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們時代的反智主義

一

雖然這本書主要處理的某些方面，來自美國久遠的過去，但也可以認為它回應了20世紀50年代的政治和思想狀況。反智主義這個詞雖然以前很少聽到，但那十年間成了我們國內(nèi)相互非難和彼此叱責的詞匯中常見的一個。過往，美國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經(jīng)常都因為國家對心智的不敬而垂頭喪氣，憤憤不平，但在這段時期，知識圈以外的大量民眾也都共同關(guān)注這一問題，而這方面的自我批評也演變成了一場全國性的運動，這樣的時代前所罕見。
在那時，人們擔憂批判性的心靈在這個國家中被視如敝屣，主要是因為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引發(fā)了這樣的恐慌。當然，知識分子并非麥卡錫持續(xù)發(fā)難的唯一目標——他在下一盤更大的棋——只不過知識分子正處在受攻擊的火線上。當他們受到打擊時，這似乎令麥卡錫的信徒們格外歡呼雀躍，而且在整個國家中，一大撥不怎么崇高的審查者也不甘落后，盡力效仿著麥卡錫對知識分子和大學的突襲。于是，當麥卡錫連珠箭似的控訴掀起了強烈的惡意和無趣的愚蠢時，就在這樣的氣氛里，1952年的競選又戲劇化地展現(xiàn)了兩派中智識一方與庸俗一方的對立。一方是阿德雷 · 史蒂文森，他的思想和作風在政治家里與眾不同，這引起了知識分子的好感，他的這種吸引力讓近期歷史中的任何事情都黯然失色。另一方就是德懷特 · D. 艾森豪威爾，思想墨守成規(guī)，口齒相當不清，還聯(lián)手了招人厭煩的尼克松；在他發(fā)動競選時，制定選舉基調(diào)的似乎都不是將軍本人，而是他的這位競選伙伴及其政黨中的麥卡錫一羽。
艾森豪威爾決定性的勝利既被知識分子自己，也被他們的批評者視作美國拋棄知識分子的標志。作為輿情周刊，《時代》搖了搖頭，不足為信地做出一副憂心忡忡的樣子。它說，艾森豪威爾的獲勝“揭露了一個令人懷疑已久、觸目驚心的事實：在美國知識分子和民眾之間，有一條懸殊而有害的鴻溝”。小阿瑟 · 施萊辛格在大選后不久就用辛辣的筆調(diào)表示抗議，他發(fā)現(xiàn)知識分子“正處在他這一代人聞所未聞的處境中”。之前，民主黨執(zhí)政的二十年間，知識分子基本上受到理解和尊重，但這之后，商業(yè)又重新掌權(quán)，它帶來了“商業(yè)至上造成的幾乎難以改變的后果——粗俗化”。此時，知識分子被摒棄為“蛋頭”、怪胎，被不需要他或者根本不理解他的黨派所左右；知識分子也成了替罪羊，從所得稅到珍珠港偷襲，一切都是他的責任�！胺粗侵髁x，”施萊辛格論述道，“長久以來就是商人的反猶主義……知識分子……在今天的美國社會中猶如喪家之犬�！�
在新政府運轉(zhuǎn)之后，所有這些情況似乎都得到了充分證實。用史蒂文森的話說，賣汽車的（car dealers）取代了新政派（New Dealers），這讓知識分子及其價值觀受到拋棄這一狀況成為定局—而之前在杜魯門時期，法院里的政客早已給他們蒙上陰影。由此，款待這個國家的就是查爾斯 · E. 威爾遜調(diào)侃純研究的俏皮話，還有艾森豪威爾喜歡把西部小說當讀物的八卦，以及他把知識分子定義為嘮嘮叨叨和自命不凡之徒的說法。但是在艾森豪威爾執(zhí)政時期，國家情緒到達了一個轉(zhuǎn)折點：在共和黨總統(tǒng)面前，麥卡錫分子的怒火燃燒殆盡；這位威斯康星州參議員孤立了自己，他受到譴責，垂頭喪氣。最終，在1957年，蘇聯(lián)發(fā)射“伴侶號”衛(wèi)星這一事件重又激起了美國公眾常常會進行的、如周期性浪潮一般的、對國家的自覺的重新評價�！鞍閭H號”不僅僅給美國的國家虛榮心當頭一棒：它還讓人們尤為關(guān)注反智主義在學校系統(tǒng)乃至整個美國生活中造成的后果。