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這是一部論文集，收錄筆者自1998年以來公開發(fā)表的中國小說史研究論文16篇，分“文體研究”、“術語研究”、“小說學研究”、“評點研究”和“‘四大奇書’研究”五個欄目。因這五個方面的論文均涉及對中國小說史研究的反思，包括觀念、視角和方法等，故以《中國小說史研究之檢討》為書名。

　　本書基本反映了筆者從事中國古代小說史研究的大致軌跡：我最早從事的小說史研究專題是“評點研究”，1994年，我?guī)煆墓�豫適教授在職攻讀博士學位，研究方向是中國小說史，以“小說評點”為選題，1998年通過博士論文答辯，以后不斷增補修改，于2001年出版《中國小說評點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受聘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參與黃霖教授主持的“中國文學學史”研究項目，負責“小說學”部分，《中國分體文學學史·小說學卷》（與王冉冉、李軍均合作）于2013年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2001年，我撰寫了《“演義”考》一文，《文學遺產》2002年第２期刊出，論文發(fā)表后，獲得了一些同行謬贊，由此萌生了對小說文體術語作系統(tǒng)考察的想法，于2005年申報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基金，獲得通過；2012年，由我及以學生為主體的團隊合作完成的論著《中國古代小說文體文法術語考釋》獲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于201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與此同時，大約在2011年，我主持申報了國家社科重大研究項目“中國小說文體發(fā)展史”，順利獲批，這一研究專題一直延續(xù)至今，擬于今年年底完成。本書所選的就是上述研究專題中已公開發(fā)表并聚焦小說史研究觀念與方法的代表性論文，書中所設立的前四個欄目正對應上述四個研究專題。本書的第五個欄目“‘四大奇書’研究”選錄的是兩篇會議論文，一是參加2004年由臺灣中研院文哲研究所主辦的“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學術研討會”，我提交的論文是《“四大奇書”：明代小說經典之生成》；二是參加2005年由復旦大學中文系主辦的“第二屆中國文論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提交的論文是《論明人對“四大奇書”的文本闡釋》。因這兩篇論文在研究觀念與方法上符合本書之宗旨，故一并收錄。近年來，在從事上述研究專題的同時，我的研究和閱讀興趣已慢慢轉向筆記及筆記體小說，我近年所帶的博士研究生和合作的博士后研究人員也逐步聚焦這一領域。目前已經完成的博士論文和博士后出站報告有：《唐宋筆記小說研究》（周瑾鋒）、《晚明筆記體小說研究》（張玄）、《清前四朝筆記體小說研究》（宋世瑞）、《清代筆記觀初探》（岳永）和《明代筆記序跋編年輯錄》（張淼）等，希望未來數(shù)年我們能在這一研究領域有更多的收獲。

　　本書也是筆者多年來對中國小說史研究的理論思考。就研究觀念與方法而言，這些思考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現(xiàn)擇要摘錄如下：

