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仲馬式的懺悔
——多余的《茶花女》
書應需而至，是我的一大快事。這次應約翻譯《茶花女》，法國友人斯坦麥茨教授得知，就贈給我一種好版本。所謂好版本，就是有名家安德烈·莫洛亞作序，正文后又有注釋，還附錄了有關作者和人物原型的資料。無獨有偶，譯完小說要寫“譯者序”時，我又在書櫥里發(fā)現(xiàn)一本應需之書，波羅·德爾貝什著的《茶花女與小仲馬之謎》(沈大力與董純合譯)。這一發(fā)現(xiàn)改變了我寫序的方向。
最初想寫的序題為《多余的茶花女》，是因為看了一篇批評外國文學名著的重譯現(xiàn)象的文章。不料文章剛看過，就有出版社約譯《茶花女》，全然不顧已有多種譯本的存在。像燕山這樣一家不大的出版社，本來就有自家的譯本，為什么還情愿再出一份稿酬，約人重譯呢?這倒值得有使命感的出版家深思。
對我而言，約稿卻之不當，受之又有“多余”之嫌，因此就要趁寫序之機，找?guī)讞l辯白的理由�，F(xiàn)在想來未免多余了，還是按照經(jīng)濟規(guī)律辦事，讓市場去淘汰多余的吧。多種譯本并存不算最壞的局面，可以比較優(yōu)劣，不斷提高譯文質(zhì)量，至少還可以滿足讀者的不同口味。設使某家出版社買了一部外國名著的版權(quán)，推出的卻是一種拙劣的版本，那情況就更尷尬了：誰想重譯都不成，最終倒霉的是讀者和作者。
小仲馬就不會碰到這種尷尬事了，他的作品已列入人類共有的文化遺產(chǎn)，誰翻譯都不受限制。如果小仲馬在天或地下之靈有知，他看到自己的作品在中國爭相翻譯，一定會竊笑和得意非凡：廣泛流傳是一些作家成功的不可替代的標志。我說小仲馬竊笑和得意，是因為他在本國還從未受如此禮遇，贏得一致的贊賞。
說來也怪，在世界上，《茶花女》是流傳最廣的名著之一，而在法國還稱不上經(jīng)典杰作，也就是說進不了學校的課堂。在課堂之外，《茶花女》在舞臺上成為久演不衰的保留劇目，還由威爾第作曲改編成歌劇，可以入選世界歌劇十佳；至于搬上銀幕的版本就更多了，世界著名影星嘉寶等都演繹過茶花女。可見，從名氣上講，《茶花女》不亞于任何經(jīng)典名著。
就是在法國文學界，也無人不承認，《茶花女》是一舉成功的幸運之作。一八四八年，小說《茶花女》一發(fā)表，就成為熱點的暢銷書。改編成戲劇四年后得以公演，又一炮打響。小仲馬春風得意，成為文壇的寵兒。此后小仲馬又創(chuàng)作并發(fā)表了許多小說和戲劇，有些還轟動一時，總之，到了一八七年大仲馬去世的時候，小仲馬的榮耀已經(jīng)完全遮蔽了父親的名聲。他擁有廣大的讀者和觀眾，在許多人眼里是他那時代最偉大的作家。一八七五年，小仲馬進入法蘭西學院，可謂功德圓滿，成為四十位“不朽者”之一。
對于這樣一位成功的作家，稱頌者自然大有人在，其中不乏喬治·桑、托爾斯泰、莫泊桑等名家，但時至今日，批評之聲仍不絕于耳。最新的批評之作，就是擺在我面前的這本《茶花女與小仲馬之謎》，寫于一九八一年，作者以尊重史實的態(tài)度，披露《茶花女》神話的底細。書中第五頁這樣一段話特別引起我的注意：
“她將在祭壇上為資產(chǎn)者的體面而獻身�！毙≈亳R為自己虛構(gòu)的“純真愛情”辯白，對父親說：“我希望一舉兩得，即同時拯救愛情與倫理。既然也贖了罪，洗滌自身的污穢，任何權(quán)威都不可能指責我選擇了一個婊子當小說的女主人公。有朝一日，倘若我申請進法蘭西文學院，他們也無法說我頌揚過淫蕩�！�
這段話又讓我想起我本不愿理睬的、一種對《茶花女》的最輕蔑的評價，即說這是一部“玫瑰露”小說。寫一個名妓的故事則是不爭的事實，而這名妓又確有其人，名叫瑪麗·杜普萊西，一個淪落風塵的絕色女子。且不說紈绔子弟、風流雅士趨之若鶩，大仲馬也與之有染；單講小仲馬，一八四四年二十歲上，就得到比他大半歲的瑪麗的青睞，很快成為她的“心上情人”�？墒且荒曛螅瑑蓚�人就因爭吵而分手，小仲馬給瑪麗寫了《絕交書》。
小仲馬想躋身文壇，試筆不成，早就打名妓瑪麗的主意，開始搜集寫作的素材。就在瑪麗患肺病咯血期間，他就把她獻上祭壇，寫成了小說《茶花女》，又改編成劇本，成功首演被稱為十九世紀法國最重大的戲劇盛事。
然而，小仲馬的創(chuàng)作命運已定，此后不管他又寫出多少作品，也只是綠葉，陪襯他桂冠上的那朵大茶花�！恫杌ㄅ肥撬ㄒ坏�，始終是他成功的基點和頂點，也一直是對他評價或毀或譽的起點和終點。
