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為下鄉(xiāng)上山一代人，我和張彥教授一樣，是改革開放使我們有幸走上學術研究之路的。從1984年南京大學哲學系結成同窗一路走來，幾十年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承胡福明、孫伯鍨、林德宏、李華鈺等老師的身傳言教，獨立思考、追求真理和重精神財富的血脈我們從來都是相通的。所以當他把十年磨一劍的心血之作《活序：本真的世界觀》發(fā)給我時，和他過去寫的《系統(tǒng)自組織概論》《科學價值系統(tǒng)論》《市場經濟和中國科技知識分子》等那么多論著一樣，在沉甸甸幾十萬字中我分明看到的是學術含量，更是情滿中國命運和人類命運的社會責任。

首先，《活序：本真的世界觀》有的放矢，是一本全面探討“發(fā)展是什么”的經濟哲學專著。這本有創(chuàng)見的濟世之說不僅直面了神創(chuàng)論世界觀、機械論世界觀，也直面了熵世界觀。后者借“宇宙間最高形而上學定律”用演化否定進化，流傳甚廣，又看似顛撲不破，現(xiàn)在有了作者用科學對科學的解蔽性回應，讀者就清楚地看到了世界觀對“本來如此”的辯證回歸。我們當然不能就世界觀談世界觀。我們之所以在乎世界觀正確不正確，就是正確的世界觀有為人類事務特別是社會經濟發(fā)展澄清應然和實然的意義。

現(xiàn)在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解構而在于建構。比如西方主流經濟學，對于它超凡脫俗、坐井觀天、紙上談兵，長期以來已有太多人提出嚴厲批評了，但是直到今天牛頓主義以及還原論仍然是經濟學指點迷津在課堂上為大學生們準備的主餐。對于新自由主義，正如哈維所說，反對它“相當容易”，因為接受它“等于接受我們沒有別的選擇而只能生活在一種無止境的資本積累和經濟發(fā)展的制度下，不計社會、生態(tài)、政治上的后果”。然而我們“無法依靠哲學論辯——指出新自由主義權利制度是不正義的——來說服人們”。不破固然不立，不立何以真正能破？求解問題的方法論之薄弱和不可靠正是當今社會科學頗為社會詬病的一個缺陷，它使社會科學具有一種反諷性質：問題都清楚，就是沒辦法。要克服這種狀況，社會科學研究非有一個從重解構到重建構的轉變不可。

第二，社會科學的理論創(chuàng)新，需要勇氣，但我深知作者一貫認為論證、嚴謹和以理服人更重要。經濟學是一門顯學。毫無疑問，發(fā)展是經濟學的中心議題。但重新解讀發(fā)展何以才能使跌落王座的經濟學真正回歸本真而發(fā)生一場脫胎換骨的理論重構？作者強調了“達爾文范式”在哲學上的重大意義，也剖析了它在第一原理上的不足。的確，經濟學要揭示隱藏在經濟現(xiàn)象背后的社會秩序，從存在回歸演化、從鐘表回歸生命，“達爾文范式”對經濟學哲學基礎的沖擊可謂是顛覆性的。然而要重構經濟學大廈的基礎，就要打破還原論。正是在這一點上“達爾文范式”的先天不足嚴重暴露出來：達爾文闡明進化僅基于事實判斷，而不是像牛頓闡明運動那樣是基于刨根問底。這樣一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有唯像沒有微觀，只見森林不見樹木，要靠達爾文打敗牛頓而扭轉經濟學乾坤，實在勉為其難。

同樣道理，關于政府和市場關系，雖然“第三條道路”的居中主張遠比各執(zhí)一端的一只手主義來得有道理，但如果只是泛泛地談論“魚和熊掌兼得”，只指望靠感性認識來對是非做出判斷，而無打破砂鍋問到底，即在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上沒有與主流經濟學可比肩的學理基礎，那么這些經驗主義或者折衷主義的主張要壯大并有朝一日成為主流也是不可能的。借用恩格斯的話來說：“這種觀點雖然正確地把握了現(xiàn)象的總畫面的一般性質，卻不足以說明構成這幅總畫面的各個細節(jié)；而我們要是不知道這些細節(jié)，就看不清總畫面�！�

第三，那么對抗黑板、返璞歸真，經濟學要真正成為一門貨真價實的科學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經過長達半個世紀的醞釀和積累，以自組織(即“生成的秩序”)為魂的復雜經濟學的興起使我們看到了曙光。

眾所周知，歷史上的經濟學選擇了簡化問題的道路，即化繁為簡。例如新古典經濟學講社會利益等于個人利益加總，以此論證帕累托最優(yōu)的價值判斷，再證明方法論個人主義的正確，這無異于“整體等于部分疊加”的還原論。在最大化假設下，國家和人類社會被化約為各個組織（政府、企業(yè)、家庭、非盈利機構等），組織被化約為個人，個人被化約為經濟人或經濟動物。新古典經濟學創(chuàng)造出許多令外行人匪夷所思的名詞和術語，它不是追求反映世界本真之顯學，而是刻意去構造某種理想模式，像古希臘神話中的“普羅克拉斯提斯的床”那樣，為了獲得精確性知識，用“奧卡姆剃刀”削足適履地肢解社會，而為了綜合這些知識，它又像蹩腳的裁縫那樣去拼湊社會。不是模型服從“無形手”，而是“無形手”服從模型。就這樣，機械論長驅直入，從此揮之不去，經濟學的很大一部分也被帶進了不食人間煙火的死胡同。

復雜經濟學顧名思義是要還世界之本來面目，特別是要對人的經濟行為主體性予以強調。這樣一來，經濟系統(tǒng)就與頂多只能做出伺服性反應的一切自然系統(tǒng)大不一樣了，會不斷表現(xiàn)出整體大于部分之和或者異于部分之和的新現(xiàn)象。如果說傳統(tǒng)經濟學一直擅長的只是“安排的秩序”，那么復雜經濟學的實質是要昭示“生成的秩序”。鑒于后者經濟學家長期都一直面臨著深深的表達困境，復雜經濟學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將經濟學由內及外的研究方法與生物學由外及內的研究方法整合在同一理解框架內”。而早在上世紀復雜性科學發(fā)端之際，就我們身邊這個朝夕相處的宏觀領域所發(fā)生的第三場科學革命（耗散結構理論、混沌學等），錢學森對復雜性研究站立經濟學潮頭就有預期。事實也是這樣，經過在學理層面這些年來的不懈耕耘，有方法論集體主義也有方法論個人主義，有解構更有建構，復雜經濟學在演化、非均衡、非線性等方面已經對經濟學返璞歸真有了相當過硬的實質性推進。

第四，經濟學的脫胎換骨是一項偉業(yè)，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如同破解生命奧秘有何等之難那樣，社會經濟巨系統(tǒng)本身就有難以言表的復雜性，所以經濟學對復雜性的探尋將路漫漫其修遠兮。就此而言，張彥教授可謂是國內為數(shù)不多能夠幾十年如一日堅持在這個領域潛心耕耘的學者之一。當然這并非出于個人的興趣和價值觀，而是出于對社會經濟客觀發(fā)展規(guī)律的洞察力，即正確不正確是由“世界本來如此”所決定的，而不是由思辨決定的。這樣一來，作者雖和哈耶克一樣重視自組織。但是哈耶克眼里的自組織只有“天擇”，沒有“人擇”；而作者眼里的自組織既有“天擇”，也有“人擇”。

我認為，對社會發(fā)展的第三種秩序的闡明是本書最重要的理論成果。在發(fā)展成為全人類共同主題和中國第一要務的今天，作者浸透現(xiàn)實關懷寫作此書的目的是要對發(fā)展提供一個用“活序”來披露其本質的新概括。書稿從發(fā)展上的“認同難題”入手，釋疑解惑，既擺脫機械論世界觀又擺脫熵世界觀，力圖為經濟學回歸現(xiàn)實尋找理論歸宿。與泰勒斯式的哲學不同，作者在強調辯證法要上著天下著地的同時，強調要以科學為后盾，強調學理層面的論證，強調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強調邏輯上的自圓其說與經得起推敲。由于超越達爾文范式，依托現(xiàn)代自組織理論進行范式演繹，又匡正了哈耶克自發(fā)秩序理論，所以以“活序”看待發(fā)展，較之以“自由”看待發(fā)展(阿馬蒂亞·森)，讓讀者感到更能給予“發(fā)展”以見微見著的昭示。

