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的概念定義，起著導論的作用。這些定義雖然不可避免地使人感到抽象和脫離實際，但卻是很難省卻的。定義的方法絕對談不上新穎。相反，這個方法想達到的，也是作者所期望的，僅僅是以更合乎目的的和可能更準確的（因此也可能過分詳細的）表達方式，來表述針對同一事物，任何經(jīng)驗社會學事實上所認為的東西。即使這些定義應用了似乎不常見的或新的表達方式，它們所表述的，也是社會學研究中實際上所認為的東西。與我在《邏輯學》（Logos）第 4 卷（1913 年）中的那篇論文（第253 頁及以后諸頁）a 相反，在這里，為了最大限度地便于理解，我盡可能地簡化了概念，并作了多次改動。但是，無條件的通俗化和盡可能的準確性這兩個對定義的要求，往往不能互相調(diào)和，前者有時必須讓位于后者。

關于本書中“理解 ”一詞的含義，讀者可以參見雅斯貝爾斯（K. Jaspers）的《普通精神病理學》（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s）［亦可參見李凱爾特在《自然科學概念形成的界限》（Grenzen d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Begriffsbildung，1913年第2版，第514—523頁）以及齊美爾（G. Simmel）在《歷史哲學的問題》（Probleme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中對此所作的若干說明］。關于本書的方法論，就像我常做的那樣，這里仍要列出戈特爾（F. Gottl）的著作《詞匯的強權 》（Die Herrschaft des Worts）。

然，這本書寫得比較晦澀，也沒有遵循一種貫徹始終的寫作方式。關于本書的內(nèi)容，首先要列舉的是滕尼斯（F. Toennies）的優(yōu)秀著作《共同體和社會》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1912）。 此外， 還有施塔姆勒（R. Stammler）的容易將人引入歧途的《唯物主義歷史觀中的經(jīng)濟和權利》（Wirtschaft und Recht nach der materialistischen Geschichtsausfassung）， 以及 我 在《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文庫》 第 24 卷 上（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1907）對它的批判。在那個批判里，我已經(jīng)多次表述了本書的基本思想。與齊美爾在其《社會學》 （Soziologie）和《貨幣哲學》（Philosophie des Geldes） 著作里的做法不同，我盡可能將主觀持有的“意向”，和客觀認可的“意向”區(qū)別開來。可是，齊美爾不但沒有把這兩種含義始終分開，而且還經(jīng)常有意識地把它們混同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