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開場白
　　我住在紐普茲（New Paltz）的一個村莊里。這地方靠赫遜河（Hudson River）西岸不遠，是紐約市及紐約州州會奧本尼（Albany）公路上的中心點。這村莊在一座小山之上，四境土地呈波狀起伏。地質的主要構成因素是頁巖。頁巖也稱泥板巖，原來是由泥土經過高度壓力而成，狀似灰黑色石塊，只是質地脆弱，一碰就碎。它特別惱人的地方是到處都有，即使是挖一個陰溝，或是整理一處地基，也都會碰到它。1973年中東戰(zhàn)事爆發(fā)，原油價格陡漲。美國又在前一年將小麥及玉蜀黍大量廉價賣給蘇聯(lián)，所以這時候自己供應不及，物價直線上升，甚至影響到面包、肉類、蔬菜的價格。我們靠薪水收入的家庭無一不受其苦，于是很多主婦都自行種菜。一時間每個家庭后面原先用來栽花種草的空地，都成了菜圃。我們家也跟著照辦。一年之內，我們吃了不少自己種的小白菜、絲瓜和西紅柿�？墒情_掘泥土，要彎身用手鏟，我和我太太的皮膚，都被這頁巖割破，連種菜用的小刀、鐵鏟，也折損過半，花費時間不說，加上噴水除莠，及支付水費，還有種子、肥料、防蟲劑的本錢，則所省也無幾了。所以一到第二年市場供應情形好轉，我們這自動下放做農民的興致又直線下降。過了不久，村里人人掘土家家種菜的風氣也稍歇，一方面顯示了一般美國人趨向時尚、見異思遷的習慣；另方面也確是經濟力量的驅使。合于利則行，不合于利則止，無從勉強。
　　但是紐普茲雖不是種蔬菜的地方，卻是種蘋果的好地方�？赡芤驗榇说氐年柟馑�分溫度，都和蘋果相宜吧！而蘋果樹根也有能力透過頁巖層吸收地下的水分及滋養(yǎng)。所以這村莊十里內外到處都是蘋果樹，成為本地最重要的資源。蘋果樹不能持久，幾年之后，就得砍去，另種新苗，不管是砍伐樹干，或是噴射防蟲劑，都是打電話找專人來解決。所以種植蘋果雖屬農業(yè)，但卻無異于商業(yè)經營。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到收獲的季節(jié)，即有承包商以巴士將摘蘋果的勞工大批載來，男女老少都有，他們都是中南美洲人，操西班牙語，也只有工頭才能帶領他們。食宿問題，都自行解決，不驚動本地居民，并且來時即工作，蘋果摘完裝箱后全部員工即時離境，爽快利落。紐約的蘋果，行銷各州，也等于加州的橘柑、佛州的橙柚一樣。因為交通便利，各超級市場又大批整買，統(tǒng)一傾銷，所以各處價錢相差無幾，我們就算近水樓臺，也不一定能夠廉買。
　　一個敏感的讀者看到這里，就知道以上所說不僅是紐普茲和蘋果樹的情節(jié)，而是勾畫著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樣態(tài)和做事的程序。
　　我在這村莊內外散步的時候常常想起，要是在中國南方，紐普茲的土地必定也要大部開拓為水田。一方面要堵截山上的水源，一方面要汲引山谷下的水來灌溉低洼地帶的田地。這頁巖也只好一塊一片地用手清除。這樣，人民的生活怎能不艱難？用我們自己種菜的經驗，也可以想象到中國農村經濟情形的一般了。那么中國為什么不及早實行資本主義？
　　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要用很多層次，才能解釋得明白。
　　第一點，一個國家的歷史，與它天候地理有很密切的關系，加上很多事情時間上的匯合（timing）。中國因為天候地理的需要，初期統(tǒng)一，實行中央集權，政府扶植無數(shù)小自耕農作為當兵納稅的基礎，所以人口密度大，農業(yè)的特征是高度的精密耕作，主張各地自給自足，視糧食生產為主業(yè)，其他都為末業(yè)。從戰(zhàn)國到漢初，這些條件還可以當作一時之策，但是經過兩千年接續(xù)不斷的維持，上述諸條件，都已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不僅法律和家族制度支持這些經濟條件，就連科舉制度和社會習尚也都支持它。即使在明末清初，可能在中國發(fā)現(xiàn)一處像紐普茲的土地，也不一定能讓它十里內外一體植蘋果。即使種了也無人整批購買，無法集體采摘推銷。我們還從各地方志上發(fā)現(xiàn)歷史上有些“好官”，看到民間種植栗子、煙葉、棉花等商品農作物，竟命令立時拔去，改種稻粟，可見得這種歷史上的大問題，牽涉到技術及思想者各居其半。這里面有很多根深柢固的因素。