就社會發(fā)展來說，“第三種秩序”兼有價值關聯(lián)和價值無涉，既是人類理性或心智的產物，也是道法自然的。這就既匡正了哈耶克自發(fā)秩序理論，同時通過范式演繹，在“活力和有序的兩全”和“人擇與天擇的統(tǒng)一”兩大命題上讀者也就看到了一系列理論推進。比如，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一直是一個世界級難題。如果就社會發(fā)展來說“第三種秩序”的論證的確是成立的，那么自意味著就“兩只手”都不能少而言“混合”的可能性在學理上得到了有力論證。換言之，這也自意味著“非此即彼”、“各執(zhí)一端”長期爭論不過都是誤導人們認識的清談而已。對于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條件性（思想、智慧、科學、定力、還有道德）才是經濟學真正要研究的重心所在和難點所在。再如，人和自然的關系問題現(xiàn)在已經到了是“生存還是毀滅”緊要抉擇關頭。如果就社會發(fā)展來說“第三種秩序”的論證是成立的，那么自意味著“人定勝天”的發(fā)展觀和“聽天由命”的發(fā)展觀都不可取，“天人合一”的發(fā)展觀才是我們唯一正確的選擇。當然在這種科學的人與自然關系的新范式中，天人合一之命題是可以意會也可以言傳的，是既可以理喻也可以證明的。與此同時，傳統(tǒng)的天人觀也終將被科學的人與自然關系的新范式——“天擇”與“人擇”的統(tǒng)一所取代。

發(fā)展研究的核心命題是上善若水、行穩(wěn)致遠、腳踏實地。為此，經濟哲學要高屋建瓴，認真求證，以人為本，為當下和未來之需要，做出真正有長久學術生命力的研究來，是為序。

張雄2019年5月1日于上海財經大學同為下鄉(xiāng)上山一代人，我和張彥教授一樣，是改革開放使我們有幸走上學術研究之路的。從1984年南京大學哲學系結成同窗一路走來，幾十年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承胡福明、孫伯鍨、林德宏、李華鈺等老師的身傳言教，獨立思考、追求真理和重精神財富的血脈我們從來都是相通的。所以當他把十年磨一劍的心血之作《活序：本真的世界觀》發(fā)給我時，和他過去寫的《系統(tǒng)自組織概論》《科學價值系統(tǒng)論》《市場經濟和中國科技知識分子》等那么多論著一樣，在沉甸甸幾十萬字中我分明看到的是學術含量，更是情滿中國命運和人類命運的社會責任。

首先，《活序：本真的世界觀》有的放矢，是一本全面探討“發(fā)展是什么”的經濟哲學專著。這本有創(chuàng)見的濟世之說不僅直面了神創(chuàng)論世界觀、機械論世界觀，也直面了熵世界觀。后者借“宇宙間最高形而上學定律”用演化否定進化，流傳甚廣，又看似顛撲不破，現(xiàn)在有了作者用科學對科學的解蔽性回應，讀者就清楚地看到了世界觀對“本來如此”的辯證回歸。我們當然不能就世界觀談世界觀。我們之所以在乎世界觀正確不正確，就是正確的世界觀有為人類事務特別是社會經濟發(fā)展澄清應然和實然的意義。

現(xiàn)在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解構而在于建構。比如西方主流經濟學，對于它超凡脫俗、坐井觀天、紙上談兵，長期以來已有太多人提出嚴厲批評了，但是直到今天牛頓主義以及還原論仍然是經濟學指點迷津在課堂上為大學生們準備的主餐。對于新自由主義，正如哈維所說，反對它“相當容易”，因為接受它“等于接受我們沒有別的選擇而只能生活在一種無止境的資本積累和經濟發(fā)展的制度下，不計社會、生態(tài)、政治上的后果”。然而我們“無法依靠哲學論辯——指出新自由主義權利制度是不正義的——來說服人們”。不破固然不立，不立何以真正能破？求解問題的方法論之薄弱和不可靠正是當今社會科學頗為社會詬病的一個缺陷，它使社會科學具有一種反諷性質：問題都清楚，就是沒辦法。要克服這種狀況，社會科學研究非有一個從重解構到重建構的轉變不可。

