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3日，魯迅到達上海，從此開啟了人生歷程中又一嶄新階段。毫無疑問，上海是當時中國最發(fā)達的現(xiàn)代化大都市，是各種勢力展開爭奪的重要場域。誰控制了上海，在下一輪的實力角逐中必然獲得優(yōu)勝權。魯迅說：“我先到上海，無非想尋一點飯，但政、教兩界，我想不涉足，因為實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許翻譯一點東西買賣罷�！� “我在上海，大抵譯書，間或作文；毫不教書，我很想脫離教書生活。心也靜不下，上海情形，比北京復雜得多，攻擊法也不同，須一一對付，真是糟極了�！笨梢钥闯�，魯迅相繼在北平、廈門、廣州經(jīng)歷了“煩心事”之后來到上海，本想過上一種“自由職業(yè)者” 的獨立生活。但是，在這一復雜的文化場域，魯迅并沒有體驗到都市生活的愜意，反而感到越加苦悶和不適。曾幾何時，魯迅對上海散發(fā)出來的過于濃厚的“商業(yè)氣”非常反感，想逃離出去而另選別地，但由于種種客觀原因，此計劃終于沒有付諸實施。他說：“海上文攤之狀極奇，我生五十余年矣，如此怪相，實是第一次看見，倘使自己不是中國人，倒也有趣，這真是所謂Grotesque，眼福不淺也，但現(xiàn)在則頗不舒服，如身穿一件未曾曬干之小衫，說是苦痛，并不然，然而說是沒有什么，又并不然也�！庇捎谏虾Ｔ谥袊�占據(jù)著十分特殊的地位，中國共產黨及左翼、國民黨右翼、自由主義文人等都非常重視上海，上海成了他們擴大自身影響力的前沿陣地。

魯迅的最后十年，和這座“魔幻之城”形成了一種歷史性關聯(lián)。一方面，“上海為魯迅提供了中西交融、古今雜存的現(xiàn)實場所，為魯迅思考中國的現(xiàn)實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參照，對魯迅的身份轉型、文化選擇、都市書寫和文化反抗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同時，上海也把三十年代最為繁復、最為嚴峻的生存問題、思想、文化界涉及到的理論與現(xiàn)實問題，并置在這個終身致力于反抗的‘精神界戰(zhàn)士’面前，挑戰(zhàn)了魯迅，激發(fā)了魯迅，也造就了魯迅�！绷硪环矫妫�“魯迅將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留給了上海，上海成為他審視文化，審視人性最易觸及、最為切近的窗口，魯迅也將自己成熟而豐富的人生體驗和生命感悟夾雜在有關上海的鏡像描寫中，提供了一種嶄新的極富創(chuàng)造性的城市文本，增加了上海描寫的風骨和質感，使斑駁難辨物理意義上的上海具有了延展的意義。魯迅思想的維度也因三十年代的上海而更富有鋒芒，更富有痛擊丑惡現(xiàn)實的韌性和力量，并隨同鄉(xiāng)土中國的城市化、現(xiàn)代化完成一名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過渡和轉型的同構過程�！彼�以，學術界往往把這個時期的魯迅稱為“上海魯迅”，也是有充分理由的。換句話說，魯迅與上海之間早已不是一種簡單意義上的“城與人”的關系，而是一種相互提升和增值的關系。按照布爾迪厄對“資本”概念的有關理解，主要包括經(jīng)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等諸多形式，并且它們之間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具有可通約性的特點。在上海這一“都市場域”之中，各種力量競相作用于魯迅，他們在相互博弈和斗爭的過程中，把魯迅作為一種特殊的“符號資本”來進行爭奪，并且企望此種“符號資本”能夠轉化為各種“政治資本”和“社會資本”。面對各種政治力量不同的價值訴求，魯迅給出了針對性的回應，彼此構成了一個復雜的對話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