刻字、圖像、排字、刷印、打雜等,而以包頭總其成。
木活字歇絕之期
由于木活字的被廣泛利用,清代同光年間,各地修志局較多改用木活字排印新志或舊志,以及鄉(xiāng)鎮(zhèn)小志。辛亥革命前后,受西學東漸潮流的影響,上海的外商創(chuàng)設了不少出版機構(gòu)。隨著石印、鉛印新技術(shù)的傳入,印書速度增快,且細若牛毛,明如犀角。因此木活字排印已逐漸被自然淘汰。但仍有一部分具有傳統(tǒng)思想的人,繼續(xù)用木活字印書。
民國初年蘇州毛上珍印書局以木活字排印明人歸有光《四書論》。江氏文學山房以木活字印成《江氏聚珍版叢書》四集二十九種。民國元年梁溪高氏印其先人高攀龍《高忠憲公年譜》二卷,民國三年(1914)無錫侯學愈重訂《梁溪文鈔正續(xù)編》四十六卷,以木活字印行于世。民國六年(1917)無錫縣圖書館用活字印趙之謙著《勇廬閑話》二卷,為研究鼻煙之專著。還印有元代畫家倪瓚的《清秘閣志》及《詩集》。民國十一年(1922)江南水利局印《民國江南水利志》十卷,以后無錫榮宗銓(德生)為造福地方,嘉惠后學,曾出資創(chuàng)辦大公圖書館。聘請邑人朱烈匯總館藏經(jīng)史子集古籍序文編成《敘文匯編》七十二卷,木活字排印四十巨冊。
無錫附近的江陰也多以木活字印書。民國二十三年(1934)邑人謝鼎镕用木活字排印明人夏樹芳所著《奇姓通》等書(定名為《江陰先哲遺書》),以及江陰地方詩總集——《江上詩鈔》《陶社叢編》甲乙集,直至民國三十六年(1947)尚繼續(xù)排印丙集傳世?烧f是木活字印書中的魯?shù)铎`光。
民國時期除了上述各地之外,包括蘇北各縣亦仍有以木活字印書的,但絕大多數(shù)以排印《家譜》為主。以下凡著錄各姓家譜中,無編修姓名者,系根據(jù)日本學者多賀秋五郎著《家譜之研究》上所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藏書的原本如是。特此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