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世說新語》是一部文史名著，它是由南北朝時期·宋臨川王劉義慶及其幕下文士陸展、袁淑等人共同編撰而成的。這部書主要記載了東漢末年至劉宋之初的人物軼事及其言行舉止，其中主要是兩晉時期的名士言行。魯迅說：“《世說》這部書，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的）教科書�！保ā吨袊�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當然，名士的文采風流是與時代環(huán)境密切相關(guān)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分裂時期，社會動蕩不安，人民流離失所，然而，這樣殘酷的社會環(huán)境何以能醞釀出令人無比企羨的“魏晉風度”呢？

“魏晉風度”的濫觴應(yīng)該追溯至東漢。東漢末年，統(tǒng)治階級日益腐朽，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派系之間的傾軋錯綜復雜。外戚勢力和宦官集團你爭我奪，展開了激烈的斗爭。漢殤帝時，宦官勢力開始膨脹，逐漸形成了一個頑固惡劣的政治勢力。他們本在內(nèi)廷伺候帝王、皇后，是皇室的仆從，如今卻反過來挾制甚至廢立皇帝，賣官鬻爵，謀奪私利，非常腐敗，這令滿朝正直士大夫大為不滿�；浮㈧`時期，外戚聯(lián)合外廷官員和民間聲望很高的士人，打擊宦官勢力，不但沒有成功，反而遭到了宦官集團的迎頭痛擊，爆發(fā)了“黨錮之禍”（禁錮不準做官）。

與此同時，地方上土地兼并嚴重，官員貪腐，賄賂公行，平民百姓不僅流離失所，還要負擔更加沉重的苛捐雜稅和繁重的徭役、兵役，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熱之中。最終，以張角太平道為主導的黃巾起義爆發(fā)，中原地區(qū)，征戰(zhàn)四起。為了平息叛亂，各地軍閥擁兵自重，相互攻伐，經(jīng)過幾十年的兼并，最后形成了魏、蜀、吳三大政治軍事集團鼎立的局面。三國之中，曹魏占據(jù)優(yōu)勢對后代歷史影響最大。

由于軍事斗爭的需要，各個集團大量選拔人才。選人標準也因現(xiàn)實政治、軍事環(huán)境的變化而有別于漢代。漢代以察舉制選拔人才，察舉的科目有孝廉、秀才、賢良方正等，這種制度以地方官推薦的方式選拔，內(nèi)容以德行為先，學問以經(jīng)學為主。但德行為先的標準顯然不適用于變幻莫測的政治、軍事斗爭，于是曹操以“唯才是舉”為核心，開創(chuàng)了新的用人觀念。他在發(fā)布的求賢令中說：“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贿M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yè)，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yè)矣。”（《敕有司取士勿廢偏短行》）“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zhàn)；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zhì)，或堪為將守；負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shù)；其備舉所知，勿有所遺。”（《舉賢勿拘品行令》）一些操行有缺的人物但有用兵治民之術(shù)的人如賈詡、許攸、楊沛等，被曹操提拔重用。這種務(wù)實的用人思想瓦解了漢代的價值觀念。

盡管曹操推行新的用人觀念，壯大自己的勢力，但不容忽視的是，當時一大批人才出自世家大族，如潁川荀氏，而世家大族是舊有價值觀念的維護者。曹操為了鞏固和擴大統(tǒng)治基礎(chǔ)，一方面打擊不愿親附自己的名士和門閥，先后殺掉了邊讓、孔融、崔琰等大族名士，另一方面又盡可能地容忍和駕馭歸順的豪強士族如潁川荀氏、陳氏、陳留阮氏、河內(nèi)司馬氏等。曹操去世，曹丕尚能繼承其父的人才觀念，但對世家大族的讓步更為明顯，例如推行九品中正制，這是一項向士族傾斜的人才選拔制度。在這種選拔制度中，中正官首先給人定“鄉(xiāng)品”，然后朝廷再根據(jù)“鄉(xiāng)品”授官，然而中正官都由士族人物擔任。到曹魏后期，世家大族勢力蒸蒸日上，以司馬懿為首的世家大族逐漸在政治上占據(jù)了上風。司馬氏集團與曹魏宗室勢力形成對峙，并最終取代曹魏，建立了晉朝。