　　美國開國之前，為英國的殖民地，紐約州在英國勢力尚未鞏固之前，尤其赫遜河畔一帶，尚是荷蘭人開拓的地方。這地方地廣人稀，它的歷史有兩個特點值得注意：一、是土地所有權集中，后來經過無數(shù)分割買賣，才有今日的形勢，但是農場和園圃，仍是以兩三百英畝為單位，不像中國一畝兩畝支離破碎（中國一畝約等于六分之一英畝）。二、紐約及新澤西州有些地方是清教徒移殖之地。紐普茲村莊則是十七世紀法國新教徒“休京拉”派（Huguenots）所草創(chuàng)，在政治經濟的意義上講，當日新教徒即已象征著一種反抗中央集權的趨向和運動，“休京拉”派尤其盡瘁于各種新興企業(yè)。所以這些立場，都和中國傳統(tǒng)相反。美國大規(guī)模的內部改進（internal improvements）即是聯(lián)邦以公款修筑公路發(fā)展交通通信事業(yè)，尚在19世紀初期，和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展開并行，紐普茲的果園也在這時候創(chuàng)設，所以能利用這優(yōu)勢的環(huán)境。
　　但是以上是一個特殊例子。要整個檢討資本主義何以未能實行于中國，我們還要從這些背景因素之外，看清資本主義本身的特質。
　　嚴格言之，“資本主義”（capitalism）這一名詞，至今沒有公認的定義。亞當·斯密僅僅提出在增進人民的財富時，“商業(yè)的系統(tǒng)”優(yōu)勝于農業(yè)的系統(tǒng)。馬克思雖在著書時稱“資本家”及“資本家時代”，也沒有引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我倒覺得英國歷史家克拉克（Sir George N.Clark）所說，最近性理。他說：“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去概括現(xiàn)代經濟制度，是19世紀中葉社會主義者所創(chuàng)行的辦法。其所解說的一種社會形態(tài)，內中最有權威的乃是擁有資本的人。”
　　什么是現(xiàn)代經濟制度？以紐普茲的情形為例，我們也可以看出其中有三個基本條件：一是資金廣泛的活用，如果我們彼此有剩余資金，必存集于銀行。銀行即將之挪借投資，此來彼往，資金永無休歇之日，有時出進之間，尚產生虛數(shù)，形成信用膨脹。二是產業(yè)所有人雇用經理，他營業(yè)的范圍，超過本人及其家屬足以監(jiān)視的程度。三是屬于服務性質的事業(yè)，有如交通、通信、保險等共通使用，用之商業(yè)活動之所及，又超過各企業(yè)自辦自用的限度。這三個條件之所以能充分發(fā)揮，乃是商業(yè)信用（trust）業(yè)經展開；而信用則必須有法律在后面支持。倘不如此，誰敢把成千成萬箱的蘋果，憑一個電話的指示，運給幾百里外的收貨人？又有誰敢開銀行，將存戶的款項貸與果場的主人，讓他去安心經營，等他收獲之后才算賬還債，況且這果場主人的地產有一半還典押在債權人身上？
