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理查德·伯克

人民主權是現(xiàn)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其歷史源流卻少有學者涉及。本書不會妄稱對它的歷史脈絡有完備的探討。這項研究源于一個合作項目，是由從事各個時期研究的學者共同開展的——包括古代、中世紀、現(xiàn)代早期和現(xiàn)代的政治思想。該作并不是對這一學說連續(xù)而詳盡的記述，而是一系列章節(jié)，展現(xiàn)在其演變史中具有重塑作用的重要發(fā)展。

英語中的“主權”（sovereignty）一詞來自古法語souveraineté，該詞源于中古拉丁語表示上級（superanus）的名稱。然而，詞源學的追溯并不能完全達意。試圖解釋這一概念的現(xiàn)代早期作家就有必要將之追溯至希臘與羅馬歷史中的諸多術語。例如，讓·博丹（Jean Bodin）在其1583年的法文版巨著《國家論六書》（又譯《共和六論》或《共和六書》，Les six livres de la Republiqué）的第1卷第8章中，以拉丁語maiestas來解釋法文souveraineté。這個拉丁語詞的最基本含義就是威嚴與權威。比如，在李維（Livy）所著的《羅馬史》中，在談到獨裁權力本質(zhì)上的沖突時，作者用maiestas指羅馬元老院的“地位”（standing）。此外，在西塞羅（Cicero）關于雄辯術的論著《論修辭發(fā)明》（De inventione）中，在對褻瀆君主罪（lèse�瞞ajesté）進行定義時，他強調(diào)，對maiestas的傷害包括了對崇高（amplitudo）、權威（potestas）和尊嚴（dignitas）的損毀。在這個語境下，最高權威將尊嚴和統(tǒng)治權聯(lián)結在了一起。同時，尊嚴也意味著一種終極地位，就像塞勒斯特（Sallust）所述的在導致朱古達戰(zhàn)爭（Jugurthine War）的沖突中，援引羅馬人民的最高權威（per maiestatem populi Romani）。塞勒斯特的這段描述是努米底亞王子阿德赫巴爾（Adherbal）的部分講話內(nèi)容，那時他正在向羅馬元老院尋求支援。阿德赫巴爾強調(diào)，自己的地位是羅馬更高權威之下的行政官（procurator）。他將自己的公民權（ius）和控制權（imperium）都歸于羅馬人民，以此表示自己對羅馬人民的服從。因此，在羅馬共和國和帝國早期的拉丁語中，maiestas可以定義為權威（potestas）、公民權（ius）和控制權（imperium）。所以，博丹等現(xiàn)代早期人文學者開始發(fā)展自身關于權威的本質(zhì)的學說時，對古典用法范圍產(chǎn)生興趣就不足為奇了。

博丹理解主權本質(zhì)的方法同時是古典學的和分析法的。他在古典學方面的興趣促使他探索以往的慣用語的變體，而他對分析法的認可又促使他精益求精地探討以前的這些概念。他指出，主權是一切政治共同體的特征，盡管之前它的確切特質(zhì)并未得到正確理解。因此，這一概念可以在所有語言中找到——比如希伯來語、希臘語和意大利語——盡管早期的法學家沒能解開它所蘊含的意義。博丹認為很有必要強調(diào)一下，希臘人使用過這個概念，雖然如同其他文化一樣，他們也沒能將其始終如一地貫徹下去。古代雅典人的文本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akra exousia”（最高權力）和“kurion archē”（威權統(tǒng)治）這樣的詞匯，在博丹眼中，它們都指向主權的概念。但是他繼而觀察到，盡管希臘人已經(jīng)使用了這一概念，他們依然不完全清楚如何將其繼續(xù)運用下去。正如理查德·塔克（Richard Tuck）指出的，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是對博丹的評論的最佳例證：就像博丹在《解史易法》（Methodus ad facilem historiarum cognitionem）中告訴我們的，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Politics）對主權或最高權力（summum imperium）有過命名，盡管作者在書中“沒有定義”它。這樣，提供確切定義的任務就落在博丹身上。為此，他依照四種普遍需要的特性，對maiestas（或summum imperium）進行了定義：這樣的權力一定是至高的、絕對的、不可分割的和永久的。接著，在《國家論六書》第1卷第10章中，他將主權的“標志”（marques）或者屬性呈現(xiàn)為這些基本特性的必然要求。

博丹認為，主權的所有者擁有的一項最重要的屬性是制定法律的權利。而這項權利尚需進一步說明，因為它不止步于立法本身，還包括宣戰(zhàn)與媾和的特權，以及在國家中選擇最高官員的權利。博丹以這種方式列舉出主權這些特性的主要目的是闡明君主統(tǒng)治的本質(zhì)特征。所以，他重點關注的既不是民主政體，又不是貴族政治。然而，他相信他對君主主權（monarchical sovereignty）的精確概述經(jīng)受得住其他政體形式的例子的檢驗。根據(jù)《國家論六書》中的一篇重要文章，“最高權威”（supreme authority）概念的基礎是臣民與主權者的區(qū)分。這就意味著，一旦主權者表示出任何臣服之態(tài)，主權就會不可避免地淪為笑談。鑒于法國等君主制國家普遍存在從屬管轄權，主權首先體現(xiàn)在從屬權對國王的最高管轄權的服從。博丹認為，通過比較君主政體下的最高權威運作與民主政體下的主權行使，就可以支持這一觀點。因而他將目光轉(zhuǎn)向了雅典和羅馬——昔日兩個“最偉大的共和國”，以此表明最高權力既適用于民主政治制度，也適用于王國。

因此，人民主權同民主政治之間的關聯(lián)由博丹首先建立。不過要認識到，這一現(xiàn)代概念的要素有其古典之源�？掀�·胡克斯特拉（Kinch Hoekstra）在他談論公元前5世紀雅典的開卷第一章中寫道，諸如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和希羅多德（Herodotus）等作家對于至高的、不負責任的、歸屬于人民的統(tǒng)治有著清晰的概念。尤其對于阿里斯托芬來說，如果民眾（dēmos）不服從于他們的領導者，那么領導者就會施行他所稱的“僭主的”（tyrannical）權力。此處的“僭政”（tyranny）可以視為“主權”（sovereignty）的近義詞，因為它也同時是單一的、至高的非問責的。不過之后，當博丹開始考慮最高權力包含的各種權利時，他很仔細地將主權權威的合法使用從僭政中區(qū)分了出來。主權不同于僭政，是一種至高的權利。博丹進一步對菲利普·梅蘭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在僭主的權力本質(zhì)方面的見解提出了批評。在博丹看來，梅蘭希通將主權的“權利”和專權的濫用混為一談。博丹認為，主權不同于僭政，是受上帝規(guī)定的自然法所約束的。因此主權是司法獨立的，但它仍是道德上有所從屬的權力。這就是說，盡管最高權力在法律層面上非問責，但是它對道德法（moral law）負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