漢魏時期，在選賢任能思想的鼓蕩下，人物品評的風氣大盛。一部帶有總結(jié)性質(zhì)的品鑒人物才性的著作劉劭《人物志》，便在這個時候產(chǎn)生了。才，即才能；性，即道德。重“才”還是崇“性”，人們思想上的分野差不多體現(xiàn)了他們政治上的傾向。在才性論中，傾向于司馬氏的有傅嘏、鐘會等人，他們主張才性“合”或“同”；依附曹魏的何晏、李豐、王廣等人則主張才性“離”或“異”。才性之辨是正始時期的代表性論題，它既是士人在思想上的激烈交鋒，也是司馬氏和曹魏宗室兩派對壘森嚴的表現(xiàn)。在這一時期，何晏、王弼為尋找合理的政治制度而開始在哲學思想上尋求突破，他們揚棄名教中的各種觀念，轉(zhuǎn)而向“三玄”（《老子》《莊子》《周易》）取資，討論有無、言意、情性等問題�！靶�學”由此萌動并勃然而興，創(chuàng)造了一個思想解放的高潮，史稱“正始玄學”。

晉朝是在陰謀篡奪和殘酷殺戮中產(chǎn)生的，但司馬氏政權(quán)表面上仍然號稱是名教的守護人，宣稱以孝治天下。在虛偽名教的掩蓋下，司馬政權(quán)大肆屠戮異己，何晏、夏侯玄、毋丘儉、諸葛誕等名士相繼被殺害。這種先天的丑惡性使得司馬氏政權(quán)很難得到正直士人的認同，很多士人因此抱持著不合作的態(tài)度。魏晉之際興起的“竹林七賢”便是如此�！爸窳制哔t”不愿與當權(quán)統(tǒng)治者同流合污，他們常聚集于竹林之中，飲酒嘯歌，不拘世俗禮法，灑脫任誕而風流自賞，是魏晉風度的典型代表，受到后來士人的追慕與贊賞。其中的阮籍、嵇康始終推崇老、莊之學，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特別是嵇康，對司馬氏政權(quán)深惡痛絕，他以犀利的文筆揭露了司馬氏的偽善，公然宣稱“每非湯、武而薄周、孔”（《與山巨源絕交書》，湯、武、周、孔代表著人倫禮教），直擊其要害，最終被冠以“言論放蕩，害時亂教”的罪名而被殺害。阮籍也是借酒自晦，以此婉拒司馬昭聯(lián)姻之意�！爸窳制哔t”是玄學發(fā)展的第二個階段，“聲無哀樂論”“養(yǎng)生論”等是這個時期重要的玄學議題。

儒學作為維護皇權(quán)的正統(tǒng)思想不可能完全被推翻，西晉時期，司馬氏政權(quán)有意重興儒學，但士人們對大一統(tǒng)政權(quán)的向心力已漸消失。早已形成的玄學思想已經(jīng)是如風靡草，無處不在。玄學作為新興的思想，在自身發(fā)展上仍有相當?shù)幕盍�，在這樣一個混亂的時代，玄學家在進一步思考自我、物我、天人等關(guān)系。由于缺乏正面的道德形象和積極的政治理想，司馬氏政權(quán)也不得不妥協(xié)，在平定東吳之后，晉武帝更是雍熙自逸，對大臣放任縱容。西晉朝廷上下彌漫著不是為新政權(quán)效力、建立功業(yè)的積極向上的清新氣氛，而是貴戚大臣貪冒權(quán)勢、炫耀財富、腐敗奢靡等惡濁風氣。這些又助長了任誕之風的盛行，以“八達”“八伯”為代表的中朝名士群體逐漸形成。正始時期興起的清談也由早期的思想探討轉(zhuǎn)向虛浮空蕩。東晉史學家干寶描述當時的社會曰：“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jīng)，談?wù)咭蕴摫�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jié)信，進仕者以茍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悠悠風塵，皆奔競之事；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保ā稌x紀總論》）朝野上下虛誕浮華之風與治國理政要求務(wù)實的思想背道而馳，并最終導致了西晉政權(quán)的崩潰。

