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一個身處不自由社會的自由女人是一個怪物?身為女人就要有女性氣質?身為男人就要有男性氣質?女人的生理結構決定了她必要作為男性性欲的承受者,必要生育、為人母?金發(fā)、豐滿卻不幸的瑪麗蓮·夢露是堅守貞潔卻慘遭橫死的茱斯蒂娜的后繼者?
2 1740年出生、生來即顯貴的薩德侯爵在獄中寫下了《索多瑪120天》《閨房哲學》等驚世駭俗的色情文學。1940年出生,一生致力于擺脫性別枷鎖、追尋平等兩性關系的安吉拉·卡特,在性解放運動風起云涌的20世紀70年代,寫下了冒犯之作(既冒犯了男人也冒犯了女人)——《薩德式女人》,奉在其作品中凌虐女性的薩德為“道德色情文學作家”。
2 在《薩德式女人》中,卡特并沒有推崇或認同薩德作品中驚人的暴力、性虐和厭女癥。她認為,薩德是在以色情寫作的方式對人類進行極具殺傷性的諷刺,以窮兇極惡的色情批判病態(tài)的兩性關系以及背后那個壓抑的權力社會。他將一個不自由的社會背景下的性關系描繪為純粹暴政的表現。在他筆下野獸般的縱欲狂歡中,施暴者永遠是握有政治權力的人,受害者則是幾乎沒有權力的人。
2 阿爾維托·曼古埃爾在《迷人怪物》中寫道:“如果無論小紅帽怎么做,最終都會躺在狼的床上,她仍有兩個辦法逃脫。一是適應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即薩德的《茱斯蒂娜,或貞潔的厄運》的主旨),二是成為自己命運的情婦(也就是薩德的《茱莉愛特》所說的)。”但卡特沒有陷入成為茱斯蒂娜,還是成為茱莉愛特的兩極困境之中。她強調,《薩德式女人》的核心是關于世界可以怎樣重構;最為重要的權利應是愛與被愛。
摘自 辯論性序言
色情文學作家是女性的敵人,只因我們當代的色情觀念并不包括變化的可能性,似乎我們是歷史的奴隸而非締造者,似乎性關系未必是社會關系的表現,似乎性本身乃如同天氣一般不可變的外在事實,創(chuàng)造著人類實踐卻絕非它的一部分。
在程式化的涂鴉中,陰莖始終堅挺,保持著探究、好奇或肯定的警覺姿態(tài),它仰天翹首、堅定不移。那個洞口則敞開著,一個怠惰的空間,猶如一張等著被填充的嘴;蛟S可以從這一基本圖像衍生出性別差異的整個形而上學:男人渴望,女人除了存在并等待,無所作為。男人積極陽剛,是一個驚嘆號。女人消極陰柔,雙腿之間空無一物,只有零,一個代表虛空的符號,只有當男性原則填入意義才能成就它。
生理即命運,弗洛伊德如是說,誠如斯言,可惜模棱兩可。我的身體不過是極其復雜的組織,即自我的組成部分。涂鴉的解剖學簡化法,即男女之間身體差異的反證法,從我身上抽走了“我”的所有證據,只留下我作為哺乳動物的生命的一個方面。它擴大并簡化了這個方面,然后將其作為我整個人最重要的部分展現出來。所有關于性行為的神話大抵如此,只不過涂鴉讓人們眼見為實。由于純屬天然,它成為表現男女不同性本質觀念最直截了當的版本。面對這一象征,我所自命的任何社會存在皆一無是處。涂鴉把我引回我作為一個女人的神話同類,而作為一個女人,我的象征價值主要是一種忍耐與接受的神話的價值,即一張被拔除牙齒的啞口。
如果女人任由自己借假想的偉大女神來寬慰自己由文化背景所決定的對智識辯論方法的缺乏,她們只是在哄騙自己屈服(男人常用在她們身上的伎倆)。所有關于女人的神話版本,從關于處女貞潔的救贖之力的神話到治愈調解之母的神話,皆是寬慰人的無稽之談,而在我看來,寬慰人的無稽之談似乎是對神話的公正定義。母神是跟父神一樣愚蠢的觀念。如果說女神崇拜的神話復興給予女人情感上的滿足,那么這種滿足是以掩蓋真實的生活狀況為代價的。這也就是神話最初被編造出來的原因。
神話以虛假的共性來減輕特定情況下的痛苦。沒有什么領域比兩性關系對此體現得更充分了。涂鴉從神話的這些虛假共性中獲得了所有的效果,這一性圖像最公開的形式在操作中不需要任何訓練或藝術技巧,卻總會有觀眾。涂鴉對人際關系復雜性的野蠻否定也是一種寬慰人的無稽之談。