轉(zhuǎn)瞬間，國家對智識的反感似乎不只是恥辱，而且還是危及存亡的風險。之前若干年，國家一直認為它應該關(guān)心的是審查教師是不是忠誠，但現(xiàn)在，它開始擔心教師們的低收入了。這么多年來，科學家們一直在說：越發(fā)受到安全問題的困擾，這讓人失去了搞研究的心氣；而此時，他們卻一下子找到了接納自己的聽眾。抗議美國教育松散懈怠的呼聲之前只有少數(shù)教育批評家吶喊過；如今，電視、大眾報刊、商人、科學家、政治家、海軍將領(lǐng)和大學校長也都紛紛表態(tài)，很快就演變?yōu)橐粓鋈珖�性的異口同聲的自我檢討。當然，所有這些并未立刻打消民間的防備之心，也沒有驅(qū)散在美國生活中作為一股力量的反智主義；甚至在最直接受到衛(wèi)星事件影響的地方，即教育領(lǐng)域，公眾的主導情緒似乎也還是希望多造出一些“伴侶號”，而不是培養(yǎng)更多的知識分子；一些談論教育的新說辭幾乎在建議：要把天才兒童視作冷戰(zhàn)的重要資源。但盡管如此，氣氛還是明顯改觀。在1952年，也許只有知識分子受困于反智主義的幽靈；而到了1958年，大多數(shù)思想健全的人都相信這樣的看法：反智主義是這個國家嚴重的，甚至危險的缺陷。
今天，方有可能冷靜地旁觀20世紀50年代的政治文化。如果說在那時，很容易看到麥卡錫主義，甚至艾森豪威爾政府中存在的，會給公共生活里的知識分子造成滅頂之災的末日之亂，那么如今，這種情況絕無可能，因為華盛頓重又對哈佛教授和獲得過羅茲獎學金的學者禮遇殷勤。如果說在過去，有人質(zhì)疑智識，認為它是阻擋政治或政府成功的令人絕望的障礙，那么現(xiàn)在，毫無疑問，新總統(tǒng)的所作所為必然平息了這樣的疑慮：比如，他對思想有著明顯的興趣，尊重知識分子；他在典禮中的種種姿態(tài)又將這一尊重體現(xiàn)在了國務層面；他青睞有理智力之人的陪伴和建議，尤其是當政伊始，他就計劃長期、仔細地招賢納士。不過曾經(jīng)，人們也過分相信招募這樣的才俊可以徹底改變處理我們事務的作風，但時間的確注定會讓人清醒。眼下，我們來到了這樣一個時刻：知識分子終于能避免夸張的朋黨之見和自哀自憐來討論反智主義了。

二

20世紀50年代的政治亂局和教育方面的爭議使得美國在自我評價時總是把反智的一詞當作關(guān)鍵的形容語；它不顯眼地溜進我們慣用的語言，卻沒得到太多的界定；它通常被用來描述各種不受歡迎的現(xiàn)象。那些突然意識到它的人往往都會設想：反智主義是這種或那種生活領(lǐng)域里的新生勢力，既然它是近期社會狀態(tài)的產(chǎn)物，那么可以預計，它將來也許會達到難以克服的程度。（遺憾的是，美國知識分子對歷史的理解很膚淺；由于現(xiàn)代人長期生活在某種末日災難的陰影下，故而知識分子甚至總會把社會變革中的小旋渦當成潮汐一般。）但是，對于美國歷史的研究者來說，20世紀50年代普遍響起的反智傾向的調(diào)子聽起來并不新鮮，還似曾相識。20世紀50年代的反智主義，并不是第一次在美國露面。事實上，美國的反智主義比我們的國家身份還要古老，而且具有漫長的歷史背景。對這個背景的考察可以看出：在美國，對知識分子的重視并沒有持續(xù)走低，也沒有突然下降，而是經(jīng)受著周期性的波動；此外，也可以看出：在我們的時代，知識分子遭受的怨恨并不表明其地位的降低，反而體現(xiàn)出了他們與日俱增的重要性。我們沒有以任何系統(tǒng)的方式了解上述所有這些內(nèi)容，而且關(guān)于反智主義這一主題，也很少有人對它做過太多史料翔實的思考。大量著作寫的都是美國知識分子與其國家之間曠日持久的爭論，但這樣的作品主要研究的是知識分子眼中的美國，僅僅會偶然地窺及美國眼中的知識界和知識分子。