西晉王朝在“八王之亂”中傾覆，中原的衣冠士族倉皇南渡，與江東士族聯(lián)合，重新建立了東晉政權(quán)。世家大族再一次顯示出雄厚的實力，與皇室平分政權(quán)，形成了“王與馬，共天下”的共治局面。以皇權(quán)為中心的大一統(tǒng)政治被打破，以皇權(quán)為核心的名教被摧毀，儒學、玄學、佛教、道教思想都進入士人的視野中，形成了多元共存的格局。玄學經(jīng)歷了何晏、王弼的貴無論，裴的崇有論，最后在郭象處綰結(jié)，在哲學思辨上，已經(jīng)達到了相當充分的程度。逮及東晉，傳統(tǒng)玄學論題的深度難以在原來的思路中進一步推進，于是轉(zhuǎn)而吸收佛、道二教思想，別開生面，并在審美領(lǐng)域大放異彩。這一時期，佛教和道教在士人階層中逐漸盛行，玄學思想也愈來愈多地融入了佛、道二教的義理和思維，豐富了自身的內(nèi)涵。此外，由于個性人格的張揚和山水美的發(fā)現(xiàn)，士人的審美思想逐漸獨立且得到了極大的發(fā)展。人格風神、山水自然、藝術(shù)作品，都作為獨立的審美對象而存在。玄學不僅為士人開出了智悟的境界，也開出了審美的境界。

以上是漢魏兩晉時期，思想變化的大體脈絡(luò)，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漢魏之際，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以及認識論都有一個很大的轉(zhuǎn)變，這種歷史轉(zhuǎn)變造就了這個時代思想的豐富性，為多姿多彩的魏晉名士張揚個性提供了必要的條件。當然，促成魏晉風流形成的因素還有很多，例如豪族莊園經(jīng)濟制度，它為士族奠定了堅實的經(jīng)濟基礎(chǔ)，也為士人奉行別樣的人生路徑和藝術(shù)創(chuàng)作提供了物質(zhì)保障。例如私人部曲之制，它允許士族保有一定的私人武裝力量，這讓士族不僅在地方上擁有強大的影響力，還能在中央政權(quán)中擁有發(fā)言權(quán)，獲取一定的獨立和自由。又如九品中正制，它向士族集團傾斜，優(yōu)先保證士族參與政治的利益。西晉著名詩人左思說：“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詠史》其二）漢魏之際，一些寒庶之人在仕途上還有機會得到很高的官職，兩晉而下，社會等級愈益森嚴，他們則只能沉淪下僚。這些內(nèi)容在《世說新語》中都有反映和體現(xiàn)。

《世說新語》被后人稱為“人倫之淵鑒，言談之林藪”。該書按照三十六個門類，分別輯錄了一千多個條目，各自獨立，又統(tǒng)一于一體，共同展開了魏晉士人的生活畫卷。首四門分別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源出于《論語·先進》中的“孔門四科”，其中記載了大量忠孝仁愛的人物事件。由此可見，儒學一統(tǒng)的觀念雖被打破，但孔子的地位依然被架得很高。四門而后是“雅量”“識鑒”“賞譽”“品藻”“容止”“傷逝”“任誕”等篇，體現(xiàn)了魏晉時期人物品藻的特征，即以士人的才智思理、情感氣度、言談舉止等為對象進行純粹的審美。三十六門的排列，大致是褒揚在前，貶抑在后。在“任誕”之前，多記述具有正面價值的內(nèi)容，條目較多。自“簡傲”以后，大部分為貶抑性的內(nèi)容，條目相對較少。此三十六門幾乎包含了當時士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尤其是在人物品藻和玄風影響下士人的審美趣味。下文我們主要談?wù)勥@本書所體現(xiàn)的魏晉士人的審美追求和他們推崇的價值理念。

魏晉士人的審美對象主要表現(xiàn)在人物美、語言美、藝術(shù)美和山水美幾個方面。

一、人物美。魏晉時期，士人擺脫禮法的束縛而直接欣賞到的便是個性人格之美。既有對外在容貌、言行舉止的品鑒，也有對內(nèi)在的才器風度的傾慕。書中《賞譽》《品藻》《容止》等篇內(nèi)容相對集中。如王戎形容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容止》）”“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丑，亦復效岳游遨，于是群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保ā度葜埂罚┐祟愑涊d，不甚枚舉。由此可見當時社會，從上至下，人們對容止儀表十分關(guān)注。關(guān)于內(nèi)在的品質(zhì)，例如裴楷“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見鐘士季，如觀武庫，但睹矛戟。見傅蘭碩，江靡所不有。見山巨源，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賞譽》）。還有關(guān)于謝安的記載，謝安無論是在海浪中游玩嬉戲，還是晉謁內(nèi)蘊殺機的桓溫，抑或是收到關(guān)乎東晉生死的淝水之戰(zhàn)的捷報，都表現(xiàn)出“意色舉止不異于�！睔舛�，舉止安詳，從容不迫，令人景仰。大體而言，魏晉之人崇尚的是明亮光潔的儀容、優(yōu)游不迫的行為和淵雅深沉的氣度。