如同在所有男女關系的神話圖式中一樣,在涂鴉圖式中,由男人來處置而女人則被處置,正如她在強奸中被處置一樣。強奸是一種身體上的涂鴉,對愛的極度消減,在此所有的人性皆背離了具有性征的眾生。因此害怕強奸不僅僅是身體上對傷害和屈辱的恐懼(害怕心靈崩潰和支離破碎,害怕不僅限于受害者本人的自我喪失或分裂)。由于所有色情直接源于神話,從最粗陋到最復雜的色情男女主人公皆為神話抽象物,是具有維度和容積的人物。這些對原型男女的再現根本無法表現現實男女。
個體本質不僅沒有融入這些原型反而遭到忽視,因為原型的功能便是削弱獨一無二的“我”,轉而弘揚一個共同的具有性征的生命,而后者因其本質實際上并不存在。原型不過是一個高大全的形象,充其量也就是對現實的幻想。
所有原型都是虛假的,但有些原型比其他原型更具欺騙性。性別差異是不爭的事實,但陽剛之氣和陰柔之氣的行為模式與之無關,且僅部分源于這一差異,這兩種行為模式皆是受文化制約的變量,共同語把它們轉化為共相。這些原型只會混淆主要問題,即兩性關系是由歷史決定的,是由女人在經濟上依附于男人的史實決定的。這一史實而今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過去,即使在過去也只在某些時期適用于某些社會群體。如今,大多數女人婚前婚后及離婚后都在工作。盡管如此,人們依然對女人經濟不獨立的虛構信以為真,而且據此想當然地認為女人情感不獨立乃萬物自然秩序所固有,從而以此安撫女人接受低工資。她們在工作,卻眼看著收入微薄,因此她們斷定自己根本不能真正工作。
然而,這一對現實經驗的混淆(我從自我經驗中獲知為真者卻非如此)在原型的虛幻愛撫中最明顯。世世代代的藝術家想方設法使之顯得如此誘人,不少女人受幻想哄騙,心甘情愿地忽略自身反應這樣的明證。
在這些美麗的邂逅中,任何一個男人都可能偶遇任何一個女人,對他們的交媾來說,他們的個性遠不及他們的性別事實本身來得重要。在第一次觸摸或嘆息中,他(她)立馬被歸入大同。(當然,她幾乎不靠近他;那可不是完滿幻想的一部分。)當她躺在一個男人身下的時候,她當即戲劇性地成了一個女人,她的順從便是他男子氣概的頂峰。在勃起之前,為了顯示自己的謙卑,一個男人定會跪著接近一個女人,正如他接近神靈一樣。正是這種美妙的思想一直困擾著猶太教和基督教文化中的性史,幾乎引起了與性愛即罪的觀念不相上下的困惑。
將男人和女人表現為男性和女性,他們特殊的個體存在也就沒有了。這些歪曲的場面把我們的性生活從這個世界移開,從觸覺經驗本身移開。情侶們迷失在否認而非超越現實的隱私空間之中。這一行為絕不會讓他們滿足,因為它對他們的生活毫無影響。它出現在宗教儀式的神話夢幻時分。
然而,我們的肉體如世間一切事物一般,離開歷史,抵達我們自身。我們可能以為自己性交時剝去了社會欺詐。在床上,我們甚至覺得自己觸摸到了人性自身的基巖。可是我們上當受騙了。肉體并非無法簡化的人類共性。盡管愛欲關系似乎獨善其身地自由存在于資產階級社會扭曲的社會關系中,實際上,它卻在所有人類關系中最具自我意識。兩個人正面交鋒,他們床上的動作完全由他們床外的行為所決定。如果一個性伴侶在經濟上依附于對方,那么性脅迫和合同義務的問題就會在愛巢露出其丑惡的嘴臉,而且必然會影響愛意的性表達本質;榇沧鳛槎惚苁澜绲谋幼o所尤其具有欺騙性,因為所有的妻子必須按合同性交。妓女至少還會像模像樣地當場拿到交易款,幾乎不會對沒有社會認可做偽飾的受雇身份抱有幻想并自吹自擂?墒菍λ齻兎⻊盏男枨笤谙陆担蛟谟谄渌饲秩胨齻兊念I土來尋找一種新近得到認可的性快感。這一時期,淫亂濫交似乎是自由交換的唯一類型。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無論多么明顯地無厘頭,沒有一張床能免于現實生活非普遍化的事實。