　　因為這現(xiàn)代資本主義制度是由以上三個條件所造成，它必然成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西歐資本主義推行的時候，就需要由國家以商業(yè)性的法律，逐漸推行到全民。不僅遺傳法、破產法需要符合商業(yè)社會習慣，甚且對監(jiān)守自盜者的處置，虛枉欺騙者的懲罰，與強迫履行合同，都要能切實做到。因為這些法律同時也施行于商人集團之外，所以農業(yè)組織也要向商業(yè)作風看齊；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即在西歐，因為這一套新制度與中世紀宗教思想和社會習慣大相徑庭，所以也曾發(fā)生過無數(shù)的沖突。我們也可以說，很多趨向現(xiàn)代化的戰(zhàn)爭和革命，都與此問題有關。如果我們不用意識形態(tài)的字眼，單從技術角度檢討這段歷史，也就可以說資本主義如能推行，社會里的各種經濟因素（包括動產、不動產、勞動和服務）都要能彼此互相交換，私人財產也要有絕對的保障，然后這社會才能在數(shù)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再簡潔言之，即全民生活，都聽金錢制裁。國家訂立財政稅收金融政策，即已包括道德觀念和社會習慣在內，在執(zhí)行時，除非立法錯誤，不能臨時在半途又撞出一個道德問題。這樣才能符合韋伯（Max Weber）所說：“現(xiàn)代合理化的資本主義，不僅要有技術上生產的能力，而且還要有能讓人預為籌算的法制，以及經理上正式的規(guī)則。”
　　西歐資本主義的最先進者是威尼斯。因為它是一個自由城市，處于一個海沼（lagoon）之中，受大陸的影響輕微，中世紀后，當?shù)刭F族都變成了重要紳商，或者受政府津貼。全民十萬口左右，壯齡男子，都有服海軍兵役的義務，陸軍倒以雇傭兵（condottieri）為之。重要商業(yè)又系國營，城中咸水又不便制造，于是盡力經商。雖匠役寡婦，也可以將蓄積加入股份（colleganza），水手也能帶貨。這樣一來，一個國家就是一座城市，這一座城市又等于一個大公司。民法與商法，也區(qū)別至微�！渡�氏樂府》里面的《威尼斯商人》稱兩造合同預訂借債不還則割肉一磅作抵償，到時法庭就準備照約施行，雖說是夸大譏諷，暗中卻已表示威城以商業(yè)性的法律作主宰，信用必須竭力保障的背景，這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真髓。
　　16世紀之后，荷蘭成為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荷蘭正式國名為“內德蘭王國”（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荷蘭不過是當日七個省中之一省，只是占全境人口三分之二，又負擔全國經費四分之三，是商業(yè)財富的中心。內德蘭經過幾十年抵抗西班牙而獨立之后，行聯(lián)邦制，使經濟發(fā)展前進的地區(qū)，照商業(yè)習慣管制，其他隨現(xiàn)狀改進，這樣經過無數(shù)周折，而且荷蘭的農業(yè)也重畜牧，不重谷物生產，與商業(yè)習慣接近，荷蘭才能逐漸完成全國實行資本主義的體制。
　　繼荷蘭之后，英國成為杰出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為這國家農業(yè)基礎強，它的“普通法”（common law）以農業(yè)習慣為基礎，凡是以前沒有做過的事統(tǒng)統(tǒng)不能做，所以相當保守。一到17世紀，世界局勢變化，英國也迭遭折磨，經過英王與議會沖突、內戰(zhàn)弒君、改為民國、行獨裁制、復辟及第二次革命各種事跡。今日看來，其癥結在經濟因素互相交換的程度不夠，不能全國在數(shù)目字上管理，所以才引起宗教信仰、王權與民權種種問題。1689年“光榮革命”成功以后，即無此趨向，因為幾十年動亂之后，下層機構中的地產所有權，逐漸規(guī)律化，上層機構也承認“會議至上”（parliamentary supremacy）原則。而上下之間，也有普通法逐漸容納“公平法”（equity）的妥協(xié)方式，也就是一般與現(xiàn)代社會有關的問題，照商業(yè)習慣辦理。