二、語言美。玄學的興盛促使了士人思辨的活躍，雄辯之趣、辭藻之美因此倍受關(guān)注，這在晉人清談之中多有反映�！妒勒f新語》中記載了多次清談活動，其中一次是著名的洛水之會。裴辨名析理，言辭袞袞不竭；張華論《史》《漢》之事，美妙動聽；王衍、王戎論古今人物，超超玄著。言談中名士各標風致，出言玄遠，辭采可聽，聽者享受其中，充滿了審美的愉悅。又有一次是在王衍家舉行諸婿大會。名士悉集，郭象向裴遐挑戰(zhàn)辯論。一方是口若懸河，攻勢凌厲，一方是水來土掩，從容不迫。二人往復，四座聽眾皆咨嗟贊嘆。王羲之曾與高僧支遁談?wù)摗肚f子·逍遙游》，支遁“才藻新奇，花爛映發(fā)”，使得王羲之流連于其中，不能自已。

伴隨著士人清談活動而生的是文學語言美的發(fā)現(xiàn)。陸機說：“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文賦》）潘岳之辭“爛若披錦”；郭璞之詩讓人“神超形越”；孫綽作賦，擲地能作金石聲；支遁講論，“才藻新奇，花爛映發(fā)”，這些都是士人對語言美的體驗。

此外，語言的音韻之美亦為世人所欣賞。玄談中，裴遐談吐清暢，其音激揚有如琴瑟之響，輕重急徐，自有一番風韻。在詩文吟誦上，也有袁宏在大江清風朗月之夜對月吟詠；有王胡之于謝安坐中吟詠《九歌·少司命》“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云旗”，沉浸于無人之境。這種對文字如對音樂的聽覺欣賞促使人們發(fā)掘漢語的音韻之美，豐富了人們的感官體驗和文學藝術(shù)的情趣，也為后來詩律的產(chǎn)生做好了鋪墊。

三、藝術(shù)美。魏晉時期的士人多才多藝，大多數(shù)都是名傳后世的藝術(shù)家，在音樂、書法、繪畫等領(lǐng)域都有很高的造詣。阮籍善嘯，嵇康、阮咸善琴，鐘繇、韋誕、王羲之、王獻之善書法，顧愷之善畫，等等。對于藝術(shù)美的關(guān)注亦是這個時代士人獨特的風貌。他們不僅具有很高的藝術(shù)成就，還提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藝術(shù)思想，如嵇康的“聲無哀樂”，顧愷之的“傳神論”“以形寫神”“遷想妙得”等思想。對于藝術(shù)美的體驗，還使藝術(shù)突顯于其他一切政治、經(jīng)濟環(huán)境之上，從而表現(xiàn)出獨有的妙境�！度握Q》篇中有：“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于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diào)。弄畢，便上車去�？椭鞑唤灰谎�。”二人皆只為藝術(shù)相交，王徽之得以欣賞，桓伊得以自足，二人沉浸于藝術(shù)佳境之中，擺脫了世俗禮儀的拘執(zhí)，以對藝術(shù)的深情互成默契。

四、山水美。魏晉士人向內(nèi)開掘了人格美，向外也發(fā)現(xiàn)了山水之美，并把它與人格之美聯(lián)系起來，創(chuàng)造了新的意象蘊涵。晉人縱情山水，企慕虛靜。西晉時期有石崇金谷園詩會，東晉時期又有著名的蘭亭雅集，士人希望在山水之中獲得精神上的慰藉。他們以真情對之，感嘆“鳥獸禽魚自來親人”；以玄思對之，在泓崢蕭瑟之間獲得“神超形越”；亦以佛理對之，山水皆有靈�！度葜埂菲�中的諸多品題，如目夏侯玄“朗朗如日月之入懷”，嵇康“巖巖若孤松之獨立”，王恭“濯濯如春月柳”等。物態(tài)、風景被賦予了人的風神。顧愷之為謝鯤作畫，他說：“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巧藝》）人的品格與山水審美結(jié)合，主客體之間形成了圓融的交流與映照。