　　首先是對中國小說史研究的整體反思。

　　20世紀以來的中國小說史研究取得了豐厚的研究成果，開啟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中國小說學術史，其貢獻毋庸置疑，但在對中國小說史的一些大的判斷上也有明顯的“偏差”乃至“失誤”。譬如關于中國小說文體源流的闡釋，小說學術史上就有不少頗為流行的觀念，概括起來主要有：以“虛構”為標尺，認為唐代傳奇是中國古代小說中最早成熟的文體，所謂小說的“文體獨立”、“小說文體的開端”等都是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耳熟能詳?shù)谋硎�。以“故事”為基準，“故事”的長度和敘事的曲折程度是衡量小說文體價值“高低”的標準，于是“粗陳梗概”的筆記體小說自然與“敘述婉轉”的傳奇體小說分出了在文體上的“高下”，傳奇體小說成了文言小說中最為成熟的文體形態(tài)。三是從“虛構”、“故事”和“通俗”三方面立論，認為以“章回體”為主的白話通俗小說為中國古代小說的主流文體，并在“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觀念的影響下，構擬了“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指白話通俗小說）”的“一代文學”之脈絡，還循此推演出了中國古代小說文體實現(xiàn)了“由雅入俗”之變遷的結論———通俗小說由此而成了中國古代小說的主流文體。以上這些思想觀念已然成了中國小說史研究中的“定論”，但實際情況卻是大可辨析的。鑒此，我們提出如下原則：中國古代小說文體之源流是一個“歷史存在”，小說文體源流研究就是要盡可能地理出這一個變化的線索，但“變化的線索”不等于古代小說文體就有一個“發(fā)展”的進程�！鞍l(fā)展”的觀念是以“進化論”為基礎的，它“先驗”地確認了歷史現(xiàn)象都有一個“孕育”、“產生”、“成熟”、“高潮”、“衰亡”的發(fā)展規(guī)律。這種“機械性”的觀念不利于“還原”古代小說文體源流的真實面貌。古代小說文體是一個復雜的“歷史存在”：它既是歷時的，“筆記體”、“傳奇體”、“話本體”和“章回體”等各有自己產生的時代，由此形成了一個流變的線索；同時它又是“共時”的，小說文體之間不是前后更替，而是“共存共榮”。（《論中國古代小說文體研究的四種關系》）再譬如關于小說研究的古今差異，從總體來看，中國小說研究的古今差異除了研究方法、理論觀念等之外，最為明顯的是對研究對象重視程度的差異：由“重文輕白”漸演為“重白輕文”，從“重筆記輕傳奇”變而為“重傳奇輕筆記”。中國古代小說乃“文白二分”，文言一系由“筆記”、“傳奇”二體所構成，而在漫長的古代中國，小說之“重文輕白”、“重筆記輕傳奇”是一以貫之的傳統(tǒng)；20世紀以來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基本格局則是“重白輕文”和“重傳奇輕筆記”。而觀其變化之跡，一在于思想觀念，如梁啟超“小說界革命”看重小說之“通俗化民”；一在于研究觀念，如魯迅等“虛構之敘事散文”的小說觀念與傳奇小說、白話小說更為符契。這一格局對中國小說史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范疇的“小說”研究由此生成。然而這一格局也在某種程度上使中國小說研究與傳統(tǒng)中國小說之“本然”漸行漸遠。（《術語的解讀：中國小說史研究的特殊理路》）

