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初版于1991年，被列人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開始出版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譯叢”中的一部，面世迄今已近30年。30年的光陰在人的一生中已不算是個短的時長，它足以令人生出諸多的感慨。本書的主譯劉存寬先生為筆者的碩士指導老師，也是筆者從事近代中外關系史的引路人，記得當年跟隨恩師學習時，先生曾特別指出，他欣賞牛津式教學方法，即導師不會填鴨式給學生灌輸知識，而是提出問題，讓學生獨立思考，找出解決方法，最后師生共同研究探討去尋求答案。在此后三年的碩士學習期間，先生基本踐行了這一指導方式，筆者也因此度過了一段輕松愉快令人難忘的學習時光。日常接觸中，恩師經(jīng)常通過看似不經(jīng)意的談話，來傳輸著他對治學的理解以及人生感悟，經(jīng)此長時期的浸染，即便愚鈍冥頑如我，事后想來亦是得益匪淺。筆者碩士畢業(yè)后榮幸留所工作，與恩師成了同處一個研究室的同事，因而得以繼續(xù)欣享恩師的耳提面命。參與本書的翻譯即是在恩師的鼓勵與指導下完成的。記得大概是1990年年底的時候，當時我剛從陜西商洛掛職鍛煉而歸，未來工作如何開展不知所措，同時感情上也遭遇波折，有一天，先生特地把我叫到家中，說作為“中國近代史研究譯叢”編委會成員，他準備推薦翻譯英國學者楊國倫的《英國對華政策1895-1902》，這本書對于我們以后開展中英關系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參考價值，他說我們兩個一起譯，前半部他譯，后半部我譯。記得我當時誠惶誠恐又非常忐忑，脫口而出：“我行嗎？”先生則用充滿鼓勵與期許的口吻對我說：“我了解你，你肯定能行�！闭�是在先生贊賞式的鼓勵下，我下決心費心力最終順利地完成了這部本人翻譯的處女作，也算是沒辜負先生的一片期待。光陰似箭，天不假年，先師不幸已于2012年10月5日謝世，距今也有了近8年的時間，往昔美好相處雖一如昨日，但這些體驗與回味也只能無奈地停留在自己內(nèi)心的記憶里了。平素里我自認不是一個善于表達內(nèi)心之人，因此先生過世之時也未曾舉筆寫些文字以表達對恩師的感念之情，本書的再版正好提供了一個機會，故此寫上一段文字以資紀念。
　　本書聚焦了中英關系史和英國對華政策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段，從19世紀后期開始，傳統(tǒng)的殖民強國英國在世界范圍內(nèi)遭遇了后起的俄、德、美、日等新興帝國主義國家的挑戰(zhàn)，為維護自身權益，英國最終放棄傳統(tǒng)的“光輝孤立”政策，在遠東選擇與日本結盟，1902年英日同盟的簽署則成了這一政策轉變的重要標志。英日同盟的簽署改變了遠東的格局并極大地鼓舞與縱容了日本在華的侵略步伐，對英日兩國對華關系以及遠東國際關系均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直到1921年12月，隨著華盛頓會議召開，在美方壓力下，英日同盟才宣告終結。新的華盛頓條約體系暫時調(diào)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帝國主義列強在遠東、太平洋地區(qū)的關系，自此，以美、英、日等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在遠東和中國的競逐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近代以來，在中國對外發(fā)生交往的國家中，英國一直占居舉足輕重的地位，中英關系一直是中國對外極為重要的雙邊關系。作為曾經(jīng)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的頭號強國．英國對近代中國產(chǎn)生過重要影響。1840年的中英鴉片戰(zhàn)爭是中國近代史的標志性事件，它開啟了中國半殖民地化和近代化的歷程。英國是傳統(tǒng)中國被迫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元兇，同時也是近代歐洲文明和新型產(chǎn)業(yè)模式傳人中國最早最多的國家。在近代中國百余年漫長歷史進程中，英國曾扮演過侵略者、幫兇、掮客、合作者、盟友等多重角色，每一種身份都演繹著近代中英關系的一段豐富歷史。與此同時，近代中英關系的發(fā)展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近代中國的發(fā)展軌跡。近代中英關系的特殊性與復雜性在香港問題上有著突出的展現(xiàn)。英國對中國香港的割占，開啟了中國遭受西方列強侵略與奴役的苦難歷程，成為近代中國百年屈辱的一個歷史象征。而收回香港主權的努力則代表了近代中國抵抗強權、御侮圖強的追求與決心。香港從被割占到最終回歸中國的歷史進程，既反映了近代以來中英兩國此消彼長的關系變化，同時也成為近代中國從落后挨打到崛起復興的一個絕妙注解。
　　有鑒于此，在國內(nèi)學術界，近代中英關系史一直是學術研究的熱點，出版過眾多研究著述，即便如此，遺憾的是，目前學術界仍然缺乏一部能夠全面反映近代中英關系發(fā)展歷程的通史性研究著作，恩師在世時曾有意組織完成此項事業(yè)，并一度擬定過研究計劃和搜集整理過研究著述目錄，然而，由于各種原因，這項工作并未取得實質(zhì)性進展。因此，筆者也借此呼吁有志于近代中英關系史研究的同仁投身此項工作，彌補這一學術缺憾。最后，感謝為再版此書熱心聯(lián)絡和付出辛勞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宋燕鵬主任及其他工作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