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自選集的第一篇，是請讀者回首歷史的往昔，對早期儒學之“過化”做一個人類學式的檢視。因早期儒學重在“自我教化”與“為仁由己”，導致了非強力推進型的、如墨漬彌散式的、成功的過化特征。圣賢儒者“過化”之所以感人而獲得認同，還關乎他們出使布揚和講學的態(tài)度、德行和內容，以及特有的行動方式。這些方式還借助文字刻印交互傳布，最終成為早期儒學得到大面積認同與成功“過化”的主要特點。這可能是當代情感人類學轉向與反觀的最古老的樣本之一。
　　因有悠久的思想與文獻傳承，中國人類學的古今關聯特性總要特別關注，而中國多樣性文化在田野調研中的無限展示，也同樣意味著橫向學科并置研究的重要性。一縱一橫，需要促進對每一個研究事項的古今理念做整體性的理解。
　　本書把國學和足球平列在一起，好似風馬牛不相及。在歷史的長河中，如對儒學一些經典的誤讀，竟會極大地影響民風民俗，筆者早就注意到了，不過真是沒有機會說，或者說了也沒人理。這一機會剛好落在了千夫所指的足球上。有一陣子，看到一些不著邊際的對中國足球的病因分析，那么，可不可以試試人類學的觀察呢？于是收錄了筆者兩篇足球的研究論文。一邊講述德國哲學的歷史性影響及其足球“機器美學”實踐的案例，意在說東道西；一邊指出中國足球運動的研討要從單純技術層面擴展到制度、哲學與教育特征上。這就包括要對一些跨越時空的重要儒學原理做中肯的整體性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