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甲午中日戰(zhàn)爭前一年（1893）。此次戰(zhàn)爭以后，國際侵略日加，國勢危殆。1937年七七事變，我國又遭受日寇長達八年之久的入侵。我的大半生恰是在這兩次中日之戰(zhàn)中度過的。
　　我原名煥鼎，祖籍廣西桂林。但自曾祖起來京會試中進士后，即宦游于北方。先父名濟，字巨川，為清末內閣中書，后晉為后補侍讀，其工作主要為皇史成抄錄皇家檔案。先父為人忠厚，凡事認真，講求實效，厭棄虛文，同時又重俠義，關心大局，崇尚維新。因此不要求子女讀四書五經，而送我人中西小學堂、順天中學堂等，習理化英文，受新式教育。這在我同輩人中是少見的。由于先父對子女采取信任與放寬態(tài)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見為止，從不加干涉，同時又時刻關心國家前途，與我議論國家大事，這既成全了我的自學，又使我隱然萌露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而鄙視只謀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漢”①生活。這種向上心，促使我自中學起即對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追求不已。于社會問題，最初傾向變法維新，后又轉向革命，并于中學畢業(yè)前參加了同盟會京津支部，從事推翻滿清的秘密活動。辛亥革命爆發(fā)，遂在同盟會《民國報》任外勤記者，因而得親睹當時政壇上種種丑行。這時我又讀了日人幸德秋水所著《社會主義神髓》，受書中反對私有制主張的影響，因而熱心社會主義，曾寫有《社會主義粹言》小冊子，宣傳廢除財產私有制，油印分送朋友。
　　1913年退出《民國報》，在革命理想與現實沖突下，自己原有的出世思想抬頭，于是居家潛心研究佛典，由醉心社會主義而轉為傾向出世。在此種思想下，1916年我寫成并發(fā)表了《究元決疑論》，文中批評古今中外諸子百家，獨推崇佛法。隨后我以此文當面求教于蔡元培先生，遂為先生引入北大任教。
　　1917年起我在北大哲學系，先后講授“印度哲學概論”、“儒家哲學”等課。此時正值“五四”運動前后，新思潮高漲，氣氛對我講東方古學術的人無形中有壓力。在此種情勢下，我開始了東西文化的比較研究，后來即產生了根據講演記錄整理而成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書中我提出了人類生活的基本方式可分為三大路向的見解，同時在人生思想上歸結到中國儒家人生，并指出世界最近未來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這些見解反映自家身上，便是放棄出家之念，并于此書出版之1921年結婚。
　　隨著在北大任教時間的推移，我日益不滿于學校只是講習一點知識技能的偏向。1924年我終于辭去北大教職，先去山東曹州辦學，后又回京與一般青年朋友相聚共學，以實行與青年為友和教育應照顧人的全部生活的理想。
　　1927年在朋友的勸勉下，我南下到北伐后不久的廣州。在這里我一面覺得南方富有革命朝氣，為全國大局好轉帶來一線曙光，一面又不同意以俄為師，模仿國外，背棄中國固有文化的做法，因此我雖接辦了廣東省一中，但此時更多考慮的乃是自己的“鄉(xiāng)治”主張。依我看來，由于中西文化的根本差異，唯有先在廣大農村推行鄉(xiāng)治，逐步培養(yǎng)農民新的政治生活習慣，西方政治制度才得在中國實施。1929年我在考察了陶行知的南京曉莊學校、黃炎培先生江蘇昆山鄉(xiāng)村改進會、晏陽初先生河北定縣平教會實驗區(qū)及山西村政之后，適逢彭禹廷、梁仲華創(chuàng)辦河南村治學院，我應邀任學院教務長。這是我投身社會改造活動的開端。但因軍閥蔣閻馮中原大戰(zhàn)，開學未滿年而停辦。旋于1931年與同仁赴山東鄒平創(chuàng)辦山東鄉(xiāng)村建設研究院。該院設研究部與鄉(xiāng)村服務人員訓練部，并劃鄒平縣為實驗區(qū)（后擴大為十余縣），實驗區(qū)有師范、實驗小學、試驗農場、衛(wèi)生院、金融流通處等�？h下設鄉(xiāng)學、村學。鄉(xiāng)學村學為政教合一組織，它以全體鄉(xiāng)民或村民為對象，培養(yǎng)農民的團體生活習慣與組織能力，普及文化，移風易俗，并借團體組織引進科學技術，以提高生產，發(fā)展農村經濟，從根本上建設國家。此項試驗在進行七年之后，終因1937年曰寇入侵而被迫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