我們并非單單成雙成對地上床,我們所處的社會階層、我們父母的生活、我們的銀行存款、我們的性期待和情感期望、我們的全部履歷(我們獨一無二的存在中的所有雞零狗碎)所合成的文化輜重還會拖累著我們,即使我們對此緘口不言。在我們把伴侶弄進臥室之前,這些考量因素早就限制了我們對伴侶的選擇。在博馬舍的《費加羅的婚禮》中,伯爵夫人不可能考慮跟她丈夫的仆從上床,即使他顯然是現成的最佳人選。在苗頭出現之前,對社會階層的考量就審查了伯爵夫人和費加羅之間性吸引的可能性。如果這一習俗限制了伯爵夫人的活動,那么它并不影響她丈夫的行動,他欣欣然在密謀誘奸自己仆從的妻子。在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嘯山莊》中,如果中產階級出身的凱瑟琳·恩肖想跟希斯克利夫同床共枕(后者身為棄兒身世可疑),凱瑟琳不但必須壓抑這種欲望,而且還要為此念頭付出被社會認可的腦膜炎和早逝的代價。我們的文學就像我們的生活一樣不乏各色男女,尤其是女人,出于對階級、宗教、種族和性別本身等因素的考量,她們否認了性吸引和愛情的現實。
階級決定了我們對伴侶的選擇和對體位的選擇。害怕、羞恥和拘謹迫使窮人和無知者黑燈瞎火地交媾。顯而易見,性行為的復雜成熟度是教育的副產品。在寒冷的氣候條件下,情侶原始的赤身裸體是中產階級的現象。在北方的冬天,赤裸裸的情侶必須付得起臥室的取暖費才行?刂坡泱w曝光的禁忌進一步由更寬泛的文化考量所決定。日本人裸體混浴了好幾個世紀,世世代代的日本情侶穿著和服性交,即便在濕熱的夏天也不例外,甚至連發(fā)髻上的發(fā)梳也不摘除。還有一個復雜之處,他們并不欣賞裸體的情色,而是以令西方人忐忑不安的溫和坦然相互觀看裸露的生殖器。
生育控制是性教育和官方法規(guī)的副產品,這類法規(guī)與廉價或免費避孕法的普及有關。即便如此,一個窮女人會發(fā)現自己被做了絕育手術,而她當時想要做的不過是一次人工流產。她無法掌控自己的生育,她的能力被社會管理者永久拿走了,他們早就認定貧窮即愚蠢,而一個窮女人根本不會有自己的想法。
五芒星這張床上神奇的隱私本身可以僅用金錢買下。隱私的缺乏會限制性行為的復雜成熟度,而在滿是孩子的房子里,隱私是奢求不到的。
給這些社會經濟的考量平添一份羞恥、憎惡與德行的猶太基督教遺產,居于原初的沖動和對自我最基本的首肯之間;這種文化中的人竟然能學會性交可真是一個奇跡。
肉體走出歷史,來到我們身邊,掌控我們肉體經驗的壓抑和禁忌亦如此。
【作者簡介】
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英國女作家,憑借《染血之室》《馬戲團之夜》《焚舟紀》《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明智的孩子》等新穎無畏、獨樹一幟的作品,成為一代人的偶像,被薩爾曼·魯西迪、伊恩·麥克尤恩、石黑一雄、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等大作家擁戴為一代文學教母。2008年,《泰晤士報》將她列為“1945年以來50位偉大英國作家”第10位。時至今日,她仍是女性主義的象征。
【譯者簡介】
曹雷雨,女,四川人,文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外文學院英文系教授。近年致力于文學作品和藝術圖書翻譯,已出版譯著十余部。譯有安吉拉•卡特的長篇小說處女作《影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6)。
姜麗,女,山東人,蘭州大學英美文學專業(yè)碩士,瑞士伯爾尼大學語言學博士。長期在高校從事英語教學工作,有二十多年的翻譯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