第二，社會科學的理論創(chuàng)新，需要勇氣，但我深知作者一貫認為論證、嚴謹和以理服人更重要。經濟學是一門顯學。毫無疑問，發(fā)展是經濟學的中心議題。但重新解讀發(fā)展何以才能使跌落王座的經濟學真正回歸本真而發(fā)生一場脫胎換骨的理論重構？作者強調了“達爾文范式”在哲學上的重大意義，也剖析了它在第一原理上的不足。的確，經濟學要揭示隱藏在經濟現(xiàn)象背后的社會秩序，從存在回歸演化、從鐘表回歸生命，“達爾文范式”對經濟學哲學基礎的沖擊可謂是顛覆性的。然而要重構經濟學大廈的基礎，就要打破還原論。正是在這一點上“達爾文范式”的先天不足嚴重暴露出來：達爾文闡明進化僅基于事實判斷，而不是像牛頓闡明運動那樣是基于刨根問底。這樣一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有唯像沒有微觀，只見森林不見樹木，要靠達爾文打敗牛頓而扭轉經濟學乾坤，實在勉為其難。

同樣道理，關于政府和市場關系，雖然“第三條道路”的居中主張遠比各執(zhí)一端的一只手主義來得有道理，但如果只是泛泛地談論“魚和熊掌兼得”，只指望靠感性認識來對是非做出判斷，而無打破砂鍋問到底，即在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上沒有與主流經濟學可比肩的學理基礎，那么這些經驗主義或者折衷主義的主張要壯大并有朝一日成為主流也是不可能的。借用恩格斯的話來說：“這種觀點雖然正確地把握了現(xiàn)象的總畫面的一般性質，卻不足以說明構成這幅總畫面的各個細節(jié)；而我們要是不知道這些細節(jié)，就看不清總畫面�！�

第三，那么對抗黑板、返璞歸真，經濟學要真正成為一門貨真價實的科學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經過長達半個世紀的醞釀和積累，以自組織(即“生成的秩序”)為魂的復雜經濟學的興起使我們看到了曙光。

眾所周知，歷史上的經濟學選擇了簡化問題的道路，即化繁為簡。例如新古典經濟學講社會利益等于個人利益加總，以此論證帕累托最優(yōu)的價值判斷，再證明方法論個人主義的正確，這無異于“整體等于部分疊加”的還原論。在最大化假設下，國家和人類社會被化約為各個組織（政府、企業(yè)、家庭、非盈利機構等），組織被化約為個人，個人被化約為經濟人或經濟動物。新古典經濟學創(chuàng)造出許多令外行人匪夷所思的名詞和術語，它不是追求反映世界本真之顯學，而是刻意去構造某種理想模式，像古希臘神話中的“普羅克拉斯提斯的床”那樣，為了獲得精確性知識，用“奧卡姆剃刀”削足適履地肢解社會，而為了綜合這些知識，它又像蹩腳的裁縫那樣去拼湊社會。不是模型服從“無形手”，而是“無形手”服從模型。就這樣，機械論長驅直入，從此揮之不去，經濟學的很大一部分也被帶進了不食人間煙火的死胡同。

復雜經濟學顧名思義是要還世界之本來面目，特別是要對人的經濟行為主體性予以強調。這樣一來，經濟系統(tǒng)就與頂多只能做出伺服性反應的一切自然系統(tǒng)大不一樣了，會不斷表現(xiàn)出整體大于部分之和或者異于部分之和的新現(xiàn)象。如果說傳統(tǒng)經濟學一直擅長的只是“安排的秩序”，那么復雜經濟學的實質是要昭示“生成的秩序”。鑒于后者經濟學家長期都一直面臨著深深的表達困境，復雜經濟學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將經濟學由內及外的研究方法與生物學由外及內的研究方法整合在同一理解框架內”。而早在上世紀復雜性科學發(fā)端之際，就我們身邊這個朝夕相處的宏觀領域所發(fā)生的第三場科學革命（耗散結構理論、混沌學等），錢學森對復雜性研究站立經濟學潮頭就有預期。事實也是這樣，經過在學理層面這些年來的不懈耕耘，有方法論集體主義也有方法論個人主義，有解構更有建構，復雜經濟學在演化、非均衡、非線性等方面已經對經濟學返璞歸真有了相當過硬的實質性推進。