反智主義之所以沒有被清晰定義，一個原因在于，恰恰是它的模糊性使其能更便利地作為形容語用在爭論中。但無論如何，給它下定義確非易事。作為觀念，它不是一個單一的命題，而是一系列復雜的相關(guān)命題。作為態(tài)度，它通常都不是以純粹的形式存在，而是充滿矛盾——純粹、單純的厭惡知識界或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并不常見。作為歷史問題，如果還是用這個名字，那么它并不是一條恒常不變的線索，而是一股在強度上時時出現(xiàn)波動的力量，它從不同的來源獲取自身的動力。在這本書中，我不想堅持嚴格或狹隘的定義，這樣的定義放在這里并不適宜。一種在邏輯上說得通，但在歷史方面武斷隨意的定義方式，只需要在一組復雜特征中挑選出一個特征，而我認為這種做法并無益處。我感興趣的恰恰是這個復雜體——有著諸多交點的各種態(tài)度與觀念之中的、歷史關(guān)系的復雜體。將眾多我稱之為反智主義的態(tài)度和觀念聯(lián)結(jié)在一起的普遍特征，就是對理智生活以及那些被認為代表這種生活的人抱有的怨恨和懷疑；它也是一種總會貶低這種生活之價值的傾向。這種公認的一般表述，接近于定義，我認為斗膽一試還是有用的。
一旦采用了這種方法，我們就會清楚：在將反智主義作為正式的歷史主題時，其處理方式不可能像處理個人生平、制度發(fā)展、社會運動一樣。既然我研究的是美國人的思想所發(fā)生的環(huán)境和氛圍，那我就不得不使用印象式的手段，借此，人們可以嘗試再現(xiàn)那時的環(huán)境，或捕捉當時的氛圍。
在給出一些我認為是反智主義的例子之先，我還得解釋一下不在我意圖之內(nèi)的內(nèi)容。除了偶然場合之外，我不會處理美國知識分子團體內(nèi)部的紛爭或爭議。美國知識分子像其他地方的知識分子一樣，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時通常都感到不安；他們總是習慣于互相懷疑，甚至相互憎恨，有時他們還用尖酸刻薄、一網(wǎng)打盡的話來評論自己所屬的整個群體。這種內(nèi)部批評很說明問題，也頗為有趣，但并不是我主要關(guān)心的內(nèi)容。同樣，知識分子彼此之間所采取的那種無禮的或考慮欠妥的批評也不是我要關(guān)注的。例如，沒有人會比H. L. 曼肯更鄙視美國的教授階層了；也沒有人會比瑪麗 · 麥卡錫更毒辣地在小說中刻畫其他作家；但是，我們不會因此就妄想把曼肯和威廉 · F. 巴克利通通劃為教授們的敵人，也不會想把麥卡錫小姐和后來的那位同名參議員混為一黨。畢竟，對其他知識分子的批評也是知識分子的重要功能之一，而且每當他這么做的時候，素來都精力充沛。我們也許會希望，但我們難以指望：他能仁慈、優(yōu)雅、中肯地批評其他知識分子。既然知識分子的事務就是追求多元和意見相左，那么，他們有時候很可能會一味斗嘴，我們必須接受這樣的風險。
最后，如果我們不想陷入難堪的境地，那么重要的是，必須弄清楚一點：在本書中，反智主義不同于那種我更愿意稱之為反理性主義（anti-rationalism）的哲學學說。一些思想家，如尼采、索雷爾，或柏格森、愛默生、惠特曼，或威廉 · 詹姆斯，還有一些作家，如威廉 · 布萊克、D. H. 勞倫斯，或歐內(nèi)斯特 · 海明威，上述這些人的思想可以稱為反理性主義。但是，在我使用的“反智”一詞的社會和政治意義上，這些人都不是典型的反智者。當然毫無疑問，眾多反智主義思潮經(jīng)常會引用這樣的反理性主義思想家的觀點（僅愛默生一人就為它們提供了大量的文本）；但是，僅當這些思潮確實這樣做的時候，而且僅僅在最低程度上，高知者的反理性主義才會成為我敘述的一部分。在本書中，我集中關(guān)注廣泛的社會態(tài)度、政治行為，以及中知者和低知者的反應，只會順帶關(guān)注一下表述清晰的理論。最讓我感興趣的就是那些對我們的事務產(chǎn)生了影響的、嚴重抑制理智生活與文化生活或使之貧乏的態(tài)度。有一些例子，是從我們最近的史料中選取出來的，它們或許可以充實定義，補充其細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