　　其次是對中國小說史研究觀念的思考。

　　20世紀以來中國小說史之梳理大多以西方小說觀為圭臬，或折衷于東西方小說觀之差異而仍以西方小說觀為參照。然而一種理論觀念與方法的引進必然要有一個“適應”和“轉化”的過程，它所能產生的實際效果取決于兩個基點的支撐：一是理論方法本身的精妙程度及其普適性，二是與研究對象的契合程度及其本土化。中國古代小說實有其自身之“譜系”，與西方小說及小說觀頗多鑿枘之處，強為曲說，難免會成為西人小說視野下之“小說史”，而喪失了中國小說之本性。譬如，作為一種理論學說標志的經典術語的對譯就要充分考慮各自的內涵及其相互之間的關聯(lián)，否則難免圓鑿而方枘，而難以達到實際的效果，或者對研究對象有所遮蔽和貶損。在20世紀的中國小說史研究中，“小說”與“novel”的對譯、“敘事”與“narrative”的對譯均存在較大問題，“novel”“虛構之敘事散文”的內涵與“小說”在傳統(tǒng)中國的所指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故“小說”與“novel”的對譯實際縮小了古代“小說”之外延，而外延的縮小所帶來的是對古代小說史的“遮蔽”，這或許是20世紀中國小說史研究的最大弊端。在運用敘事理論探索中國古代小說的研究域，“敘事”與“narrative”的對譯所帶來的弊端也非常明顯。杰拉德·普林斯認為：敘事“可以把它界定為對于一個時間序列中的真實或虛構的事件或狀態(tài)的講述”（杰拉德·普林斯：《敘事學——敘事的形式與功能》）。浦安迪謂：“‘敘事’又稱‘敘述’，是中國文論裏早就有的術語，近年用來翻譯英文‘narrative’一詞�！薄爱斘覀兩婕啊當⑹挛膶W’這一概念時，所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什么是敘事？簡而言之，敘事就是‘講故事’�！保ㄆ职驳希骸吨袊鴶⑹聦W》）然而這一符合“narrative”的解釋是否完全適合傳統(tǒng)中國語境中的“敘事”？或者說，“敘事”在傳統(tǒng)中國語境中是否真的僅是“講故事”？經過我們考索，“敘事”在中國古代的內涵絶非單一的“講故事”可以涵蓋，這種豐富性既得自“事”的多義性，也來自“敘”的多樣化。就“事”而言，有“事物”、“事件”、“事情”、“事由”、“事類”、“故事”等多種內涵；而“敘”也包含“記録”、“敘述”、“解釋”（陳列所釋“事”之成說以解釋之）等多重理解。對“敘事”的狹隘理解是20世紀以來形成的，并不符合“敘事”的傳統(tǒng)內涵，與“敘事”背后藴含的文本和思想更是相差甚遠。尤其在對中國古代小說的認識上，“敘事”理解的狹隘直接導致了認識的偏差，這在筆記體小說的研究中表現(xiàn)尤為明顯。（《“敘事”語義源流考——兼論中國古代小說的敘事傳統(tǒng)》）再譬如對于小說戲曲關系的研究，20世紀的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就研究觀念及其方法角度言之，古代小說戲曲研究成果的豐厚，除徹底打破了中國傳統(tǒng)視小說戲曲為“小道”的觀念之外，實得力于兩大研究觀念的確立：一是“敘事文學”觀念，二是“通俗文學”觀念。這兩大觀念在小說戲曲研究領域的確立大大開拓了小說戲曲的研究視野，可以毫不夸張地說，20世紀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研究中一大批重要學說和成果的產生大多緣于這兩大研究觀念的倡導和張揚。但當我們對20世紀古代小說戲曲研究作出深入回顧和反思時，我們也發(fā)現(xiàn)，“敘事文學”和“通俗文學”觀念的確立對于古代小說戲曲研究而言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它一方面確實抓住了古代小說戲曲的基本特性，促成了小說戲曲研究中全新格局的形成；然而它同樣也是以舍去小說戲曲各自的“個性”為代價的。故20世紀古代小說戲曲研究以“敘事文學”和“通俗文學”觀念為指導思想所帶來的弊端已日益明顯。（《稗戲相異論——古典小說戲曲“敘事性”與“通俗性”辨析》）