這樣一來，農業(yè)生產與商業(yè)交換并為一元，內地與濱海的距離縮短，一個國家可以像一個自由城市一樣的簡單緊湊，首尾相應；英國用這資本主義的組織做本錢，竟稱雄于世界好幾個世紀，進而逼迫世界上其他的國家照樣仿行，正如克拉克所說，讓資本主義在社會形態(tài)中享有威權者；或者滲入國家資本和社會資本，相對的約束私人資本，成為社會主義。兩者縱不相同，但在下述幾點上是完全一樣：法律須保障私人資產，鼓勵資本流通，經理雇用、服務性質的機構共通使用，促成互相交換使得全國能在數(shù)目上管理。
　　1939年毛澤東說：“中國封建社會內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的發(fā)展到資本主義社會�！边@是一種沒有歷史根據的見解。資本主義除非確實的控制司法權和立法權，使政府盡其功能，支持商業(yè)信用，不可能說是已經在某一個國家立足。商品經濟缺乏這種組織能力，也不能成為一種運動，亦即是無法孕育資本主義。稱之為“萌芽”，實無意義。因為資本主義的形成要透過國家體制，又要社會全民支持，還常常影響到宗教和信仰，絕非“緩慢的”或者自然而然可以發(fā)育成長，前述三個例子以及其他尚沒有提及的例子，除了威尼斯情形既簡單又特殊外，其他無一不經過內外煎逼苦斗改革成功。就是連威尼斯也因為它我行我素的與教皇沖突，多次被開出教籍，并不是完全沒有遭受險阻艱辛。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幾千年來重農抑商，所以改革尤難。
　　毛澤東稱中國社會為“封建”，也待辨正。中國只有商周之間稱得上是封建時期。明儒顧炎武說：“封建之廢，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彼�以秦后統(tǒng)“郡縣制”亦即是中央集權。中國古代封建，與歐洲中古之feudal system 以及日本迄今近代的“幕藩”雖然時代差異，組織結構不同，但基本也有若干相似之點。此即是地方分權，倚賴軍事系統(tǒng)作它自身的體制，爵位世襲，掌管封邑的貴族，不放棄土地所有權，既為地方首長，也是大地主。這與明清之中央集權，地方官由中樞派遣，重文輕武，土地零星分割，自由買賣，社會流動性大的情形可說正好完全相反。很多人之所以堅持中國近代仍為封建，一方面固然是便于因襲馬克思階級斗爭的歷史公式，另方面是認為封建代表著落后，而中國不管是周衰也好，明清也好，總是不合時代，所以用不著仔細計較。
　　殊不知中國近代的官僚政治（bureaucratism）,表面上要較封建或日本的幕藩時髦得多，明清尤其是如此。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照各地“大名政權”（即分藩的各諸侯）的辦法抽收近百分之五十的田賦。新政府也發(fā)行鈔票及公債，籌辦實業(yè)，扶植私人資本，具有資本主義的色彩。但是維新后二十年，田賦所得仍占政府收入之最大宗，也就是說新政府能利用農產支持它的改革。中國的田賦，迄至清末，每年有三千三百萬兩的收入底賬，但實際上收入零碎，人民攤派或有余，而入庫則不足。即算是三千三百萬兩，以總數(shù)二千縣計，平均每縣不過一萬六千五百兩�？h長的薪水通常接近二千兩，其他薪給赍付上級衙門公費等，也只能維持舊形式的官僚政治。民國成立以來，田賦始終未對中央財政發(fā)生作用，政府缺乏適當?shù)氖杖耄瑸檎�局不穩(wěn)的最大主因。這樣一個世界上人口最眾多的農業(yè)國家，竟不能從農業(yè)上獲得適當?shù)氖杖�，實為世界歷史所罕見。這種現(xiàn)象不能以“封建制度”這個名不副實的名詞去冒充解答。