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記

這本來是一個戲劇故事，我寫了很長時間，也改了很長時間，搬上舞臺后，演出效果連我自己都沒想到，能贏得那么多掌聲和熱評，甚至包括時尚的網(wǎng)絡，也都跟著加熱、傳熱，確實讓一個寫作者受到了堪稱熱切的鼓舞。在短短兩年多、二十幾個省市的數(shù)百場巡演中，最大的觀眾群是當代大學生。他們利用微信、微博隨看隨發(fā)的即興評論，為這個戲奠定了“民間”認同的基礎，這種認同與主流聲音匯合后，更顯出讓人放心的評價真實來。

我之所以要把這個故事寫成長篇小說，是因為在這部戲的構思剪裁中，十分不舍地割去了很多有意味和有價值的東西，因為戲劇的長度總是被控制在兩個小時多一點，過了這個時間段，再文明的觀眾，也得考慮脊柱和屁股的物理抗議，因而，在戲劇文本尚未完成之時，我就一直有伺弄小說彌補缺憾的沖動。

我不知多少次說過，寫這個故事，源自我居住的西安文藝路的那個農(nóng)民工群體。他們也可能天天都不是昨天的那幫人，但那種形態(tài)，在我眼中，又分明是好多年都沒有改變的一個古舊群落。這是一個自發(fā)的勞務市場，所謂自發(fā)，就是政府并不希望他們這樣一日一兩千人發(fā)散式地占據(jù)著半邊街道，任喇叭喊、人驅趕地揮之不去。有時下硬手，也見驅趕者把現(xiàn)場能清理得一干二凈，可過幾小時，那地方又會人頭攢動，聚成一個又一個渦流，在與驅趕者躲貓貓，捉迷藏，打巷戰(zhàn)、游擊戰(zhàn)。久而久之，這個市場也就繩鋸木斷、水滴石穿、鐵杵磨成針地頑強生存下來了。

我開始細心關注他們的生活，應該是在這個市場存活十幾年后的事了。我家也請他們干過活兒，話都不多，很難問出點什么來。城市人對他們在盡量封鎖著很多秘密，其實他們對城市人也從不想敞開信任的胸懷。埋頭干活，低頭吃飯，餃子一人能吃一斤六兩，干完活拿錢走人。動作都很機械、畏縮，哪怕是瞞著年齡的十幾歲的打工孩子，幾乎都感覺不到一顆活蹦亂跳的心的搏動，這是我對他們最初的印象。但我總覺得他們有故事，有很多鮮活的、感人至深的故事，能對我的戲劇創(chuàng)作生命有所破題和幫助。何況自己近二十年來每天從他們身邊走過，總有一些情結，想弄懂一點他們的心思。這樣，我放下了手頭正研究的司馬遷、唐玄奘，他們都是我準備搬上舞臺的歷史人物，端直走進當下，在西安好幾個農(nóng)民工集散地，開始了可以叫作深入生活的采訪工作。

在西安西八里村，我先后訪問過數(shù)十戶人家，有些是當?shù)氐陌才�，有些是私下串訪。只有深入進去，觸摸到了那一家一戶、一攤一店地形復雜的生存河床，才能真實感受到這個特殊群落的人性溫度與生命冷暖。很難想象，一個當?shù)鼐用駜H三千多口的東、西八里村，竟然居住著近十萬農(nóng)民工和在附近上學的大學生。還有一個叫木塔寨的村子，一千五百多口所謂土著，卻容納了五萬多農(nóng)民工的密集充塞。每到上下班時，所有進出口，都有一種面臨出海與入�？诘母杏X。人流放膽恣肆地汪洋著，永遠也無法測出廣度與深度，就像在一張張木訥表情背后，永遠也測不出他們內心的廣度與深度一樣。在巷內，人與人之間的進退避讓，是需要提氣收腹、側身打轉的。有些租房，床是錯落無序的疊加狀態(tài)，一家?guī)卓跀D在一個四面不透風的也叫房的密室中，即使外面陽光當頂，進房不開燈，也是伸手不見五指的。我曾經(jīng)問過幾個農(nóng)民工的性生活問題，他們總是羞于開口，問得多了，也會抖摟兩句：累得要死半活的，哪還有心思朝那兒想。其實更多的，我覺得是沒有條件，不是集體租房，就是舉家遷徙而來，在一間房里，胡亂疊架幾張板床，哪里還容許弄出那種“失卻人倫”的響動來呢。

我的故事主人公羅天福，帶著一家四口，就住在這樣一個環(huán)境中，開始了他們的西京故事。羅天福進城打工，完全是為一雙兒女上大學的學費在勞碌奔波。當兒子由信心滿滿進城，到徹底絕望，自沉數(shù)千米深的礦井，意欲逃離現(xiàn)實，自毀人生長城后，這個故事的殘破，就拽起了一嘟嚕一嘟嚕的家庭與社會難題。而像羅天福這樣的家庭故事，還帶有很大的普遍性，這就是我要反復講述這個故事的原因。

我在寫城市農(nóng)民工，隨之與他們產(chǎn)生對應關系的各色人等，也就不免要出來與他們搭腔、交流，共同編織一種叫生活的密網(wǎng)。我在這個城市生活了二十五年，到現(xiàn)在也不敢說就融入了這個城市，但我在努力與他們交往。我把這種交往認知，也都付與了這里面的故事和人物。這部作品因為涉及教育問題，因此，大學校園也就成了不得不反復涉足的地方。我那在大學讀研的女兒，總是會在我寫出的這些段落里面，增添進她認為更真實的資料，并且提供了大量屬于他們這個年齡段的時尚語匯與生活細節(jié)。妻子也會在城市平民生活狀態(tài)中，幫忙找到更真實的生命情感鋪陳。

城市與鄉(xiāng)村，永遠都是兩個相互充滿了神秘感的“不粘鍋”營壘，城市人偶爾會向往田園風光，但終究是去轉一圈，對鄉(xiāng)村的親戚發(fā)幾聲嗲、拍幾張照片、發(fā)幾條微信就拍屁股走人了事，那種驀然回首，那種驚詫和愛憐，始終充滿了居高臨下的優(yōu)越感。而鄉(xiāng)村人對城市既充滿好奇，又充滿了恐懼、茫然與不安，幾乎不知道攤得那么大的煎餅，該從哪里下口。上了年歲的人，轉一圈，新鮮一下，就能找到一百條理由急于逃離，只唯恐撤退的速度慢過了心理與生理的最后承受能力。唯有年輕人，才染了紅發(fā)、黃發(fā)、綠發(fā)和彩色指甲，穿了迷你裙，背了假名牌包，盡量嘗試著外表的時尚、接近與亂真，一次次向城市的中心地帶抑或主流舞臺沖去，但最終還是被心理與實際距離，阻擋在了一個又一個城市的邊緣，甚至灰色地帶，做著一個又一個欲罷不能的夢。羅天福與他的兒女，都面臨著這樣的生存與精神困境，其實，我們誰又不面臨這樣走向各自的現(xiàn)代的困境呢？他們在努力往出走，并且不希望以變形的人格獲取幸福，因而，他們便付出了更大的人生艱辛，以持守做人的本分與尊嚴。

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城市與鄉(xiāng)村“二元結構”的打破與融會貫通，將是一個長久的話題，因此，鄉(xiāng)村的羅天福們，包括他們的后代，還無法回避這種融合中的精神撕裂甚至肉體的植皮、切腹、

換肝……

故事沒有結尾。

陳　彥 　　　

2013年4月30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