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說明
人民文學出版社自一九五一年成立起,就承擔起向中國讀者介紹優(yōu)秀外國文學作品的重任。一九五八年,中宣部指示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籌組編委會,組織朱光潛、馮至、戈寶權(quán)、葉水夫等三十余位外國文學權(quán)威專家,編選三套叢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外國古典文藝理論叢書”“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
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根據(jù)“一流的原著、一流的譯本、一流的譯者”的原則進行翻譯和出版工作。一九六四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成立,是中國外國文學的*高研究機構(gòu)。一九七八年,“外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更名為“外國文學名著叢書”,至二〇〇〇年完成。這是新中國第一套系統(tǒng)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大型叢書,是外國文學名著翻譯的奠基性工程,其作品之多、質(zhì)量之精、跨度之大,至今仍是中國外國文學出版史上之*,體現(xiàn)了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界、翻譯界和出版界的*高水平。
歷經(jīng)半個多世紀,“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在中國讀者中依然以系統(tǒng)性、權(quán)威性與普及性著稱,但由于時代久遠,許多圖書在市場上已難見蹤影,甚至成為收藏對象,稀缺品種更是一書難求。在中國讀者閱讀力持續(xù)增強的二十一世紀,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空前頻繁的新時代,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再度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合作,以“網(wǎng)羅精品,格高意遠,本色傳承”為出發(fā)點,優(yōu)中選優(yōu),推陳出新,出版新版“外國文學名著叢書”。
值此新版“外國文學名著叢書”面世之際,人民文學出版社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謹向為本叢書做出卓越貢獻的翻譯家們和熱愛外國文學名著的廣大讀者致以崇高敬意!
“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編委會
二〇一九年三月
譯本序
一八六二年秋,雨果流亡至蓋納西島,開始為一本醞釀中的小說記筆記;其后過了十年,于一八七二年冬動筆寫作,一八七四年二月出版,這就是著名的長篇小說《九三年》。
小說以一七九三年法國布列塔尼地區(qū)的旺代叛亂為題材,通過一支共和國軍隊與叛軍作戰(zhàn)的故事,再現(xiàn)了法國大革命急風暴雨時期驚心動魄的階級搏斗,熱情頌揚了共和國軍人勇敢無畏的犧牲精神,譴責了外國干涉者和反動貴族的復辟野心。
《九三年》是雨果*后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他的寫作藝術(shù)達到爐火純青地步的產(chǎn)物。這部小說已不再襲用浪漫主義的奇人、奇事、奇境的傳統(tǒng),而選擇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的題材。在藝術(shù)方法上,除保持鮮明、強烈的正反對照的浪漫主義特色外,還注意塑造了一些富有現(xiàn)實感的人物形象。在《九三年》中,浪漫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兩種藝術(shù)方法的融合,不僅豐富和擴大了作品的思想內(nèi)容,也大大增強了作品的藝術(shù)魅力。較之雨果的其他幾部長篇小說,《九三年》的篇幅比較短小,結(jié)構(gòu)卻更為緊湊,情節(jié)更為集中,筆力也尤見雄渾。一七九三年紛繁復雜的階級斗爭,竟在一部三十萬言的小說中得到生動的再現(xiàn),不能不讓人欽佩作家的宏大氣魄和藝術(shù)功力。加之作者是懷著革命激情來描繪這段歷史的,所以不僅寫出了當時階級斗爭的嚴酷,也寫出了革命的正義性和“九三年”恐怖手段的歷史必要性,尤其可貴的是把共和國士兵的思想覺悟及其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血肉聯(lián)系寫得十分真摯感人。這一點,在以法國大革命為題材的作品中,應當說是十分罕見的。
然而,雨果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的世界觀與一七九三年的革命原則不可能不產(chǎn)生沖突。在雨果看來,革命利益與人道原則常常是不一致的,他可以理解革命,卻接受不了革命的嚴峻現(xiàn)實。這種思想矛盾,構(gòu)成了他小說中尖銳的戲劇沖突。
朗特納克是旺代叛亂的組織者、領(lǐng)導者,是波旁王室和國內(nèi)外反動勢力寄予全部希望的人物。此人有才干、有魄力,在打擊革命力量和屠殺無辜方面毫不手軟。以致救助過他的泰爾馬克也覺悟到:“誰救了狼就害了羊!比欢旯麉s要讀者相信,這樣一個殺人如麻的反革命領(lǐng)袖,竟肯犧牲自己的生命和事業(yè),以換取三個農(nóng)民子女的生命。惟一的原因是母親的呼號在他心中點燃了人性的火花。他從即將使他脫險的暗道折回,返身進入烈焰騰空的碉堡,勇敢而鎮(zhèn)靜地救出了那三個孩子。這一英雄之舉在共和國士兵中引起一片歡呼,改變了這個反革命頭子在他們心目中的形象。當朗特納克侯爵威嚴地走下扶梯時,共和國的士兵竟敬畏地向后退縮,他們的將領(lǐng)也因之陷于無法自拔的苦惱。郭文明知釋放朗特納克意味著縱虎歸山,旺代將再度燃起戰(zhàn)火,生靈將再遭涂炭;然而從人道的觀念出發(fā),他不愿懲辦一個為援救三個兒童而犧牲自己的老者。在革命利益與人道原則的沖突中,人道占了上風,郭文終于放走了共和國*兇惡的敵人。