第四，經濟學的脫胎換骨是一項偉業(yè)，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如同破解生命奧秘有何等之難那樣，社會經濟巨系統(tǒng)本身就有難以言表的復雜性，所以經濟學對復雜性的探尋將路漫漫其修遠兮。就此而言，張彥教授可謂是國內為數(shù)不多能夠幾十年如一日堅持在這個領域潛心耕耘的學者之一。當然這并非出于個人的興趣和價值觀，而是出于對社會經濟客觀發(fā)展規(guī)律的洞察力，即正確不正確是由“世界本來如此”所決定的，而不是由思辨決定的。這樣一來，作者雖和哈耶克一樣重視自組織。但是哈耶克眼里的自組織只有“天擇”，沒有“人擇”；而作者眼里的自組織既有“天擇”，也有“人擇”。

我認為，對社會發(fā)展的第三種秩序的闡明是本書最重要的理論成果。在發(fā)展成為全人類共同主題和中國第一要務的今天，作者浸透現(xiàn)實關懷寫作此書的目的是要對發(fā)展提供一個用“活序”來披露其本質的新概括。書稿從發(fā)展上的“認同難題”入手，釋疑解惑，既擺脫機械論世界觀又擺脫熵世界觀，力圖為經濟學回歸現(xiàn)實尋找理論歸宿。與泰勒斯式的哲學不同，作者在強調辯證法要上著天下著地的同時，強調要以科學為后盾，強調學理層面的論證，強調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強調邏輯上的自圓其說與經得起推敲。由于超越達爾文范式，依托現(xiàn)代自組織理論進行范式演繹，又匡正了哈耶克自發(fā)秩序理論，所以以“活序”看待發(fā)展，較之以“自由”看待發(fā)展(阿馬蒂亞·森)，讓讀者感到更能給予“發(fā)展”以見微見著的昭示。

就社會發(fā)展來說，“第三種秩序”兼有價值關聯(lián)和價值無涉，既是人類理性或心智的產物，也是道法自然的。這就既匡正了哈耶克自發(fā)秩序理論，同時通過范式演繹，在“活力和有序的兩全”和“人擇與天擇的統(tǒng)一”兩大命題上讀者也就看到了一系列理論推進。比如，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一直是一個世界級難題。如果就社會發(fā)展來說“第三種秩序”的論證的確是成立的，那么自意味著就“兩只手”都不能少而言“混合”的可能性在學理上得到了有力論證。換言之，這也自意味著“非此即彼”、“各執(zhí)一端”長期爭論不過都是誤導人們認識的清談而已。對于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條件性（思想、智慧、科學、定力、還有道德）才是經濟學真正要研究的重心所在和難點所在。再如，人和自然的關系問題現(xiàn)在已經到了是“生存還是毀滅”緊要抉擇關頭。如果就社會發(fā)展來說“第三種秩序”的論證是成立的，那么自意味著“人定勝天”的發(fā)展觀和“聽天由命”的發(fā)展觀都不可取，“天人合一”的發(fā)展觀才是我們唯一正確的選擇。當然在這種科學的人與自然關系的新范式中，天人合一之命題是可以意會也可以言傳的，是既可以理喻也可以證明的。與此同時，傳統(tǒng)的天人觀也終將被科學的人與自然關系的新范式——“天擇”與“人擇”的統(tǒng)一所取代。

發(fā)展研究的核心命題是上善若水、行穩(wěn)致遠、腳踏實地。為此，經濟哲學要高屋建瓴，認真求證，以人為本，為當下和未來之需要，做出真正有長久學術生命力的研究來，是為序。

張雄2019年5月1日于上海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