魏晉名士的審美活動主要集中體現(xiàn)在以上四個方面，透過這些審美現(xiàn)象，我們能夠很明顯地感受到魏晉士人獨具特色的思想旨趣。

首先，“真率”是魏晉士人最看重的品質(zhì)。晉人不拘禮法，其實是不執(zhí)著于表面的禮儀，他們在內(nèi)心里并沒有喪失道德意義上的真性情、真精神。如當時為文俗之士所嫉恨的阮籍。他在母親葬禮上喝酒吃肉，卻在母親下葬之時“吐血數(shù)升，廢頓良久”；他好飲酒，曾因校尉營廚存有好酒這一單純原因而求為步兵校尉；他與嫂子親見告別，只道“禮豈為我輩設(shè)邪”；他于鄰家酒館美婦之側(cè)醉飲而臥，有酒色之情而心無邪思。阮籍傲然于禮法，向往精神的絕對自由與超脫，將生命最本真的一面呈現(xiàn)給世人，同時也揭露了當時名教虛偽的面紗。這種任性自然之行為內(nèi)蘊著真純之性情，是晉人所推崇的。

其次，魏晉士人特別強調(diào)和肯定自我價值。魏晉士人在人格上擺脫了漢代儒家思想的禮法束縛，表現(xiàn)出對自我價值的發(fā)現(xiàn)與肯定。《品藻》篇記載桓溫與殷浩相談，殷浩政治才能和權(quán)勢雖不及溫，卻堅持“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人所熟悉者莫若自我，深愛者也莫若自我，殷浩不愿屈己從人。這正是士人從漢代僵化的天人感應(yīng)的思維模式中跳脫出來對個性關(guān)注的結(jié)果。我就是我，他們希望獲得個體的自由，尊重自己，活好自己。東漢末年，人物品藻風氣開始興盛，影響了一個時代。其對于人物全幅生命的鑒賞，基礎(chǔ)便是對個性人格的肯定。士人親己愛己，鑒賞個性之美，向往個性自由，這也是士人在當時環(huán)境中所堅持的理想人格境界。

再次，魏晉士人精神具有濃郁的傷逝之感。晉人的傷逝之情源于他們對于人生和世界的留戀與徹悟。在探究自然萬物的同時，也更多的從當下人生出發(fā)，對生活、生命、藝術(shù)產(chǎn)生諸多反思。東晉時期有一位風流標望的名士王恭，在服食五石散后行散，漫步至其弟門前，猝然便問古詩中哪句最好，不等回答就吟出他最欣賞的佳句“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這也許是他行散時一路思索，體悟生命無情流逝的真諦。在漢末魏晉時期，士人飽受戰(zhàn)爭、瘟疫、政治禍亂的磨難，常有人生短暫、變幻無常之感。對于生命的感嘆是晉人最不能自已的深情。這種深情有時化為衛(wèi)玠面對家國破敗的“百端交集”之感，有時化為新亭諸子的“克復神州”之志，有時又是桓溫面對十圍之柳的“人何以堪”的喟嘆。南北朝著名文學家庾信就曾在《枯樹賦》中敷演了桓溫撫柳的語句：“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逢搖落，凄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在這些反復的嗟嘆之中，對死亡的哀慟和對逝者的留念表現(xiàn)了士人對生命的一往深情�！秱�逝》中各條集中反映了士人生命光華孤燈來照的孤獨。王粲好驢鳴，王濟亦好驢鳴，在二人的喪禮中，來吊唁的好友以驢鳴為之送喪。顧榮好琴，張翰在吊唁他時鼓琴數(shù)曲，痛悼知己不存。王衍喪幼子，謂孩抱中物乃“情之所鐘”，哀毀萬分。荀粲喪妻，有“佳人難再得”的哀慟，數(shù)月之后亦亡。對生命的珍惜，對美的留念，正是在這樣一個亂世之中最深沉的體驗。

