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我今年八十歲了。是相當年紀的老人。是已經走到人生的出口，要伸手去轉開門把手的時候了�；蛟S在旁人眼里，能不能再活個兩三年都是問號，也是合理的疑惑。
2001年出版拙著《等云到—與黑澤明導演在一起》的文藝春秋資深編輯照井康夫問我：“回首過往，與昭和這年代一起走到現在，有沒有什么話想跟大家說？”這就是像是切腹時的介錯會說的話一樣。若能在此時歌詠出瀟灑的辭世之句，也是很了不起的，可惜我并不具備這般才華�；蛘撸绻窃�(jié)子那樣的美女，將謎樣的過往公布出來，很多讀者也會很開心吧。但我的過往，既不有趣也不特別，所以我一直拒絕，就說那不會有人看的。
我景仰的大師伊丹萬作說過：
千萬不要講一些會讓年輕人覺得“這與我有什么相干呢？”的話。（《記錄》，出自《伊丹萬作全集》）
他說的一點也沒錯。
然而到了最近，情況卻有了變化。
1984 年，山田洋次導演將我榮獲第五屆讀賣“女性人道紀實文學”優(yōu)秀獎的半自傳作品《給父親的安魂曲》拍成了電影《母親》，由吉永小百合主演。
理所當然，原書也配合電影片名改題為《母親》，重新出版。
于是，文藝春秋的照井先生跟我提議：不如就配合電影《母親》的上映（2008 年1 月），來寫一部野上的昭和史， 感覺挺有意思的。他接著說，如果嫌寫起來麻煩，可以采取采訪的方式，針對提問作答，最后再整理成文字，也是一種做法。他說這樣的話會輕松許多，完全體現了資深出版人的游說本領。
經他這么一說，我想到那些共同度過黃金歲月（再也回不去的黃金歲月�。┑呐笥眩缃裆性谌耸赖囊咽橇攘葻o幾。這讓我改變了心意：在我們這些存活者行將就木之前，留下記錄或許是件重要的事情。
正因為，所謂歷史，是從具體的日常生活積累而來。正因為，唯有在具體性中，才能找到真實。
于是乎，2007年4月11日起，這部作品開始以訪談的方式搜集材料。
采訪者是《電影旬報》前總編輯、電影評論家植草信和先生，以及文藝春秋的照井康夫先生。訪談在一處調查室進行，像是被警察拷問般，也有正式的速記員在一旁幫忙。他們還很貼心地讓我一邊喝酒一邊回答問題，前前后后進行了六次訪談。兩位采訪者從數量龐大的速記資料整理出來的原稿，足足有兩公斤重。
我在訪談中不得不提到了我的家人，以及我的私生活，但至今仍會感到不自在。
本來，我自認是個運氣好的女人。
到我現在這年紀，23年前的文章還能夠復活拍成電影，真是太走運了。
我的人生中只遇到過一樁感覺像被上帝惡意捉弄的倒霉事，那就是我所尊敬的伊丹萬作先生寄給我的親筆信函，以及戰(zhàn)死沙場的竹內浩三寫的信，全部弄丟了。
關于這件事，因為有所顧忌，到現在為止也沒有對外公布過，這次被逼問到，就坦白說了出來。照井先生則是一臉冷靜：“都超過保密期限了吧。”
也罷，在我即將離開人世之際，留下一點事實真相，或許會有點用處。如今我的心境就像是蜥蜴切斷自己的尾巴，準備逃之夭夭一樣。
唯有一點過意不去的是，和前作《等云到》相比，有些內容是重復的（雖說講話有一定的脈絡問題）。無論什么時候，回顧往事都會出現同樣的內容，這也是沒辦法 的事。
《〈紅胡子〉之后的黑澤明與三船敏郎》一文，是《等云到》的英譯本于2006 年由美國出版社Stone Bridge Press 出版之際，在編輯的要求下新寫的專文。關于兩人拍完《紅胡子》之后的關系。雖然有很多種說法，不過，我也只是就我在黑澤先生身邊看到的情況提出解釋而已。
如果兩人最后還能見上一面，不知道該有多好—這種想法，恐怕也只是徒留感傷罷了。三船先生去世后九個月，仿佛在追隨他的腳步，黑澤先生也離開了人世。
其他的部分，像是井伏老師旅行會的事，還有登載在《電影旬報》的拍攝現場報道等，是文藝春秋的照井先生幫忙把我以前的文章匯總整理出來的。此外，還有幫忙整理訪談內容的植草信和先生，在此由衷對兩位致以十二萬分的感謝和歉意。