此后小仲馬的全部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都旨在逃出《茶花女》這個魔圈，逃出這塊骷髏地，另建他的文學王國；他要走下原罪的十字架，坐上真正的文學寶座。
于是，他開創(chuàng)了“命題戲劇”，主張“戲劇必須服務于社會的重大改革，服務于心靈的巨大希望”。他按照這種主張創(chuàng)作的一些劇本，連題目都已命定：《半上流社會》(1855)、《金錢問題》(1857)、《私生子》(1858)、《放蕩的父親》(1859)、《婦女之友》(1864)……
于是，無論法國進入第二帝國時期，還是變成資產(chǎn)者顯貴們的共和國，小仲馬始終以倫理的權(quán)威自居，高舉社會道德這桿大旗。
于是，他不失時機地懺悔青春時期的“原罪”：“讀者朋友，我懷著對藝術(shù)的熱愛和尊重，寫了所有這些劇本，唯獨第一種例外，那是我花一周時間炮制出來的，單憑著青年的膽大妄為和運氣，主要是圖錢，而不是有了神圣的靈感�！�
他所說的“例外”，當然是指《茶花女》，令人深思的是，圍繞著給他帶來最大名利的這部作品，他總是否定別人肯定的東西。
想當初，小仲馬寫《茶花女》時，拋卻功利的動機不說，他畢竟是寫自身的一段感情經(jīng)歷，尤其這是同一個紅極一時的名妓不可能長久的戀情，極具新聞看點，即使原本原樣寫出來，就可以成為暢銷讀物了，更何況是美化(藝術(shù)加工)了呢?
小仲馬自然不會簡單地敘述同妓女的愛情故事，否則他就真的創(chuàng)作出一部“玫瑰露”小說了。他深感“同時拯救愛情和倫理”的必要，以免落個頌揚淫蕩的惡名。因此，他一方面把這段放蕩行為美化成“純真愛情”，另一方面又準備為了倫理而犧牲掉愛情。
應當指出，小仲馬的高明處，就是通過懺悔的口吻來完成這種美化的。他采用懺悔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模仿普萊伏神甫的《瑪儂·列斯戈》，也是受繆塞的《世紀兒的懺悔》的啟發(fā)。但是，一般意義的懺悔，總是痛悔自己的所作所為，而小仲馬痛悔的是他在現(xiàn)實中莫須有的、僅僅在作品中才有的思想和行為，這是最大的區(qū)別，也是他成功的創(chuàng)新。
在小仲馬的筆下，一次放蕩行為轉(zhuǎn)化為“純真愛情”，阿爾芒一片真心追求茶花女，卻總誤解瑪格麗特的真情。故事自始至終，兩人都在表述這種心跡。更令人叫絕的是，阿爾芒和茶花女要爭取社會和家庭的認同，把他們不為倫理所容的關系納入倫理的規(guī)范，獲得合法的名分，為此不惜一切代價，只可惜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礙，從而釀成悲劇。
F薩爾塞一八八四年談到《茶花女》時，有這樣一段話：“這個年輕人根本不在乎規(guī)則，也不理睬他所不了解的傳統(tǒng)習慣。他將這個熱辣辣、活生生的故事搬上舞臺，再現(xiàn)日常生活的各種細節(jié)……他卻沒有意識到引入生活細節(jié)的同時，就更新了戲劇的力量，進行了一場變革……這是舞臺上所見到的最真實、最感人的作品之一�！�
正是這種“熱辣辣、活生生的故事”，給了作品以感人的力量和長久的生命力。但小仲馬認為這是要贖的“罪”，要洗滌的“污穢”。他認定《茶花女》的成功是他懺悔的成功。的確，偽裝成純真愛情的放蕩，再加上懺悔的調(diào)解就既能滿足那些有產(chǎn)者的欲望，又符合當時社會的道德觀念了。
然而，小仲馬混淆了，或者根本沒有分辨清藝術(shù)的成功和社會的成功。他錯誤地以為社會的成功就是藝術(shù)的成功�！恫杌ㄅ分笏氖甑奈膶W創(chuàng)作，小仲馬在社會成功的路上步步攀登，不斷地懺悔他的原罪《茶花女》。
四十年社會成功的掌聲和喝彩一旦靜下來，他的眾多作品擺到《茶花女》的旁邊一比，就顯得多么蒼白。
白白懺悔了四十年。
小仲馬仿佛要奪回那四十年，就在一八九五年亡妻之后，他又娶了比他年少四十歲的亨利埃特·雷尼埃。
新婚半年之后，他便去世了。
應小仲馬臨終的要求，家人沒有把他葬到他家在故鄉(xiāng)維萊科特雷的墓地，而是葬在巴黎蒙馬特爾公墓，離茶花女瑪麗·杜普萊西的香冢僅有百米。
這也許是小仲馬的最后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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