《世說新語》的編纂者是在對魏晉風度的歆羨之下，將士人光潔清朗、明潤照人的容止，優(yōu)雅從容、氣定神閑的韻度，暢達簡約、疏遠深奧的才理，真率自然、淡然超逸的性情，都蘊藉在其中。它像是一面能夠挽留光影的鏡子，保藏了鮮活的歷史，讓人開卷后不能自已，掩卷后遐想聯(lián)翩。讀之似乎不能饜足，于是南朝·梁朝劉孝標為之作注，將該書不載或者傳聞異辭的史料附益文中。從此以后，本文與注文一同穿越時光，流傳千古�！妒勒f新語》的誕生，確立了一種以記錄人物嘉言懿行為主的新文體“世說體”。后世文人受此影響，做了很多模仿之作，如唐王方慶《續(xù)世說新語》、劉肅《大唐新語》，宋王讜《唐語林》、孔平仲《續(xù)世說》、李垕《南北史續(xù)說》，元楊瑀《山居新語》，明王世貞《世說新語補》、李紹文《明世說新語》，清王晫《今世說》、章?lián)峁Α稘h世說》，近人易宗夔《新世說》等。

今人研究《世說新語》的成果很多，比較重要的整理著作有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楊勇《世說新語校箋》、龔斌《世說新語校釋》等書。余嘉錫的著作具有開創(chuàng)性，龔斌的著作帶有總結(jié)性，都比較好。本書精選《世說新語》最饒魏晉風流的條目201則，加以注釋，以便讀者嘗鼎一臠，得其滋味。關(guān)于注釋的具體體例，有以下幾條。

一、本書選文包括正文和梁朝劉孝標的注文，二者以大小字號區(qū)分。文字以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為底本，個別標點按照我們的理解做了調(diào)整。正文每則前都有一組阿拉伯數(shù)字編號，如“1.3”，“1”表示《世說》三十六門類之次序，“3”表示該則在此門類中的次序。

二、人名：在正文中首次出現(xiàn)且是主要的人物，若劉孝標已注，我們不再注釋；若劉孝標未注或注釋得不夠充分，我們補充注釋。主要內(nèi)容包括字號、籍貫、簡單的仕宦經(jīng)歷和簡要的評價。下文中再次出現(xiàn)時，出注僅標示“某篇某條已見”。

三、官職。我們酌情選取那些跟人物生平關(guān)系密切的重要官職作注。魏晉時期，是官制史變化的重要階段，情況比較復雜，尤其是一部分官職逐漸虛化，演變?yōu)闃s銜或品位，無實際的職掌，或者職掌的內(nèi)容難以考實。因此，注釋此項內(nèi)容時我們盡量貼近其所在時代的實際情況，務(wù)求簡約，不能肯定的，則只能闕疑。

四、本文注釋重要的詞語，旨在溝通上下文意。對詞語本身的意項類型，不做過多的說明；對相關(guān)的語法功能也不多牽涉。

五、重要而難解的語句，我們做總體的翻譯或者說明其意義。對于那些需要相應(yīng)語境才好理解，以及語句中包含著言外之意的情況，我們用“按”語的形式加以補充。

六、魏晉時期，門閥士族非常強調(diào)世系，重要的政治人物多出自高門士族。因此，本書最后附錄了魏、晉兩朝帝系簡表，五幅東晉政壇中重要士族的世系簡表，即（一）魏帝系簡表，（二）西晉帝系簡表，（三）東晉帝系簡表，（四）瑯邪王氏世系簡表，（五）太原晉陽王氏世系簡表，（六）潁川庾氏世系簡表，（七）譙國桓氏世系簡表，（八）陳郡謝氏世系簡表。又，編著者行文之中常以字號、官職、爵號、謚號、廟號等為代稱，故表中標注這些相關(guān)內(nèi)容，以便對照。

本書撰述過程中參考了諸多前彥時賢的論著，除上文提到的余嘉錫、徐震堮、楊勇、龔斌四位先生的著作外，還有朱鑄禹《世說新語匯校集注》，蔣凡、李笑野、白振奎評注《全評新注世說新語》，劉強《世說新語會評》，以及一些相關(guān)的學術(shù)論著。他們的著述為我們理解《世說新語》提供了重要的幫助。本書行文力求簡約，相關(guān)著述未能一一附注，在此一并表達我們的敬意和感謝。本書的寫作得益于我的老師袁濟喜教授和鐘仕倫教授的指導，書稿初成后，又承蒙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室的編輯老師反復商改、悉心編校，在此一并表示感謝。限于水平，書中不足之處，敬希大方之家不吝指正。

黎臻

于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