況且依據各處方志所載土地分割使用，零星雜碎，歷史家更不應以“膏腆萬頃”、“田連郡縣”等等土地集中的假歷史資料去搪塞（要是真的土地集中到這程度，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可是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已在1986年歲暮，上面所敘各種情節(jié)，大部分己像雨過天青般，隨著過去的雷霆霹靂一掃而光了。讀者只要閉著眼睛一想，中國在1980年代一定和1920年代有一個很大的差別。這差別的重點，即是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long 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
　　如用另一種方法來解釋：中國全面與列強沖突，始自鴉片戰(zhàn)爭。戰(zhàn)事始于1840年，距今一百四十七年，快要到一個半世紀。要是我們拿著這一個半世紀的歷史分成無數(shù)細微末節(jié)，憑著片面的見解去分析，讀來一定令人切手蹙額，總離不開愚人蠻漢做壞事的觀感。可是把這一百多年來的事跡前后連貫起來綜合檢討，則所得的印象，又會截然不同。好多事情，很像是接二連三的失敗，但是實際上失敗之后，中國國家與社會卻又成梯度式的前進。這一百四十七年來最大的一個進步，即是當初中國完全不能從數(shù)目字上管理，皇帝也不知道和英國開戰(zhàn)要用多少兵，人員如何調度，要用多少餉，錢糧如何籌措，到今日中國仍不能說是凡事即能有效的合理處置，但是至少已開始在數(shù)目字上管理。
　　現(xiàn)代戰(zhàn)事及群眾運動，要動員很多的因素。這全面動員之后，當初很多不平衡的地方，會因事勢上的需要，趨向平衡。很多以前被掩飾的弱點會因之暴露。被阻隔的地方，因之而疏通。其程序有時尚出領導人物意料之外。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開始時，可以說是大日耳曼主義和大斯拉夫主義在巴爾干半島的沖突�？墒墙K戰(zhàn)之日，德奧既敗，沙俄也敗，需要善后的時候，幾乎與當初威廉第二及尼古拉第二動員宣戰(zhàn)的宗旨毫不相干。這主要是因為專制皇權（autocracy）跨地過廣，組織不符時望，所以統(tǒng)被清算。第二次大戰(zhàn)在歐洲爆發(fā)時，乃因希特勒要提倡他的人種優(yōu)秀說，他還一定要替日耳曼民族，在東歐開辟一個“生存空間”（lebensraum）。可是這運動一失敗，不僅納粹人種優(yōu)秀說瓦解，而且全人類平等成為此后世界公認原則，連那些沒有被戰(zhàn)禍波及的地方，也一體通行，殖民地全要鏟除，不僅為希特勒想象之不及，也非張伯倫、丘吉爾所能預料。
　　中國近代歷史的復雜，超過單純的國際戰(zhàn)爭。但是歷史上的大問題幾經波折之后，要在實際的條件下找到適當?shù)慕鉀Q，則彼此都是一樣的。近數(shù)世紀以來，世界上一般的趨勢，是交通發(fā)達，技術進步；這潮流強迫閉關自守的國家門戶開放，以農業(yè)組織作基干的舊社會實行改組，開始商業(yè)化。隨著資金流通，經理雇用，服務性質的機構共通使用的原則，每一個國家才能將它內部公私的利益融合為一元。這種商業(yè)化的組織，隨著生產進步，越擴越大，也絕不是堅持農業(yè)習慣，以狹義的平等的原則，作一成不變的組織所能阻擋�？v是后者能使其國民衣食無缺，其人民也不甘心在技術拙劣人文因素簡單的條件下過日子。
　　我已經說過，一定要澄清今日中國的改革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已無意義。孫中山先生在六十多年前著書，就說及中國一方面固然要節(jié)制私人資本，一方面仍要扶植私人資本。因為這六十多年來中外的距離越來越大，今日的中國尤其應該扶持私人資本。即使以國家資本開拓龐大的企業(yè)，也仍不能缺少民間企業(yè)作第二線第三線的支持。要加強其支持，則必須保障私人財產，使一切能在數(shù)目字上管理。這程序已由事實證明，不容任何意識形態(tài)加以否定。這也就是前述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之一部分。