還有，要感謝負責校對的坂垣美智子小姐。現在還能請到如此專業(yè)的人士幫我看稿子，真是幸運。
負責封面的友成修先生，愿意聆聽我這個門外漢的意見，也在此一并致謝。
（2007年11月11日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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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野上女士的獨立、客觀與達觀
野上照代女士是日本電影界的先進人物。野上女士與黑澤導演及工作人員一起經歷了日本電影的黃金年代， 她雖然尊敬他、愛護他，卻又始終和他保持了一定距離，不曾迷失自己。山田洋次導演在《母親》序言里說野上女士是“經由知性加持的樂觀”，確實是恰如其分地掌握了野上女士的特質。
相 遇
是電影導演侯孝賢介紹我和野上女士認識的。侯導跟我說：“接下來我要拍的《戲夢人生》，需要有人幫忙處理日本演員和小道具之類的問題。你不是沒在上班嗎，能幫我一點忙嗎？”又說，“以前都是黑澤明導演的工作人員野上照代女士幫的忙。可是這次《戲夢人生》的開拍日期一直延宕，時間上跟黑澤導演的新作（《裊裊夕陽情》）撞在一起了�！币虼耍吧吓拷o他發(fā)出求救信號：“能不能找個會中文的人來代替我？”看到我一臉惶恐的樣子，侯導又補充說：“就算是電影白癡也沒關系，只是聯絡性質的工作�！�
于是，1992年2月，我在東京成城跟野上照代女士交接《戲夢人生》的聯絡事項。第一次見到的她，脖子上圍了一條紅色印度圍巾，非常幽默地比出干杯手勢問我：“你這方面如何？”原本以為她是很嚴厲的人，結果大大出乎意料。她把和侯導聯絡的相關內容交給我，全部整理得井然有序。
后來，侯孝賢、蔡明亮和賈樟柯導演他們來訪日本時，我也跟他們一起和野上女士頻繁來往，度過了許多開心的日子。
2010年初，野上女士忙于黑澤明導演百歲誕辰紀念的籌備工作，我則開始進行侯導《刺客聶隱娘》的日本勘景與選角工作。大約是從野上女士八十多歲，而我也已經五十多歲的時候開始吧，我感覺到：隨著年齡的增長，野上女士的“直接”（反射性的自覺）特質更加明顯，甚至已經到了接近“無邪”的地步了。在我眼里，在自由這領域更上了一層樓的野上女士，顯得如此驚艷、耀眼。
真 實
2016 年3 月，就在前幾天，我有幸參與了野上女士與侯導他們的對談。那時我才驚覺，野上女士一直在“電影” 里尋求的，其實就是“真實”。對這類作品和導演，她才會感到認同：并不是“創(chuàng)作者大聲疾呼”，而是將自己歸零之后，忠實地將拍攝對象呈現出來。就像我們說“文如其人”，或許也可以說是“電影如其人”吧。
2014 年11 月，蔡明亮導演問野上女士：“到現在為止最開心的事是什么呢？”野上女士這么回答：“無法挑出什么是‘最開心’的事，不過，小時候在房間里睡覺，感覺父親在隔壁房間走動的時候是非常開心的。因為，父親終于從看守所回來了�！�
當時，野上女士就在東京成城的東寶片場外頭的長椅上坐著。東京寒冷的萬里晴空下，野上女士的身影在我眼里顯得像小朋友一樣嬌小可愛。
“你知道嗎？日本在戰(zhàn)爭期間對中國和朝鮮的人民真的做了很多壞事。”野上女士最近對2020 年還在中國工作的我說。得知這本書將在中國大陸出版，她開心地表示真是太感謝了。她還說，因新冠疫情而閉門不出的日子里，看著電影名作度過，倒也不無聊。我一面對野上女士作為日本人的自省感到喜悅，一面也將同樣在她所說的“絕望的將來”中生活下去。
小坂史子
（2016年3月23日于臺灣省新北市永和區(qū)博愛街，2020年6月26日修訂）
（明智周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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