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宋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fā)展與戰(zhàn)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金融科技50人論壇青年學術成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金融、貨幣政策、金融科技等。發(fā)表文章數十篇，承擔和參與多項省部級以上重大課題，向中央有關部門報送內參多篇并獲采納。
　　劉元春，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伴L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北京市經濟學總會會長。主要從事宏觀經濟學、世界經濟學等方面的研究，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等學術刊物發(fā)表論文四百余篇，出版專著十余部。常規(guī)性出席國家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其中包括四次總理經濟形勢座談會。
　　
　　2010年我國經濟總量躍升至世界第二，但經濟增速從2012年開始結束了近20年10%的高增長階段，進入經濟轉型的關鍵期，表現(xiàn)出“增長速度進入換擋期，結構調整面臨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階段性新特征。新階段面臨新困境，一方面，增長下行壓力加大的同時結構調整陣痛不斷；另一方面，微觀主體經營困難的同時局部經濟風險開始顯現(xiàn)。新階段也產生新特征，在消費、投資、進出口、國際收支、生產能力、產業(yè)組織、生產要素、市場競爭、資源環(huán)境約束、經濟風險累積、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等方面都出現(xiàn)了新的變化。總體上講，這種新階段、新問題和新特征被總結為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這種“新常態(tài)”不是局部的、短期的現(xiàn)象，而是中國經濟正在經歷和將要面臨的全方位的、長期的發(fā)展狀態(tài)。
　　“新常態(tài)”下中國經濟環(huán)境發(fā)生了較大的趨勢性變化，對中國貨幣政策框架形成一系列沖擊。貨幣政策實施基礎和環(huán)境在高質量發(fā)展的大背景下，面臨從“速度”到“質量”的根本性變化，而貨幣政策總體定位也顯示出從“短期”到“長期”的前瞻性轉變，基礎貨幣供給更是由于外匯占款的變化呈現(xiàn)出從“被動”到“主動”的趨勢性逆轉。
　　因此，貨幣政策框架體系面臨整體化的調整。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多重目標”體系發(fā)生變化，目標之間的沖突加劇，加之目標的優(yōu)先級不明確，造成貨幣政策定位更加困難。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在“數量型”向“價格型”轉型的過程中也在發(fā)生變化，數量型模式向價格型調控轉變牽一發(fā)而動全身，流動性和價格傳導受到壓力。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面臨持續(xù)困境，傳導渠道不暢造成資產價格增長過快，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持續(xù)存在。由于傳統(tǒng)的數量型調控手段有效性持續(xù)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各種非常規(guī)和結構性的貨幣政策工具，但是過于復雜的工具箱也帶來操作上的協(xié)調問題�？傮w上看，在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階段，貨幣政策調整和改革過于分散化和碎片化，系統(tǒng)化和整體化不足。貨幣政策實施面臨雙重困境：總量問題依然存在、結構性問題更加突出。
　　在此背景下，本書將中國貨幣政策框架的轉型與重構作為研究主題，試圖回答“新常態(tài)”條件下中國貨幣政策框架為什么要轉型和重構，并且如何進行轉型和重構的問題。從貨幣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一個完整的貨幣政策框架包含了政策定位、最終目標、中介目標、操作目標、政策工具、傳導機制等內容。“貨幣政策框架轉型”與一般的貨幣政策調整不同，前者指的是“政策目標一政策工具一傳導機制”的整體性重構，而不是某一項政策工具的調整。
　　中國貨幣政策框架轉型與重構問題同時具有歷史性、國際性、理論性和現(xiàn)實性的特點。
　　歷史性體現(xiàn)在，從中國貨幣政策發(fā)展歷史來看，中國經歷了兩次主要的貨幣政策框架大轉型。第一次是1998年取消貸款規(guī)模限制，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轉型；第二次是2005年匯率改革背景下利率市場化改革，由“數量型”向“價格型”調控模式轉型。這兩次轉型都與經濟結構轉型階段密切相關。
　　國際性體現(xiàn)在，西方主要發(fā)達經濟體也都經歷了貨幣政策框架轉型與重構的不同階段。無論是美聯(lián)儲、歐洲央行，還是日本央行，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的歷次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中，貨幣政策框架都在不斷改進和調整，并經過多次各具特點的大轉型與重構，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理論性體現(xiàn)在，從主流貨幣政策理論發(fā)展來看，標志性的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凱恩斯主義轉向“新共識”，政策含義上表現(xiàn)為“多目標一多工具”體系轉變?yōu)閼獙νㄘ浥蛎浀摹皢我荒繕?單一工具”體系，以泰勒規(guī)則為主要代表。而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學術界對“新共識”理論進行了全面的反思和批判，傳統(tǒng)貨幣政策理論框架的缺陷在“后危機”時代越發(fā)突出，“單一目標一單一工具”體系又面臨新的轉型調整，貨幣政策在“非常規(guī)”和“正�；�”之間反復。
　　現(xiàn)實性體現(xiàn)在，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全球主要經濟體為了應對危機，相繼采取了一系列創(chuàng)新型貨幣政策工具，但效果卻不盡如人意；另一方面，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tài)”后貨幣政策有效性持續(xù)下降，貨幣政策框架轉型的壓力進一步加大。而從貨幣政策改革內在邏輯上看，中國貨幣政策框架的轉型從某種意義上說，相當于要完成兩次轉型的疊加，分別是美聯(lián)儲在20世紀80年代“新共識”框架下“單一目標、單一工具”政策體系的轉型和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多目標、多工具”體系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