　　針對以上的情形講中國歷史，應當重新訂正。
　　歷史上的真人實事，是不會變化的（除非過去傳聞錯誤，可能因新證據發(fā)現(xiàn)而修改）。但是資料的取舍，因果關系的布置，隨作史者及讀史者的立場而轉移。著名的經濟學史家熊彼德（Joseph Schurnpeter）說過，歷史家鋪陳往事，最重要的任務，是把今人的立場解釋得合理化�，F(xiàn)在中國既然是雨過天青，假使作史者和我們一樣相信今后國家的策略是將全面組織商業(yè)化，以便一切都能在數(shù)目字上管理，而所寫歷史卻又離不開階級斗爭的立場，視資本主義為畏途，企圖保持某種意識形態(tài)上的“純潔”，那也就是自我作對了。
　　況且中國的歷史，過去以傳統(tǒng)官僚政治的目光進行編撰。我寫的一本《萬歷十五年》已經揭載著這種立場的特征�？傊�，傳統(tǒng)中國在技術尚未展開之前，因迫于環(huán)境，首先就實行了中央集權，因此下面的統(tǒng)計無法著實，各地區(qū)的特殊情形也不能全盤檢討，只好先造成一個理想的公式，籠罩在這億萬軍民和犬牙相錯的疆域上，所以真理總是出自上端，皇帝的面目為“天顏”，他的指示即是“圣旨”，絲毫不容辯白。官僚集團只要能維持他們彼此間互相承認的邏輯，對實情不一定要認真負責。道德既可以替代法律，禮儀也可以裝飾行政。在這種情形之下，其所標榜的道德，也就浮泛而不著實際。用這種態(tài)度去修撰歷史，我們今日無法全部因襲。
　　我認為，中國雖和西洋文化摩擦接觸達百余年，直到最近才完成了可以在數(shù)目字上管理的條件，自此中國歷史，才正式與西洋文化匯合。在這關頭重訂歷史，首先就要把叢錯的事跡，針對今日著眼，并且追根究底，回溯到公元以前初期統(tǒng)一的原因，加入中世紀以后國家愈注重于內向（introvertive）及非競爭性（non-competitive）的端倪，又牽引到鴉片戰(zhàn)爭后想要改造的艱難，最后才歸結到今日。這樣草擬的歷史，屬于“大歷史”（macro history）的范疇。作者不斤斤計較于所述人物當時的賢愚得失，而只注意他們的作為，透過中國法制與社會，遺留給后代的影響。雖然敘述中盡量提及“負面因素”（negative elements），然而等全部敘述完畢后，我們如果再回顧這兩千多年來的歷史，一定會嘆賞中國人所創(chuàng)造的這一個政治經濟系統(tǒng)之龐大。而且雖說改造艱難，卻又在艱苦困難之中完成了改造的使命。這在世界歷史中算是首一無二的事，古代文明之中，還沒有另外一個國家或社會可以望其項背。我們根據全部事跡去贊揚中國文物的偉大，豈不要比掩錯飾過、顛倒是非的贊揚要來得真切而暢快？寫歷史的人實應采取這種觀點。
　　然而以我一人之力，會有能力修訂中國兩三千年的歷史？我現(xiàn)在說的修訂并不是研磋考證，而是將現(xiàn)有史料，重新安排，注入新的眼光，做這樣的工作需要的不是才華，而是視界。因為我年輕的時候，在國軍當過下級軍官十多年，切身經歷內地鄉(xiāng)村的情形，也知道“壯士軍前半死生”，實際是怎么一回事。以后又游歷各地，凡本文提到的地方，或曾久居或曾暫住，總經耳聞目睹。最近幾年，自己更親臨到被裁失業(yè)的危機，所以現(xiàn)在寫歷史，已經有了文題內外的生活作陪襯。凡所敘群眾運動，飾過掩錯，雨過天青，經濟力量驅使等等情節(jié)無一托之空言。至于書面上的知識，卻只占準備的一部分。
　　這段“開場白”就此停筆，下文不久即見分曉。
　　原載《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臺北：時報文化，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