郭文是雨果的喉舌,雨果的社會理想、對人類前途的信念、對革命的感受,都借郭文的嘴加以抒發(fā),郭文的思想斗爭,反映了雨果自己的思想矛盾。在雨果思想上,人與人的敵對關(guān)系,是人性中的“惡”造成的,一旦“善”的天性被喚醒,惡魔也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雨果認為暴力不能降服敵人,只有人道的光輝才能戰(zhàn)勝邪惡、消除人與人之間的對立。雨果虛構(gòu)出侯爵救小孩的情節(jié),意在說明“童稚的天真”可以打敗“兇猛的心靈”,千軍萬馬所不能戰(zhàn)勝的,卻會被牙牙學語的兒童所戰(zhàn)勝。雨果試圖通過書中三個主要人物證明,“在王權(quán)之上,在革命之上,在人世一切問題之上,還有人心的無限仁慈……”;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由此出發(fā),朗特納克寧肯放棄他那個階級的復辟事業(yè)去救三個孩子;郭文置革命利益于不顧,甘心以自己的頭顱換取侯爵的生命;西穆爾登盡管是革命原則的化身,內(nèi)心卻愛郭文超過愛革命,郭文人頭落地,他隨即開槍自殺。
這三個主要人物的結(jié)局,在情理上令人頗難接受,在藝術(shù)上卻相當富有魅力,也許其他任何一種結(jié)局都不能產(chǎn)生這種結(jié)局所產(chǎn)生的強烈效果,而這正是所有浪漫主義作家所苦心追求的。試想如果侯爵逃之夭夭,或者逃跑未遂,被抓回來處死,較之現(xiàn)在的結(jié)尾都會顯得平淡,不能在讀者思想上引起大的波瀾。所以作為小說家的雨果,不管他的某些構(gòu)思是否違背了生活的真實,卻是為他自己的思想找到了*完美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從這一點來說,《九三年》當推雨果筆下*成功的藝術(shù)作品之一。
雨果于一八二年出生,一八八五年去世,幾乎生活了整整一個世紀。他經(jīng)歷了十九世紀所有重大的政治變革,他的數(shù)量驚人的創(chuàng)作分別打上了十九世紀法國各個不同歷史階段的印記。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詩人、小說家、戲劇家和熱情的社會活動家。作為文學家,雨果在文藝上不乏獨到的見解,他著名的《〈克倫威爾〉序言》,使他成為法國浪漫主義運動當之無愧的領(lǐng)袖人物;作為社會活動家,盡管他幾次三番改變自己的政治主張,卻一直在隨著時代潮流前進。他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后成為堅定的共和派,在第二帝國時期無畏地與拿破侖三世做斗爭;他曾為一八四八年六月起義的戰(zhàn)士伸張正義,曾經(jīng)開放他在布魯塞爾的住宅,給一八七一年被迫害的巴黎公社社員作避難所。盡管這并不意味著雨果理解和支持無產(chǎn)階級革命,他的這些行動只不過是出于對受迫害者的同情,只不過是實踐《九三年》中談到的“強者對弱者”“安全的人對遇難的人”應盡的“保護和救助的責任”,但無可否認的是,雨果對被壓迫者的同情完全出自一片至誠。他深信人道主義是拯救社會、改善人類處境的濟世良方。在這種信念推動下,他以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對那個奴役人、壓迫人、從精神上和肉體上摧殘人的社會提出了憤怒的抗議,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人民的心聲。他那些感人肺腑、音韻鏗鏘的詩歌、戲劇,以及以《悲慘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為代表的優(yōu)秀長篇小說,深深打動了兩個多世紀來眾多的讀者,使之在世界文壇上享有無可爭辯的不朽聲譽。
《九三年》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雨果創(chuàng)作生涯的終結(jié),也是他一生思想的概括和總結(jié)。這部小說集中了雨果思想中的積極因素與消極因素,深刻暴露了他的世界觀中長期得不到解決的矛盾;他用圓熟的藝術(shù)技巧、生動感人的藝術(shù)形象,為我們提供了一幅反映一七九三年法國國內(nèi)戰(zhàn)爭的圖畫,并把自己的思想體系作了*完美的表達。通過這部小說,我們不僅能嗅到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烈火硝煙,還能進一步體味這位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大師的創(chuàng)作思想和藝術(shù)特色。
艾珉
一九九二年九月
雨果(1802—1885),法國浪漫主義作家,十九世紀前期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領(lǐng)袖。 雨果幾乎經(jīng)歷了十九世紀法國的一切重大事變,1841年被選為法蘭西學院院士。一生寫過多部詩歌、小說、劇本、各種散文和文藝評論及政論文章。代表作有《巴黎圣母院》《悲慘世界》《九三年》《笑面人》等。
譯者簡介:
鄭永慧(1918—2012),原名鄭永泰。祖籍廣東香山(今中山),生于越南海防。1942年畢業(yè)于上海震旦大學法學院法律系。曾任教于震旦大學、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北京國際關(guān)系學院。譯作有《笑面人》《舒昂黨人》《驢皮記》《古物陳列室》《九三年》《娜娜》《蒙梭羅夫人》《我們的愛情》《梵蒂岡的地窖》等四十余部。