　　再次是對中國小說史研究方法與研究視角的梳理。20世紀以來，中國小說史研究之方法與視角可謂豐富多彩，對推進中國小說史研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衡量一個理論方法的標準實則主要看其能否契合對象，且能否真實地揭示對象之內涵。對于理論方法的梳理和反思也是本書頗多關注的，我們僅舉二例。譬如關于小說理論批評研究，從宏觀角度言之，２０世紀的小說理論批評研究經歷了一條從附麗于文學批評史學科到獨立發(fā)展的過程。這一進程決定了小說理論批評研究的基本格局和思路，即在整體上它是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在小說領域的延伸，而研究格局和思路也是文學批評史研究的“翻版”，以批評家為經、以理論著作及其觀念為緯成了小說理論批評研究的常規(guī)格局。這一研究格局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忽略了理論批評在“小說”領域的特殊性。而我們拈出“小說學”一詞來取代“小說理論批評”，目的正是以“小說學”的“寬泛”來調整以往小說理論批評研究的“偏仄”。中國小說學研究主要由三個層面所構成，即：小說文體研究、小說存在方式研究和小說的文本批評，這三個層面構成了小說學研究的整體內涵。而我們以這三個層面作為小說學的研究對象，其目的一方面是為了突破以往的研究格局，同時更重要的是為了使小說學研究更貼近中國小說史的發(fā)展實際，將中國小說學研究與中國小說史研究融為一體，從而勾勒出一部更實在、更真切的古人對“小說”這一文學現(xiàn)象的研究歷史。（《“小說學”論綱——兼談20世紀中國古代小說理論批評研究》）由于受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格局的影響，長久以來我們的小說理論批評研究一直以“理論思想”為主要對象，于是對各種“學說”的闡釋及其史的鋪敘成了小說理論批評研究的首務，原本豐富多樣的古人對于小說的研究被主觀分割成一個個理性的“學說”，一部中國小說理論批評史也就成了一個個理論學說的演化史。而在這種研究格局中，中國小說批評史上最富色彩、對小說傳播最具影響的“文本批評”卻被忽略了，這無疑是20世紀中國小說理論批評研究中的一大缺憾。所謂“文本批評”是指在中國小說批評史上對單個作品的品評和分析，它著重闡釋的是單個作品的情感內涵和藝術形式，這在中國小說批評尤其是明清通俗小說批評中是占主流地位的批評方式。故一部中國小說批評史，其實主要就是對單個小說文本闡釋的歷史。（《論明人對“四大奇書”的文本闡釋》）再譬如小說評點研究。近年來小說評點研究有了較大的發(fā)展，其研究價值得到了普遍的認可，但綜觀近年來的小說評點研究，也暴露出了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小說評點研究過于集中在李卓吾、金圣嘆、毛宗崗、張竹坡、脂硯齋等評點大家，而對小說評點的整體情況、發(fā)展脈絡尚缺乏必要的的資料清理和史跡縷述，致使大量的評點著作至今湮沒無聞；二是將小說評點研究完全等同于小說理論批評研究，而對小說評點作了單一化的處理。（《中國古代小說評點的價值系統(tǒng)》）我們認為，中國古代小說評點是一個獨特的文化現(xiàn)象，而非單一的文學批評，評點在中國小說史上雖然是以“批評”的面貌出現(xiàn)的，但其實際所表現(xiàn)的內涵遠非文學批評就可涵蓋。小說評點在中國小說史上所起到的作用遠遠超出了“批評”的范圍，形成了“批評鑒賞”、“文本改訂”和“理論闡釋”等多種格局，而其價值也顯現(xiàn)為“傳播價值”、“文本價值”和“理論價值”三個層面。（《小說評點的解讀》）

　　以上不憚繁瑣地臚列了筆者的研究狀況，又以提要的方式摘錄了筆者對中國小說史研究的主要看法，這種臚列和摘錄于讀者而言或許是多余和重復，但于筆者而言卻是一次回顧和清理，對以后的研究工作或有裨益。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書是一部論文集，觀點和材料在書中尚有一些重復，如對于古代“小說”概念的考索主要見于《“小說”考》一文，但在《術語的解讀：中國小說史研究的特殊理路》和《“小說學”論綱——兼談20世紀中國古代小說理論批評研究》等文章中亦有涉及；關于中國古代通俗小說的“文人化”問題在《稗戲相異論——古典小說戲曲“敘事性”與“通俗性”辨析》和《“四大奇書”：明代小說經典之生成》兩篇中也有重迭，考慮到單篇論文的完整性，這次收錄沒作刪改，敬祈讀者見諒！在整理過程中，各篇文章基本保留原樣，主要的改訂工作是完善注釋體例、核對原書引文和修正誤植錯字，引文出處則大多改為近年的通行本，這一工作由虞思征和張頔兩位承擔。個別篇章還增加了標題，以求全書之統(tǒng)一。本書由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資助出版，責任編輯鈕君怡小姐做了很多辛勤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謝！

　　本書所收錄論文的時間跨度正好二十年，最早的一篇是發(fā)表于1998年的《中國古代小說評點的價值系統(tǒng)》（《文學評論》1998年第１期），最近的一篇是發(fā)表于2018年的《“敘事”語義源流考——兼論中國古代小說的敘事傳統(tǒng)》（《文學遺產》2018年第３期）。這二十年，我也從“不惑”而“耳順”，歲月匆匆，令人唏噓！當然，歲末將臨，編成此書，還真是賞心樂事！期待讀者諸君的批評指正。

　　譚　帆

　　20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